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明太祖第四子，明朝第三位皇帝，年号永樂，故後人稱其為永樂帝、永樂大帝等。
在位時，明成祖對外五次親征蒙古，收複安南，并于東北設奴兒幹都司，在西北置哈密衛，在西南置大古刺、底馬撒、底兀刺等宣慰司，又設貴州承宣布政使司，鞏固了南北邊防，維護了中國版圖的完整；多次派鄭和下西洋，加強了中外友好往來，加強對南海的經營；還命人編修《永樂大典》，疏浚大運河。為加強對北方和東北地區的控制，永樂十九年（1421年）遷都北京 。在他統治期間明朝經濟繁榮、國力強盛，文治武功都有了很大提升，史稱永樂盛世。
“堡”作為一個軍事機關的建制，于永樂年間最先于甯夏試行。這在今天的甯夏大地上留下了一串串帶“堡”的地名。而明成祖的這項“發明”，為當時甯夏軍隊自給、屯田固邊起了一重要的作用。
一、最早的堡子
今天，面對那一道黃土築就的高牆，有誰還能想到先輩們進行的生命躲藏？但那殘垣斷壁間空留的地名中，分明還有些許歲月風塵的刀傷，可以留下來讓人在淡遠的疼痛中悠長懷念。堡子，它的出現像一釘子，讓人們在賊盜與侵略面前有了有一種類似于“根”的反抗，總連接配接或者粘連着一種讓人說也說不清的情懷。
活着，因為堡子牽挂得更多。
最早的堡子叫塢壁，因為防禦而修建的小城堡，是起源于漢代的一種住宅形制，即平地建塢，圍牆環繞，前後開門，塢内建望樓，四隅建角樓，略如城制。
那時，堡子屬于有錢人的專利。
《中國建築史》（潘谷西，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9年）：“塢主多為豪強地主，借助塢壁加強防禦，組織私家武裝。到黃巾大起義時，著名的塢壁有許褚壁、白超壘（塢）、合水塢、檀山塢、白馬塢、百（柏）谷塢等等。”
有了堡子，人們面對賊盜便可就地組織防禦，不再像浮萍一樣漫山遍野、風裡雨裡，拖兒帶女地逃命了。
《後漢書》卷33記載了一個大家族“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辄奮厲其衆，引強持滿以拒之”的故事，學者們由此斷定塢壁早在漢代就已出現，并在衆多的史料裡推斷出塢壁的分布範圍極廣，不限于中原或漢族地區。
《魏書》卷114：“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寺塔”；《晉書》卷100：“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在戰亂的年代，那些個堡子就像一棵棵互相守望卻又孤獨無比的樹，在曠野地裡迎接着風吹雨打，完成了自身對于生命的詠歎。
徐盛，三國時吳國名将，曹丕大舉攻吳，吳國依徐盛的建議在建業外圍築上圍牆，曹丕被迫退走。黃武年間，徐盛病逝，被《三國志》作者陳壽盛贊為“江表之虎臣”。
這裡就有堡子的影子。
徐嵩，徐盛的兒子，十六國時期前秦官員，前秦國主苻堅很是賞識他。當堅守的堡壘被攻陷時，敵人斬他為三截，頭骨還被塗上漆當成了便盆。《晉書》115：及壘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苌罪應萬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内外，位為列将，無犬馬識養之誠，首為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苌于地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為便器。
又是一個關于堡子的血淋淋的故事。
堡子或塢壁，中國古代具有圍牆的防禦建築。史載，漢武帝時，為防禦匈奴，在西北及北方邊塞上築有大量塢壁。邊塞的塢壁是一種較城、障為小的防禦工事(有時大于小障)，築在亭、隧的外圍。 塢有時分為内塢與外塢，均有出入口，置門戶，有卒守把。塢内有屯兵和居人的房舍。登亭、隧有稱為塢陛的台階。塢上并可舉烽 。
史籍裡的文字，無不透露着生命的氣息。2000多年前，那不知道是誰人舉起的烽也可能在2000多年後今天的某個傷感多愁的夜晚，将我們中間的某一個人的臉龐照亮、心靈溫暖。
未曾有過地方豪強的經曆，但此刻感覺自己仿佛行走在他們2000年前營建的“莊院”裡，周圍為高牆，門上有門樓，四角有角樓；門樓、角樓和樓橹乃至牆垣高處開有镃望孔或射孔。大門有衛士把守。塢内是塢主居所、衛士和奴婢仆隸樂隊等的居處，還有倉廪、手工業作坊等。
隻想輕輕地喚一聲那衛士或奴婢，喚來一段前世沒有經曆過的緣。
二、皇帝的發明
《明太祖實錄》卷33中說，永樂二年八月，明成祖命甯夏總兵何福：“甯夏多屯所，虜卒至恐各屯先受掠，故可在四五屯内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周浚濠，廣丈五尺，深則廣之半；築土城約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旁近周圍四五屯辎重糧草皆于此。無警則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從八門入土城固守，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掠。”
一屯約一百戶人，是屯軍的一種組織機關。這段話的意思很明白，在四五百戶人的這麼一個地盤上，找一個有水草的地方，修上土城（堡子），把糧草辎重都放在堡子裡，沒事兒了大家各種的地、各放各的羊，一旦有事，把大家都集中在堡子固守，等待援兵，讓賊寇搶不到東西。這實際上也是一個堅壁清野的政策。
随後，明成祖又派朝廷官員來檢查這項政策的落實情況，強調“每小屯五七所，或四五所，擇近便地築一大堡，環以土城，高七八尺或一二丈，城八門；圍以壕塹，闊一丈或四五尺，深與闊等，集各屯糧刍于内。其小屯則日引糧食，有警則人畜盡入大堡，并力固守。”
這種“标準化”的建築使“堡”作為“屯”之上的一個軍事機關，在今天的甯夏大地上留下了一串串帶“堡”的地名，成為地方文化的一項遺産。雖說，它們當下大多不存在，但誰能否認當年那用泥土築成的高牆，曾經溫情地站立在生存在這方土地上人們的生命裡？
泥土，供給人們營養卻又時刻被踩在腳下，就這樣被提升到了一個戰略的高度。
刀光劍影遠去，但生命依然是一個無法逃避的現實，在對曆史的不經意回眸間，那些存在或者不存在的堡子，依然可以被我們作為人生的驿站。
漢語辭典裡“堡”同“鋪”，是一個可以讓人小憩的地方。三十裡的明沙四十裡的水，二十裡鋪車的馬店說不定還有一個依門而立的妹妹。那是記憶的溫情、泥土的溫情，也是我們一路走來的感情。
一堆堆的黃土，摻和着多少的曆史，多少人，你來了、我去了，在那裡面留下了溫暖的氣息？
鎮北堡，距銀川市35公裡，一個沿公路邊的古堡俗稱“老堡”，始建于明代弘治年間，是古代軍事要塞的兵營，在清乾隆三年（1738年）被地震摧毀，距今已有500年的曆史。
傳說，當年明朝參将韓玉将軍準備在賀蘭山這一帶修建城堡時，曾請所謂“風水先生”看過這裡的“風水”，先生走遍四周，說這地方正處在賀蘭山山脈中間，有“卧龍懷珠之勢”，更有一條“龍脈”延伸下來，預言此處将來“必出帝王将相”。
于是，韓玉才決定把城堡建在這裡，就成了現在的鎮北堡。古往今來這裡帝王将相倒是沒有出過，但轟動世界影壇的影視作品和明星、名導卻是出了不少。
清代為防禦外族的乘虛而入，人們在震毀的“老堡”旁邊不到200米處的地方，又修建了一座比“老堡”略大一點的土城堡，這就是所稱的“新堡”，它大約落成于舊堡被震毀後的兩年，也就是清乾隆五年（1740年），距今已有290多年的曆史。
這種古堡，在甯夏俗稱“土圍子”，是中國西北地區特有的“覆土建築”。古代人也講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城堡牆體沒有一塊磚石，完全用黃土夯築而成。經過數百年的雨雪風霜以及人為的破壞，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邊防要塞的雄姿已經蕩然無存了。
存在或者不存在都是曆史，而對于曆史，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1961年，在附近南梁農場勞動的張賢亮發現它具有一種衰而不敗的雄渾氣勢和發自黃土地深處的頑強生命力。到80年代，他平反後，第一次将鎮北堡寫進了他的小說《綠化樹》，在書中稱“鎮南堡”，并将它介紹給影視界，電影《牧馬人》、《紅高粱》、《黃河謠》就是在這一時期拍攝并獲得國際大獎的，這塊神奇的土地，就是著名作家張賢亮及同仁們創辦的“西部影視城”、“中國一絕”的鎮北堡西部影城之基地。
三、堡子裡走出了個人
曆史在堡子裡被“感覺”了出來，甯夏乃至西部成了一種高度。在這個高度上，甯夏乃至西部有着自己的山川、平原與丘陵，是以，甯夏乃至西部也便成了高度上的一種廣度，讓人在須仰視才見的角度上以大胸懷、大氣魄的手筆抒寫着她的廣度。
這個時候，甯夏乃至西部也就有了人文地理或者地理人文，而不管是什麼，都是多彩的、神秘的、雄渾的、險峻的……一切的一切都被呈現了出來，讓人激動、讓人呐喊、讓人追随……也就是這個時候，甯夏乃至西部的堡子裡能走出張賢亮這樣的作家也就是足為怪了，因為了解西部的，看透了西部的，當然也就有資格書寫并展現自己與西部、與甯夏了。
苦難并且向上應該是張先生闡述的一種精神，記錄并且呈現應該是張先生完成的一種使命， 這中間，不能少卻的是甯夏乃至西部，不能忘記的是甯夏乃至西部。堡子成就了張先生，張先生讓堡子揚名，墊底的都是甯夏乃至西部的泥土，聳立的也都是在甯夏乃至西部活下來的精神。
張先生曾經在一篇文章裡說到他有年從牢改農場跑了出來，跑到蘭州時的情形——他說，那時，餓啊，一路上看到樹皮都被人吃光了，而在蘭州車的一個廁所裡，他拉了泡屎。他說，那裡面擠滿了人，不是上廁所的人多，而不流通性不好，大家蹲下去就起不來了，吭吭吭半天，拉出來的都是黑蛋蛋，掉下去的聲音很洪亮。他還說，他在那裡見到了一個十多歲的小女孩，向他“借錢”，他覺得這人借錢怎麼直沖沖的呢，過了一會兒，他才反應過來，那人就是被餓的、賣肉體的，幾毛、幾分或者半個饅頭就是解決問題的。
活下來，難啊。而這不過是個縮影，在這個縮影裡，張先生走幾十裡路隻為給母親寄封信不值一提。甯夏乃至西部的泥土的苦難與磨砺讓有着南方文化基因的張先生，在這裡睜開了天眼或者說是智慧之眼。這是上天的安排，在甯夏乃至西部這方曾經苦得連肚子都會大喊的土地上，上天有了這樣的安排很不容易，而像張先生這樣的人幾百年出來一個就很不錯了。
說到這裡，很多人恐怕就要說到文學這個玩意兒，說張先生的文學成就，說很多的專業文學知識或者說是術語，而我們很想把這個東東繞過去，但又不能。
今天，面對張先生的遺産——鎮北堡的那兩座堡子，我們真正明白了，一個作家光有寫書的經曆是不夠的，也便更了解了張先生為什麼把他的影視城叫做“立體作品”——這是給那些是作家或者是不作家的人們看的，讓他們知道什麼叫甯夏乃至西部，甯夏乃至西部以一種什麼樣的形式得以呈現的時候，才可能在吸引人的同時得到共鳴并得到利潤。
由是，我們認為，一個作家不在于他寫了多少書，更多在于他在寫的時候吸引了多少人弄到了多少錢——我們沒必要仇富，被人圍觀并且富有才是我們的追求——在甯夏乃至西部這樣的地方我們太缺這樣的人了，而更缺少這樣的作家了——其實，自打我們生下的那一天起，我們都是以作品的形式出現，問題是我們把自己放在那裡有沒有人看見；其實，自打我們出生的那一天起，我們都以作家的身份存在，問題是我們在自己的作品的那些空白頁上填寫了些什麼。
張先生是第一個以立體作品存在于西部的作家，是以，他懂得什麼是大地之書、大地之子，是以，他在臨去世前說自己在等死是因為他以赤子情懷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們可以說他出賣蒼涼，但我們怎麼就不會呢？
沒有血肉，何談荒涼！
一個文化人的高度或者一種文化的高度，在這裡被展現了出來，甯夏乃至西部的高度在這裡也被展現了出來。張先生用一座堡子的彈丸之地呈現了甯夏乃至西部，它雖是一個輪廓，但卻有着屬于張先生的細節。沒有去美國或者上海的張先生，在那輪廓與細節裡帶上了濃厚的甯夏乃至西部痕迹。
張先生仿佛在一篇文章裡寫了這麼一個小故事，說是當年他二十歲左右時的一個夏天，在水窖裡打水，不小心把水桶掉在了窖裡，而這需要一種鈎子才能把水桶撈上來，于是，他就去了附近的一戶人家，那家人裡有一個小媳婦和一個大姑娘，他說：“能把你家的鈎子借給我用一下嗎？”但對方不回答，隻是吃吃地笑。他就是弄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直到過了好幾年，他才懂得了“鈎子”原來在北方是指屁股。
張先生借人家的屁股用，人家對他笑，當然是對他客氣的了。但張先生說了，後來，他常想起那個大姑娘和小媳婦，她們都長得濃眉大眼的，不胖也不瘦，對他笑時的樣子很好看，而這成了他辨識一個女人是否長得漂亮的标準。
這就是經曆給人的影響，而經曆怎麼也難逃脫地域的痕迹。故事就這樣被呈現了出來，一個個地，連成片兒，就像甯夏乃至西部的一個個的村莊、一個個的堡子，不起眼，但盛載着的都是鮮活的生命。一群人故事，一片土地的生命就這樣被一個人看見了、記錄了下來，而且還記得那麼地好、讓人不會輕易忘掉，這個人也就算幹了他應該幹的事，有意義。
張先生就是這樣的，他用心、用情、用生命記下了甯夏乃至西部、展現了甯夏乃至西部，他以甯夏乃至西部為載體，完成了鮮有人能夠完成的工作，實作了生存的價值，它是真實的、客觀的、也充滿了悲情與浪漫的，是以，他的書永遠在甯夏乃至西部的大地上，永遠在那些熱愛甯夏乃至西部與生存于甯夏乃至西部的人的心裡。而這，攝取的正是甯夏乃至西部之精髓，像堡子。
曆史。堡子。甯夏，荒涼其實是可以用來賺錢的，因為，錢與泥土一樣，大多數時候是屬于黃色的。堡子，曆史，此時，它們不僅僅是明成祖發明的軍事建制。甯夏乃至西部，泥土和文化一樣都是财富，永恒的财富，不僅可以讓人活得體面，而且可以暖心。（文/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