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錢穆在《中國曆史精神》一書中寫道：“中國是一個門戶洞開的國家，本就無關可閉，東南是大海，西邊是崇山峻嶺，北方卻是一片遼闊的草原。在這一條綿長的邊疆上，中國不僅門戶洞開，而且藩籬盡撤。”這一論述，有力地駁斥了“中華文明傳承下來是靠地利”的說法。
雖然秦漢匈奴，魏晉南北北韓卑，宋明契丹蒙古和女真的存在，時刻威脅着中原王朝，讓中華文明的傳承飽經磨難，再度證明中國曆史上對外防禦是何等艱巨，但在另一方面卻又帶來一個疑問：從秦漢到明清，在2000多年時間裡，為何遊牧民族的社會幾乎沒什麼變化？
按照西方對文明的四項标準，即城市、文字、青銅、神廟和祭壇！
這一标準是西方産物，盡管不夠準确，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說明問題。如果以此觀之，除了神廟和祭壇，那麼北方遊牧民族是什麼情況呢？
首先看城市，根據文獻和考古發現可知，直到魏晉時期，北方草原上才出現第一座城市，此前我們熟知的匈奴“龍城”，其實準确的應該是“龍庭”，可以随時搬遷移動，相當于帳篷組成的一座都城。是以，所謂“龍庭”隻是部落極少數貴族的居所，并不完全具備我們熟知的城市意義。
其次看文字，北方遊牧民族的文字，最早出現于突厥時代。但突厥文大部分源于阿拉米字母，一部分來自突厥的氏族或部族标志，還有一些是表意符号。實際上，北方遊牧民族文字概念很少，直到崛起之後才會匆忙建立文字，比如成吉思汗在13世紀初命人創立文字，尤其是北宋女真和明朝女真，中間女真衰落之後文字也出現丢失，努爾哈赤崛起之後才再度建立女真文字。
第三看青銅，漢唐之際，青銅已被淘汰，世界開啟鐵器時代，是以重點講述鐵器情況。根據考古發現可知，匈奴已經能夠煉鐵，但主要供應貴族或少量精銳使用，絕大多數匈奴人還是使用骨箭等。到了2000多年之後，北方遊牧民族還是如此，比如明朝将鐵器列為貿易禁品，就反映了當時遊牧民族嚴重缺少鐵器的事實。努爾哈赤崛起，與賣國商人有關，自身不具備大規模生産鐵器的能力。
客觀的說，無論是匈奴、鮮卑、突厥，還是契丹、蒙古、女真等，在社會制度、生産方式、科技發明、文化繁榮、城市建設等進步方面，2000多年來都幾乎不值一提，幾乎沒有進化出值得一提的文明。
明朝時期的女真社會，與2000年前的肅慎幾乎一樣，沒有什麼太大改變。
甚至，還有一個現象值得深思，女真曾經滅掉遼國和北宋，一度漢化擁有不錯的文明，但蒙古滅金之後，女真卻又迅速退化。與女真一樣的還有蒙古，曾經建立人類古代史上最龐大帝國的蒙古人，卻在元朝覆滅之後立即退化。
那麼，為何2000多年來停步不前呢？需要注意的是，中原王朝的停步不前，與自身相對其他地區更發達有關，換言之相比周邊區域，中原已經幾乎是“最發達”的社會，而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王朝相比明顯落後，為何他們沒有想過改變和追趕呢？
筆者認為，主要有四個原因值得深思！
一，缺少底蘊和曆史傳承，中國有記載曆史的傳統，所謂“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可以從曆史上找到原因，但北方遊牧民族卻缺乏曆史，往往在一兩個豪傑帶領之下突然興起，但很快就又衰落，就如古人總結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根源在于缺少對經驗教訓的總結。我們個人不總結也會如此。
二，生活方式存在的問題，北方遊牧民族逐草而居，不停的尋找放牧之所，很難形成城市以及城市文明。對牧民而言，牛羊就是他們的田地，生存的依靠，是以為了牛羊，就不得不逐草而居，很難固定下來，是以2000多年來，一直無法改變這種生活方式。
三，生存環境極端的惡劣，因為北方環境問題，導緻産出很少，甚至連勉強糊口都無法做到，在這種生活方式之下，隻能一代又一代的勉強延續，隻能不停的“與天鬥、與地鬥”，很難去思考社會進步的問題。所謂“倉禀實才會知禮儀”，這是需要經濟基礎的。
四，發展思路存在的問題，因為生存環境差、暫時又無法改變生活方式，是以為了生存下去，認為就隻有一條路：南下搶劫。從匈奴到女真，一直這麼做，已經成了固有的思路，而不是想辦法自力更生。當有這麼一條最簡單的辦法在時，還何必辛苦的自力更生？
西方學者有一個觀點，認為俄羅斯曾經也是“蠻族”，但經過教化之後，卻信了基督教，至少讓這個蠻族變得不再那麼野蠻，進而改變了歐洲形勢，讓歐洲得以平靜發展。
雖然觀點值得商榷，但卻值得深思，因為如果北方遊牧民族信奉儒家思想的話，那麼還會有曆史上那麼多慘烈事件發生嗎？一旦沒了遊牧民族多次南下入侵，中原王朝就可能走上另一條輝煌之路吧。但遺憾的是，古代儒家學者缺少這一宏大志向，隻在中原折騰窩裡鬥，卻不敢真正用儒家思想去教化“蠻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