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是中國曆史上最會打仗的皇帝之一，就連成吉思汗對他也很贊許，稱：“欲安邦定國者，必悉唐宗兵法。”今天的人們讀曆史會發現這樣一個現實，即是漢代人與匈奴打了那麼多年的仗，打得國庫空虛、人民疲憊，也沒能完全徹底地消滅匈奴，但唐朝就不一樣了，唐滅東突厥分明是一件十分輕松與容易的事情。
為什麼呢？除了諸多客觀的原因，在主觀方面，應該看到作為唐朝的皇帝，各個方面的最高上司人，李世民這個人善于總結和學習，而這恰恰成了他立于不敗之地，完勝東突厥的最為重要的原因。
細心的人們總會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即是漢武帝發起對匈奴的戰争之後，把進攻的時間都放在每年的春秋兩季，這讓匈奴人非常害怕。原因是這個時候他們的牲畜總是生産的，一些生産下來不久的牲畜走不動路，不好轉移，而母體也是非常虛弱的。匈奴人長于遊擊與躲避，這時，他們不但不想打仗，遊擊不成，而且躲避起來也是行動遲緩的。對此，《漢書》有段記載非常有趣：
“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惰殰，罷極苦之。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
這段話用今天的大白話來說就是漢武帝在世的時候，漢軍窮追匈奴二十餘年，緻使很多匈奴女人，還有大肚子的牛羊，都流産了，簡直是辛苦極了。是以，匈奴自單于以下，都希望和漢朝重新和親，結束戰争狀态。
匈奴人想和親的說法應該是真實的，但和親了能不能結束戰争卻是一個問題。原因是草原上的人們生産生活方式單一，若遇天災更顯脆弱，沒吃沒喝時，照樣會來到中原搶劫。對于當時的中原王朝來說，天氣越冷，邊疆就會越危險，就是這麼個道理。漢朝的正是看透了這一點，才對匈奴人窮追猛打了好多年，而且也打着了他們的軟肋。
有意思的是，女人為什麼會怕呢，人不像牛羊，可以擇時而生，躲過那個時段也就是了。但對匈奴人來說，這一點永遠做不到，一方面，因為打仗迫切需要發展人口，女人們能懷孕就是天大的功勞，是以便是能懷就懷，根本顧及不到時間問題；另一方面，對于遊牧民族來說，每年秋天，人閑了，過冬的食物貯備了下來，生活條件會更好一些，精力旺盛了，女人們就容易懷孕，而若按時間推下去，生活正好在第二年的秋天。是以，這個時候打仗對她們來說是非常苦的，“惰殰”也便成為常見現象。
漢朝人的做法，被李世民看到了，在唐滅東突厥之戰時給用上了。當時，突厥人很牛，兵強馬壯，唐朝人總是讨好他們，但他們似乎并不在意唐朝的讨好，總是趁着唐朝政權還沒完全穩固下來，制造點摩擦，甚至發動戰争。渭水會盟後，唐太宗為徹底解除突厥威脅，采取一系列政治、經濟措施以增強國力，在軍事上積極備戰。他一反前朝不許臣下帶武器上殿的規定，每天引數百士卒在顯德殿習武射箭，很快培養出一支能征善戰的精銳部隊。同時，讓部隊進駐到了今天甯夏與内蒙古西部一帶的邊境地區，準備要打仗了。
說來也巧，就是在這一年，突厥發生了雪災，民疲畜瘦，很多羊、馬被凍死、餓死，再加上連年征戰以及内部管理機制出了問題，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羅諸部亦趁機群起反抗，共推薛延陀首領夷男為真珠可汗，并接受唐王朝冊封；東突厥次汗突利可汗因長期受颉利可汗壓制排擠，也暗中與唐聯絡，表示願意歸附。
這時，唐反擊突厥的條件已經成熟。但是，李世民并沒有貿然出兵，一直在等。十一月時，突厥人日子過不下去了，來到今甘肅酒泉一帶虜掠，李世民下令那裡的守将堅壁清野，利用城池阻擋突厥騎兵，最終使突厥人無功而返。應該說，在突厥人離去的背景裡，唐軍動手是絕佳的機會，但李世民仍然按兵不動，還要等。直到年底才将10餘萬大軍皆受李靖節度，分6路反擊突厥。
李靖打這個仗到了630年正月，他突襲定襄、夜襲陰山，千裡邊防全面發動攻擊，突厥軍四處潰散，被殲萬餘人，被俘男女10餘萬。颉利可汗在陰山被擊敗後，倉皇由雲中向西逃竄，意圖投奔吐谷渾國王慕容伏允或高昌國王麴文泰。在半路上，部将大多叛逃。其子疊羅施也與他走散。不久，身邊隻剩下數十騎兵的颉利可汗迎頭撞上了李道宗的大同軍。一番激戰後，唐将張寶相将颉利可汗擒獲。
仗打完，正好是三月，按照一年四季的區分，整個戰争都在春天進行，春天結束東突厥汗國也便滅亡了。唐太宗将突厥人“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安置在了邊疆地區，實行“自治”，另有近1萬戶被遷居京城長安。這與《漢書》裡記載的“孕重惰殰，罷極苦之”相比，突厥人還沒來及感受戰争之苦，一切便已結束，而這也恰恰是唐太宗最高明的地方——學習的成果——似乎還有“長痛不如短痛”的仁慈。都說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在對東突厥人的作戰裡，唐太宗的表現在于前人的基礎上近于完美。
對此，我們想要說的是，戰争一定是有規律可循的，尤其是曆史是對待北方民族的戰争，能否決勝，關鍵不在于戰争本身，而是對其生産生活方式的洞察與熟知，更多來自生活的規律和生活本身。此時，再回首成吉思汗贊許唐太宗的那句話，分明有了言外之音——治國者，須先學會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