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西北地區陸上絲綢之路最早應該是怎樣的走向，我們不希望古籍說話，我們讓文物說話。
第一件文物：銀壺。
這件文物出土于青海省大通縣上孫家寨遺址。有的人把它叫做“帕提亞波斯風格的銀壺”。 帕提亞一般指帕提亞帝國。建于公元前247年，開國君主為阿爾撒息。公元226年被薩珊波斯代替。全盛時期的安息帝國疆域西達小亞細亞東南的幼發拉底河，東抵阿姆河。安息帝國位于羅馬帝國與漢朝中國之間的絲綢之路上，成為了商貿中心，與漢朝、羅馬、貴霜帝國并列為當時亞歐四大強國之一。
上孫家寨遺址是古文化遺址。位于大通縣後子河鄉上孫家寨西北。是一處面積較大内涵十分豐富的古文化遺存，包括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約文化以及漢、魏、晉時期的居住遺址和葬地。1973—1983年先後在這裡發掘清理不同時期墓葬1295座及居住遺址數處。著名的舞蹈紋彩陶盆、漢匈奴歸義親漢長印等文物即出土于該遺址中。卡約文化上孫類型也是以該遺址中的卡約文化墓葬中一些帶有唐汪式陶器的墓葬内涵為代表而命名的。
上孫家寨發掘的漢晉時期墓葬有182座之多，其時間跨度從西漢昭宣時期到西晉初年，曆時三百多年。這件文物出土于墓群乙區第3号墓中，是一座時代為晉時期的盧水胡首領的墓葬。形制為直口、長頸、鼓腹、平底，一側帶有單耳，在器物的口、腹、底部有三組錯金紋帶，口飾鈎紋、底飾三角紋，腹部紋帶由六朵不同形狀的花朵組成。被斷定為今叙利亞一帶的羅馬時期的制品，是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産物。
第二件文物：銀盤。
這件文物出土比較簡單，是1988年7月19日，家住靖遠縣北灘鄉北山村北山社東街的農民許立會，在建房挖地基時發現的。北灘鄉（現為鎮），隸屬于甘肅省白銀市靖遠縣，地處靖遠縣東北部，東接甯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三眼井鄉，東南與東升鄉接壤，南連平川區王家山鎮、水泉鎮，西毗永新鄉，北鄰甯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香山鄉，行政區域總面積542.03平方千米。從這裡經永新鄉、興隆鄉過黃河就可到達景泰縣五佛鄉，再向西就是河西走廊了。這一帶是“絲綢之路”進入河西走廊的北道要隘，從西漢到隋唐，中外商旅、使者絡繹不絕。
銀盤直徑31厘米。原是鎏金，現大部分已脫落。盤内滿飾浮雕花紋，分三圈置列。外圈飾互相鈎聯的葡萄卷草紋，其間栖有小鳥等小動物。中間一圈浮雕古希臘奧林匹司十二神的頭像，每個頭像左側各有一隻動物。盤中央是手執權杖的酒神，是銀盤的主題花紋。
銀盤被稱作“東羅馬神人紋鎏金銀盤”，現為國家一級文物，屬甘肅省博物館外展率較高的珍貴藏品。底部有點狀銘刻文字一行，有的學者說是婆羅米文或怯盧文，更多的學者說是大夏文，系大夏貴霜時代即已使用的希臘字母草寫體。對銘文的解讀，諸家見解不一。但大家卻有一個共同的認識，此盤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實物見證。
甘肅省博物館将銀盤的年代定為東羅馬時代，約相當于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東羅馬帝國前期與中國保持友好往來，據《魏書》記載，東羅馬帝國曾三次派使團通路過北魏。也許這隻銀盤就是當時東羅馬使者遺留在黃河古渡的貢品，也可能是那個時代西方商旅攜帶的交換物。
第三件文物：銀壺。
這件文物非常有名。那是1983年的秋天，考古學家們在調查中發現了位于固原南郊的一座帶有壁畫的大型貴族墓。通過墓志記載，确認墓主人是北周時期的柱國大将軍李賢和其妻吳輝。打開墓葬以後，令考古學家們興奮異常。不僅墓壁上繪有描繪主人生前場景的壁畫，而且出土了三件顯然是舶來品的珍貴文物，其中就有本篇的主角——鎏金銀壺。
銀壺整體造型别具一格，著名考古學家宿白先生研究認為是波斯薩珊王朝的文物。讀者看了這件文物，也會發現這不是中國本土的文物，而是具有典型的異域風格。它是由鴨嘴形的流、細長的頸、上立胡人之弧形的把、玉壺春瓶似的腹和喇叭形的座結合而成的穩健、奇特的造型。再看如珍珠般凸起的三周連珠紋所展現出的富麗堂皇的裝飾，最後您的視線會定格在腹部的三組人物圖案上，甚至使你忽略了銀壺表面金色的光芒。
銀壺現藏于固原博物館，是固原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壺體通高37.5厘米，最大腹頸12.8厘米，重1.5公斤。鴨嘴細頸，上腹細長下腹圓鼓，高圈足座，單把，壺把上鑄成一深目高鼻帶盔形帽的人頭像。頸腹高座束腹處和底座邊緣各飾聯珠紋一周，壺腹下部用細線雕一周水波紋，水波中有兩隻怪獸相向追逐一條魚，魚尾甩出水面。壺身腹部突起着3組6人男女圖像，一組為裸體，以表現英俊戰士得到女子愛慕情景。
銀壺造型别緻精美，屬波斯薩珊王朝手工藝精品，但與薩珊同類器物不同，具有濃厚的羅馬風格。距今已有1500年的曆史，精湛的手工藝技術具有典型的波斯薩珊王朝風格，但主題圖案描繪的卻是古希臘神話故事。
固原市位于甯夏回族自治區南部的六盤山地區。東部與甘肅省慶陽市、平涼市為鄰，南與平涼市相連，西部與甘肅省白銀市相連，北部與中衛市、吳忠市接壤。總面積10541.4平方公裡。處于西安、蘭州、銀川三個省會城市構成的三角地帶中心，距西安、蘭州、銀川均為330公裡左右，是甯南區域中心城市。也可以從這裡直接由甘肅靖遠至河西走廊，亦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的一段。
這三件文物似乎在向人們講述着這樣一條絲路線路，即由青海西甯至甘肅靖遠、甯夏固原最終到達陝西西安的線路。而起點的青海西甯（河湟地區）似乎還在告訴人們這樣一個事實，即：古代絲路可以不通過河西走廊來完成文化的交流與商品的貿易，也就是說，從青海東部河湟地區出發，沿着青海湖南北兩側，向西經過海西州地區的都蘭、烏蘭和德令哈，然後通過柴達木盆地的南北緣到達新疆南部，在且末和若羌與新疆的絲綢之路交通網絡相接。
我們這麼說，并沒有否定河西走廊對于絲綢之路重要性的意思，而是為了強調青藏高原應是絲綢之路不被忽視的一環。在今天，很多被稱為“絲綢之路”的交通路線圖，都繞開了青藏高原，把整個青藏高原被看作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就像青藏高原所具有的地理特征一樣，被隔絕在人類第三極的孤獨世界裡。但事實并不是這樣的。為此，我們再來看兩座遺址。
一是我們前文中提到的卡約文化遺址。卡約文化是青海省古代各種文化遺址中數量最多、分布範圍最廣的一種土著文化。東起甘青交界處的黃河、湟水兩岸，西至青海湖周圍，北達祁連山麓，南至阿尼瑪卿山以北的廣大地區均有分布。湟水中遊的西甯盆地，遺址最為密集，顯然是其分布的中心地帶。是中國西北地區的青銅時代文化。因發現于青海湟中卡約村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甘肅省境内黃河沿岸及其支流湟水流域。
卡約文化遺址出土文物除各種生活用具陶器外，生産工具有大量石制的刀、斧、镞、臼、杵、錘，骨制的镞、鏟、錐和銅制的刀、斧、鑿、鐮、镞等。還發現糧食（粟和麥類）和較多的牛、羊、馬、狗等家畜骨骼。根據這些文化遺物，可以對當時人們生産和生活狀況作一些分析和研究，勾畫出一幅大緻輪廓：
當時人們大體上過着以定居農業為主，畜牧業占有很大比重，狩獵和采集活動也是生活來源的重要補充的經濟生活。當然這種經濟生活構成在如此廣闊和自然條件差別很大的地域内，不會是完全相同的。一些适于農業生産的黃土河谷地帶，農業生産的比重自然會占得大些；在一些林木茂盛、水草豐美的地方，畜牧業和狩獵經濟的成份就占主導地位，甚至還有遊牧經濟的形式存在。這些情況在墓葬中常常有一些有趣的反映。
卡約文化是青海地區的一種土著文化，但也不是沒有外來的文化因素，在湟源縣發現的大華中莊卡約文化墓地中，曾經出土過一些造像特殊的青銅器，在采集到的青銅人面飾上，橫杆的上方飾有四個人面，有的僅有頭部，有的延伸到頸部，其造像都為“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這和我們前文中說到的“帕提亞波斯風格的銀壺”，一起述說着當年人們在絲路上的文化經貿互動。
二是都蘭古墓。其地處柴達木盆地東南端的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蘭縣，曆史上曾是吐谷渾(TuYuHun)古王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驿址。在這片方圓2萬多平方公裡的土地上已發現上千座至少有1500年曆史的古墓。考古工作者通過發掘、研究，解讀了許多曆史懸疑，認為這些墓葬是研究中國西北民族史、中西交通史及柴達木盆地環境演變史的寶藏。
都蘭古墓坐北向南，高33米、東西長55米、南北寬37米的大墓，從正面看像一個“金”字，是以有“東方金字塔”之 稱。大墓背後的兩條山脈分别從東、西綿延過來，如同兩條巨龍，大墓則像兩條山脈之間的一顆寶珠，構成“二龍戲珠”之勢。墓堆下有用泥石混合夯成的圍牆，上面每隔1米左右，便有一層排列整齊、粗細一般的柏木，整座墓葬共有9層，當地農牧民群衆也是以稱它為“九層妖樓”。
但很可惜，都蘭古墓群在很早以前就屢遭盜掘，經過考古隊調查，古墓群被盜時間最早是在清朝，至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更加猖狂，最有名的是馬步芳的一位韓姓部下公開挖墓事件。馬步芳在1940年設柴達木墾農督辦一職，韓姓部下獲得這一美差，派出一個工兵營駐紮都蘭，把古墓都翻了底朝天，掘出财寶無數。據說，工兵營撤退的時候放火燒了，被掘的古墓燒了幾天幾夜，濃煙滾滾。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考古人員發掘時發現，在古墓第二層的陪葬墓中，有大量被火燒過的痕迹。據當地牧民說，這應該就是馬步芳盜掘并焚燒後留下的。
所幸的是，盜掘者盜走的大多是些金銀器，一些比金銀器更貴重的文物最終還是被保留了下來。最值得一提的是，都蘭吐谷渾墓出土的絲綢品種之全、圖案之精美、時間跨度之長在國内考古發現中均居榜首。考古工作者已經在這裡發現絲綢350多件，130餘種。在這些絲綢殘片中，有112種為中原漢地制造，18種為中亞、西亞所制造。其中一塊波斯人使用的缽羅婆文字錦是世界上發現的唯一一塊确認的8世紀波斯文字錦。
都蘭古墓大量絲綢制品和其他文物的出土證明，從青海西甯經都蘭，穿越柴達木盆地，至甘肅的敦煌，是公元6世紀到9世紀前半葉古代絲綢之路的一段重要幹線。青海絲綢之路在1500年前的繁榮程度不亞于人們熟知的新疆－河西走廊－長安絲綢之路，是唐代絲綢之路最繁榮的幹道之一。
這就是說，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雖然重要，也有足夠的綠洲驿站保障絲路暢通，但有時人們也可以不經過河西走廊完成商品的貿易與文化的互動交流。吐谷（yù）渾（公元313年—公元663年），亦稱吐渾，慕容氏，西北遊牧民族慕容吐谷渾所建國名。本為内蒙鮮卑慕容部的一支，藏族人民稱之為阿柴，本發源于内蒙的西拉木倫河（今内蒙古赤峰市）。是西晉至唐朝時期位于祁連山脈和青海的黃河上遊谷地以及涼州的一個邦國。
在曆史上，吐谷渾民族相對文明，善于貿易，都蘭古墓中還出土了南北朝青瓷蓮花尊。青瓷是南北朝時期名貴的器物，這件青瓷蓮花尊器形碩大、紋飾精美，層層蓮花折射出熠熠青輝，與青海地區出土的大量漢代文物一起說明了中華文物在多元中的一脈相承，而這裡發掘出的東羅馬金币、波斯銀币以及絲綢物品，則證明了這個地區曾經的繁榮。
比吐谷渾民族更早的是羌是戎，考古學家根據放射性碳14測定，卡約文化距今約3000年左右，相當于中原的西周時期。至漢，青海這個以羌人為主的聚居區，開始有一部分匈奴、月氏人雜居其間，漢武帝時期，漢的勢力開始進入到青海地區，東漢時随着平定羌人戰争的擴大，終兩漢之世，在青海形成多胡、漢多民族雜處的格局。而同一時期的河西走廊也基本接近于這一人居格局，但在此前新疆－河西走廊－長安絲綢之路，為什麼就沒有被單獨放大和呈現出來呢？
我們分析這裡面的原因無非有兩點：1.在古人的概念裡，河西地區包括着河湟地區，也就是說，不管是從柴達木盆地至河湟地區還是通過河西走廊至河湟地區，目的地都是一樣的——河西地區（河湟地區）。是以，柴達木盆地的線路與河西走廊的線路是同等重要的，不過是自然地理的角度來說，不過是一條好走，一條難走而已。2.當時青海高原上的羌族部落可能沒有完全控制河西走廊。在我國有确切文字記載的曆史中，河西走廊最早的居民應該是以月氏人為主的，他們還在那裡建立了小小的城邦，後來被匈奴人趕走了。這個小小的城邦，也可能是在當時，河西走廊線路價值完全不能得到展現的原因之一，那就是在商品的貿易中要雁過拔毛。這和張骞去西域，在河西走廊被匈奴人捉住，後逃脫至中亞傳回時選擇青海高原上的線路，道理是一樣的。是以，月氏人也可能是匈奴人之前，絲路貿易道路上的一個障礙存在。
還有一件事也很能說明問題，那就是當年讓部下盜掘都蘭古墓的馬步芳，民國中後期已經不滿足做青海土皇帝，想做“西北王”，于是修公路便成為他擴張的首要任務。為了實作這一目标他下令，強行讓有18-45歲男性的家庭至少出一個人，用此方法馬步芳征集了一萬九千人的壯丁，修通了甘青、青新、青藏和康青4條公路。把河湟地區的西甯變成了一個交通樞紐。當時，馬步芳已經占據了河西走廊，但他還是要在青海修西甯至新疆的公路，顯然，他是想不經過甘肅，就能實作青海與新疆的聯通。
事實是曆史上，在河西走廊受阻時，人們都會通過青海與新疆取得聯系，青海高原上從河湟地區出發，沿着青海湖南北兩側，向西經過海西州地區的都蘭、烏蘭和德令哈，然後通過柴達木盆地的南北緣到達新疆南部的這條線，一直都沒有被棄用過。如宋朝時，西夏占據了河西走廊，當時西域的喀喇汗王朝就是通過這條路與中原王朝進行貿易的。11世紀初期，喀喇汗王朝在滅亡佛國于阗之後，開始以于阗的名義與北宋進行貿易往來。至11世紀30年代以西夏攻占河西走廊為标志，西夏開始介入到宋與喀喇汗王朝之間的貿易活動。在這個過程中，西夏同樣扮演了雁過拔毛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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