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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為什麼發生“黨锢之禍”?“賢臣”未必是忠臣!

東漢末年,黃巾起義攪動天下大亂,漢朝旋即進入豪強并起,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而在當時言論和後世諸多史冊中,大多認為發生于東漢桓帝和靈帝時的兩次黨锢之禍是傷及漢朝根基的原因。

東漢末年為什麼發生“黨锢之禍”?“賢臣”未必是忠臣!

黨锢之禍,指的是東漢皇帝為何打壓反對宦官的朝臣集團,以“黨人”罪名禁锢士人終身的舉措。那麼身為皇帝,為何要站在宦官一方,刻意打壓士人朝臣,最後落得個“親小人、遠賢臣”的曆史罵名呢?

東漢政治生态源于西漢,卻大不相同

要厘清東漢皇帝的政策動機,就必須先弄清楚縱觀整個東漢的豪族政治生态。要弄清東漢的政治生态,就不得不從西漢開始聊起。西漢武帝時期,經曆了文景之治後,國力大增。實力強大的西漢王朝旋即展開了反擊匈奴和開疆拓土的宏偉霸業,馴養戰馬、訓練精騎、打造軍械,并頻繁同東胡族系(當時已經分裂為鮮卑、烏桓等部)和西域諸國加強邦交。最終從武帝開始,以衛青、霍去病為開篇,揭開了百年漢匈戰争的最高潮。然而為了維持足夠的軍饷供給,西漢不可避免的加大了民間賦稅徭役。到了漢武帝晚年,社會沖突有所激化,皇帝是以釋出《輪台罪己诏》。賦稅的增加引發了農民人口的流失,難以容忍重賦稅的百姓不得不投奔由先秦時期貴族和“士”演化而來的世家,這造成了土地兼并嚴重和納稅人口的隐匿兩大惡果。

東漢末年為什麼發生“黨锢之禍”?“賢臣”未必是忠臣!

中央财政的枯竭引發新一輪增稅,如此惡性循環之下,世家豪族日益崛起。到了西漢末年,豪族代表王莽已經能夠左右朝政大局了。王莽篡漢建立新朝,随即就開始改制以變法,意圖擺脫豪族掣肘。但王莽新政觸動了豪族階層整體的利益,無益于背叛了扶持他上位的階級。更為重要的是,王莽想要解放依附于豪族名下的百姓,卻不知道在重農業稅的背景下,農民并不願意取得經濟獨立。最終王莽被豪族重新扶持的劉秀推翻了,東漢王朝從一開始就被豪族世家把持,并且将豪族政治生态一直貫穿到東漢滅亡為止。

皇權與豪族世家的争鬥

皇帝,乃天子也。更何況劉秀被豪族集團選中,一定原因是借助了先漢的大旗。是以東漢從一開始就面臨占據皇位的劉姓天子和占據朝堂的豪族世家之間的鬥争。東漢皇帝的權力,相較之西漢要渺小的多。更為要命的是,為了鞏固東漢王朝的根基,皇後之位通常均從豪族世家中選出,這就造成原本應當站在皇帝一方的外戚,不可能幫助皇帝加強皇權。

東漢末年為什麼發生“黨锢之禍”?“賢臣”未必是忠臣!

在東漢近兩百年的曆史中,建立了彪炳史冊的不世之功的名臣名将,大多集中于六大家族。他們分别是鄧禹家族(最顯赫家族)、耿弇家族(三代為将的鐵血巨族)、梁統家族(與東漢同壽的望族)、窦融家族(武将外戚頻出)、馬援家族(軍事巨族)和陰氏家族(頂級外戚世家),均為早年幫助劉秀奪取天下的從龍之臣後裔。不論文臣還是武将,不論前朝還是後宮,東漢的權力中樞都充斥着他們的身影。

“小人”宦官是如何上位的

東漢之前的中國曆史,雖然有宦官存在(不是太監,不閹身),但除了趙高特例之外,始終難以獲得極大的權勢。趙高掌權,根本原因還是因為皇帝的盲目信賴,東漢時期宦官的上位同樣如此。作為依附于皇帝的群體,得到皇帝支援是宦官權勢增大的先決條件。那麼東漢皇帝為何要扶持宦官呢?這其實就是為了同豪族世家争奪權力,加強皇權統治的需要。

東漢末年為什麼發生“黨锢之禍”?“賢臣”未必是忠臣!

漢光武帝劉秀,崛起于亂世之中,雖得豪族輔助,但自身嫡系實力和威望都很高。繼光武中興之後,開創明章之治的漢明帝、漢章帝等幾位君王同樣人望甚高。并且經曆王莽折騰和農民起義之後的世家豪族也在發展之中,彼此之間還可以互相制衡。但到了後面的東漢皇帝,越來越大的感受到了豪族世家對皇權的限制。是以需要尋求支援自己的人,來對抗豪族世家。外戚指望不了,底層群眾的知識水準又不夠(知識被豪族壟斷,紙張當時很貴),就隻能依靠完全依附于皇權的宦官群體了。正因為得到了皇帝的主動提拔,宦官的權勢才能日漸增長。

帝黨、外戚、宦官、世家

東漢末年為什麼發生“黨锢之禍”?“賢臣”未必是忠臣!

東漢中後期,外戚梁冀專權(梁統家族),扶持15歲的漢桓帝上位,因對朝臣皇帝驕橫無理,被成為“跋扈将軍”。成為皇帝的漢桓帝自然不願意被當作傀儡,于是在當了13年無實權的皇帝之後,從宦官之中挖掘出幾個心腹,歃血為盟,聯手做掉了梁冀。梁冀源于世家,但成為外戚并開始專權之後,對其他世家的态度并不好。然而當他倒台之後,面對宦官勢力的崛起,世家豪族之中的名士重臣,痛斥宦官掌權,意圖将權力重新收納到世家一邊來。漢桓帝迅速出手,指責這些人結黨營私,将他們抓捕或罷官,并規定永不錄用,這便是第一次黨锢之禍。然而當世家遭受重創之後,漢桓帝旋即收拾了曾幫助自己做掉梁冀的宦官,緩和了皇帝同世家的沖突,但卻并沒抛棄宦官。

東漢末年為什麼發生“黨锢之禍”?“賢臣”未必是忠臣!

“賢臣”最終變成了枭雄

東漢一朝,豪族世家始終掌握着輿論宣傳的權力,是以将宦官斥之為“小人”,卻标榜自己為“賢臣”。隻是東漢末年,氣候轉冷引發天下各處天災不斷,一時間民變四起。但在漢朝的朝堂上,各方勢力依舊勾心鬥角,外戚、宦官輪番坐鎮中樞,無暇管控民間疾苦。在這種背景之下,民間信仰與道家遁世學說合流,漸漸出現了太平道和天師道等教派,最終天師道(五鬥米教)割據漢中自立,太平道更是掀起了黃巾大起義,動搖天下。

東漢末年為什麼發生“黨锢之禍”?“賢臣”未必是忠臣!

中原闆蕩,漢室衰微,隻得寄希望于豪族世家,在地方上興兵勤王。但各地豪強世家卻借助動亂,紛紛招兵買馬,擴大地盤。曾經标榜自己是漢室“賢臣”的世家們,最終為了逐鹿中原,變成了漢末亂世的枭雄。

綜上所述,扒開東漢王朝的政治生态,我們會發現“黨锢之禍”源于皇帝打壓世家和加強皇權的需要,買官鬻爵更是由于世家經濟壟斷,減少了中央财政收入之後,皇帝的無奈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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