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論海派文化問題，必然涉及廣與狹、名與實、新與舊等問題，也必然涉及時代特點問題。
先看廣與狹，即廣義海派與狹義海派問題。
海派文化自近代形成以來，一直伴随着讨論。粗略回顧一下，大的讨論凡四次。這些讨論，從總體上看，是沿着從狹義海派到廣義海派的邏輯展開的。
第一次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戲劇界圍繞海派平劇的讨論。晚清末年，上海等地出現海派平劇，其表演特色頗引發了一些争議。1926年，《新聞報》刊發複旦大學馬凡鳥的文章《論聯彈非創自海派》，對海派平劇作了正面評價，認為海派平劇所采用的調子聯彈等表現手法，是平劇史上的一次進步，受到觀衆的熱烈歡迎，應當予以肯定。十年後，戲劇學家張庚發表《舊戲中的海派》，對海派平劇的藝術特點、社會反響作了系統梳理與清晰論述，認為海派平劇是一種新的市民戲劇，在戲劇史上是一個值得稱道的改變。
第二次，1933年至1934年，圍繞海派，争論再起，涉及的刊物至少有14家，文章至少有38篇。這次争論，後因全面抗戰爆發，兩地文化人的生活環境發生巨變而逐漸淡化，不了了之。
第三次，1947年至1948年，進步學者夏康農和楊晦等發表數篇文章，積極評價海派文化在近代中國的價值和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夏、楊等人已從文藝、文學界，聯系到新文化運動，擴充到整個城市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曆史傳統與文化特質，他們筆下所論述的海派文化，已相當于今天所說的上海城市文化。夏、楊學養均極豐厚，立場亦比較超然，所論比較公允。
第四次，是在改革開放以後的八十年代中後期，上海讨論城市發展戰略，思想文化界相應地讨論上海文化發展，提出“重振海派雄風”的問題，引發了對于海派文化持續數年的讨論。這次讨論，實質上延續了夏康農和楊晦的思路，所論海派，雖然對于文藝、文學等多所涉及，但已不限于此，而包括整個上海城市文化，諸如商業文化、市民文化、革命文化、左翼文化、紅色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等。
再看名與實的問題。
所謂城市文化，正像城市學家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一書中所展示的，是包括通過城市所展示的人類物質文明、制度文明與公德心在内的綜合彙聚體：“在城市這種地方，人類社會生活散射出來的一條條互不相同的光束，以及它所煥發出的光彩，都會在這裡彙集聚焦，最終凝聚成人類社會的效能和實際意義。”近代以來對海派文化的讨論，沿着藝術（美術、平劇）、文學，再後來擴充到整個城市文化，包括行為方式、價值觀念、審美情趣等各個方面，這是由狹義到廣義的合乎邏輯的自然延伸與擴充，因為無論藝術還是文學，其主體都是人，其行為都與人的價值觀念、審美情趣密不可分，其活動空間都是城市，與城市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及國際聯系密不可分。
從名實角度看，前面所述海派廣狹問題，實質上也是名實問題，因為無論廣義海派還是狹義海派，都是海派之名，隻不過是不同範圍之名而已。
2015年，上海“十三五”規劃指出，上海要“傳承中華文化精髓、吸收世界文化精華、弘揚海派文化品格，着力提升核心價值觀感召力、理論成果說服力、宣傳輿論影響力、文化産業競争力，基本建成國際文化大都市”。2017年，上海提出要打響“上海文化”品牌，“豐富的紅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是上海的寶貴資源，要用好用足”。這裡所說的“海派文化”，便是廣義的上海城市文化，也是從實質的層面上對海派文化的再定義。
以此定義來回溯近代關于海派文化的讨論，可以認為，近代海派文化之實，要遠遠大于美術界、戲劇界、文學界當時所讨論的具體的“海派”範圍，理所應當地包括當時上海人生産方式、生活方式、價值觀念與審美情趣，應當包括當時上海的商業文化、市民文化、革命文化、左翼文化、紅色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等在内。抗戰勝利以後，夏康農和楊晦等人之是以能夠跳出此前部分文化人所論“海派”的藩籬，正在于他們能夠以宏大的、長遠的眼光，追根溯源，由藝術、文學等觀念形态的文化擴充到産生此類文化的經濟基礎與城市特質，冷靜地、理性地思考海派的價值。這也是我們能夠在新時代順理成章地提出“弘揚海派文化品格”的底氣所在。
最後看新與舊的問題。
由于海派文化在近代有個得名、污名與正名的過程，是以，現在有些學者主張将海派文化分為舊海派與新海派，以示差別。其實，這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海派文化如同其他地域文化一樣，自有其時代性，包括斷裂性與連續性，自有其内在演變邏輯，不必人為地強加分隔。
近代海派文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中西文化廣泛、頻繁、密集交流，而哪一種文化都不占絕對優勢的文化态勢下，在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城市治理格局下，以流動性極大的移民人口為主體，以及基于以上諸因素所形成的上海社會自發秩序，以江南文化為底蘊，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一些元素，形成的上海城市文化。近代、當代上海城市所展現的開放、創新與包容的品格，在近代以前的廣大江南地區都已有豐富的、悠久的存在，近代上海移民人口八成以上是江南人。海派文化的底蘊就是江南文化。
1949年以後，上海城市經濟結構、社會結構與城市功能均發生巨變，特别是在國際兩大陣營冷戰态勢下，在高度計劃經濟體制下，上海與國際、國内的聯系方式、流通管道，上海城市發展的外部環境與動力機制，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近代意義上的“海派”已失去了原先存在的土壤，“海派”的聲音也歸于沉寂。但是，這并不等于海派文化全然消逝了，而是以另一種形式繼續存在。
比如，計劃經濟時代，上海高揚的“全國一盤棋”的口号，上海為國家做出的工業生産、科技創造、财政稅收等方面的突出貢獻，就展現了海派文化中的擔當精神。五十年代的西遷精神，六十年代的航天精神、兩彈一星精神中，也有海派文化的成份。近代上海廣為時人稱道的法治意識、契約意識，在計劃經濟時代，表現為上海大中型國有企業不折不扣地完成國家的生産計劃，表現為上海居委會等基層組織高度的執行力，表現為上海社會管理的高度有序。市民文化中的精緻品格，表現為在有限的物質條件下，盡可能生活得有品位，像市民自己制作家具、假領頭、半兩糧票等，是海派文化的長項，而不是短處。
改革開放後，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上海的開放傳統逐漸恢複，海派文化被賦予新的定義，也有了新的内涵。
任何城市文化都有時代性。對新時代的海派文化特點的歸納，需要處理好文化與精神或品格之間的關系。對于上海城市精神與城市品格，我們已經有了廣為人知、廣泛認可的概括，即“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的城市精神，與“開放、創新、包容”的城市品格。已經概括的上海城市精神與城市品格，是高度一緻的。城市文化與城市精神品格，是文與質的關系，是行為與靈魂、表象與實質的關系，文較質更為多樣、靈活，質較文更為核心、穩定。
針對新時代上海城市文化的特點，可以在城市精神特點之外，再強調三點，即擔當、精細與精緻。這些，在近代、計劃經濟時代的海派文化中，都有充分表現。在當下，再強調這些，有特殊的現實意義。強調擔當意識，意在突出上海代表國家參與世界競争，突出先行者、領頭羊的角色，也與近代上海建黨精神相呼應，與紅色文化相呼應；強調精細，意在突出上海城市管理之善，一網通辦，一網統管，抗擊新冠肺炎成就顯著，地鐵、空港管理卓越，這些都是精細的表現；強調精緻，意在凸顯上海環境優美，生活有品質，社群有溫度，建築可閱讀，宜居、宜業、宜遊。
作者：熊月之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市文史館研究館員
編輯：陳韶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