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人側目的便是《尚書》的作者将政治和天命連在一起，上面我們說起了一切政治的借口是天命，是人民，但實際上它隻是借口而已。大約政治鬥争中最無關 緊要的是天命，最無作用的是人民。人民一般是被驅不啻犬羊，隻是在關鍵的時刻“民心”似乎成為重要，但這也是思想者的邏輯，對政治鬥争無關重要。孔孟在春 秋戰國時着重于民心，那些君主卻毫不在意，誰都不為民心流一滴汗，是以天命和民在《尚書》中應作為政治借口看，且還是後人加入的。周朝平定内亂之後一些搞 政治理論的人關心的政治邏輯和政治家的實力邏輯是兩回事。
《史記》記周公“故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周公還政成王，又“作召诰、洛诰”，又“以王命”作“多士、無佚”，又“伐淮夷殘奄，遷其居薄姑……作多方”。歸禾、嘉禾已失。
《大诰》的中心思想是：a天命周革殷命;b由大寶龜證明;c蔔筮言東征吉。
《康诰》的中心思想是：a不孝不弟者以刑。
《酒诰》的中心思想是：a弗沉湎于祭物之酒;b首罪教之，後犯殺之。
《梓材》的中心思想是：a天命周;b擴充土地;c周朝萬歲萬萬歲。
《史記》認為是周公遺作的一些诰的内容。如此，周代殷是天命由蔔筮證之，天命周擴充土地，切勿沉湎于酒。以刑推廣孝弟。
但到了漢朝，事情就起了變化，“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雉号而呴，武丁懼。祖乙曰，王勿憂，先修故事。”可是祖乙又以雉為祥。雉鳴原為自然界中現象被認為祥戾之兆。《史記·殷本紀》。
《左傳》的作者也将動物的異狀與天災聯系起來，“鳥鳴于亳社，如曰喜喜。甲午，宋大災”。《左傳·哀公三十七年》。
到了《呂氏春秋》，便言“帝王之将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人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蝼，黃帝曰：土氣盛，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士。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盛……”《呂氏春秋·應用篇》。
我們相信，太史公寫的周本紀就受了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的影響。太史公描寫武王在将發未發的伐纣前寫：“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複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雲。”《史記·周本紀》。這種神話肯定不是太史公編的，應是董仲舒輩起的頭，“帝王将興也，其美 祥亦先見;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見”(《春秋繁露，同類相動》)，漢初流行的、甚至有文字根據的正統周朝的曆史故事。
《史記》中帝王的 祖先，類似的神話可見《殷本紀》中成湯的高祖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堕其卵，簡狄吞之，生契。《史記·殷本紀》。又 有：周後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喾原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故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斯而生子……《史記·周本紀》。後來還有一堆神話。又：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殒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來……《史記·秦始皇本紀》。一直到高祖本紀：高祖，沛豐邑中 陽裡人……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産高祖。《史記·高祖本紀》。孔子被王充認 為“素王”《論衡·超奇》。是為了他著《春秋》，之為道統之王;太史公也就寫了叔梁纥“與顔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但“禱于尼丘得孔子”。《史記·孔子世 家》。
我們或許這麼看：太史公受到當時政治壓力不得不将一些帝王的出生寫成神話，因為神話是天命的标記。我們認識到《尚書》中的内 容，尤其是“天命”(尚未加入神話)的書寫也是政治壓力的結果，即便是後人加入的也不會離其政治之模式;後人既然在相同的政治環境中，他們的用語也極其自 然地附會《尚書》的精神。
曆唐、宋、明、清皆由神話始：
仁公主生高祖于長安，體有三乳。《新唐書·高祖》(《舊 唐書》不言三乳)。太祖，宣祖仲子也……生于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體有金色，三日不變。《宋史·太祖本紀》。皇帝諱朱元璋……父……生四 子，太祖其季也。母陳氏方妮，夢神授藥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寝，口餘香氣，及産，紅光滿室，自是夜數有光，起，鄰裡望見驚以為火，辄奔救，至則無有。《明史·太祖本紀》。
中國封建文化的嚴密和深度必定是非常可觀的才能延續了三十個世紀，如果不是因為歐美的崛起，恐怕還要不斷地一治 一亂那麼反複下去，其邏輯中“天命”是一個重要的、啟頭的因素。它雖然已變成了俗套，但寓有深意，即便是孔子的“五十而知天命”就夠中國人想一輩子，想來 想去還是回到老套子中去走不出來。在整個的儒家的系統中，“天命”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古人排除“天命”疑難有多種方法：或像孔子一般，或尋求對《易 經》的了解，或者依佛崇道，逆來順受。孔子對“天命”的了解中應無佛道，亦無《易經》、更無陰陽五行;他的“天命”主要是人道的曆史和既成事實的合成。許 多學者都對天命作了注解，我們就不重複了，我們将不從字面、曆史中的解釋上花費更多的工夫，隻是在孔子存在的惶惑上看看“天命”對他的意義。
孔子認定周朝的曆史和三皇五帝的曆史是一脈相承。後代人雖然接受的是漢儒的封閉式的解釋，但從存在(封建)的意義上是不離其宗的。在整個中國的曆史中， 孟子和戰國時代所了解的天命在封閉式的封建中毋甯是一個例外。可見戰國時代王道，甚至霸道思想，即封建極權的進一步消融而發生的思想解放，而孔子的春秋時 代隻有相當的，還不完全的禮崩樂壞，但已勢如狂瀾，一發不可收拾;再重複周朝立的禮樂是不合時宜的，不可能的。
這一狂瀾其實也有它貌 似永恒的一面。它和它的範圍中各種存在是在演變，但極慢，簡直如不演變一般，至少活在其中的人是很少能感覺到的。人甚至不能改變自己，連自己也像是鐵鑄銅 澆般的永恒。如我們不能選擇出生于何時、何地、何家，我們的一切包括身體發膚都是被決定的，更何況是社會、人類?孔子生于貧窮，不生于富貴，雖然富貴是他 所欲的;孔子也不生于豪門，雖然權力也是他所欲的。富貴權重力可以做許多事，就不必奔走于齊、衛之間，忠言逆耳地與一些無聊的君王打交道。孔子隻是孔子， 沒有什麼可以施展身手的條件。在他周遊說道時，偏又時不我與，結果隻能退而著書授徒。“退”而不“進”，它是被既成事實所左右的，不是人的努力、意志、道 能改變的。天若有道，天若鑒吾心，又何至如此!但天意不可蠡測，此非天命乎?
相信宿命的人總蒙上一層迷信的色彩，許多時候被人認為意 志不夠堅定，不夠努力，或随波逐流，但從一般人的有限的被規定的生命道路、從孔子的不遇上看來，我們可以不相信宿命，但“天命”不可不信吧!隻有極少數的 人能脫穎而出，擺脫“天命”，造成一定的時勢，但如沒有一定的天時地利人和等條件就不見得能逃脫“天命”，“天命”此處和宿命有極相同的地方。
在“天命”下生存，在“既成事實”下生存，就等于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這不是人們能自由選擇的。
從另一方面來看，人還是有一定選擇的。比如，一個人可以選擇不谀媚權貴，不接受賄賂，不出賣朋友，等等;它的範圍比較小，但會給人帶來一定的存在後果， 這麼做生命多半不會“成功”。雖然是以自己的心理空間擴大，生存的空間卻縮小，而在可能的戲劇化的情況中，不僅生存的空間縮小，即使心理的空間也會縮小， 進而被逼至精神分裂。無論如何，人在社會中的生存和心理空間都是預定的，走不出它們的範圍，這麼了解孔子的“天命”應該是可以的。
既 成的事實當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湯王革命、武王革命都是曆史的事實。但對孔子來說上下一千年，這種劇變也隻是兩次，是不可以為訓的。那兩次革命也是天命 啊!一個既成的事實是不可能那麼随意變動的，特别是那兩次的變動是天命，即人道的曆史中的極大貢獻的事實。兩次革命首先要的是武力，敵人的腐敗的反天命， 和天命的一定時候的來到。《史記》就記載武王會八百諸侯時，大家都說纣可伐矣，而武王反對說是“女不知天命”：就是說還不是時候，我還沒有充分的準備，敵 人還未徹底地腐爛，敵人的軍隊尚不可征服。等到一旦征服了殷朝，周公還是花了三年平定内外之亂，後來進行大封建，建立了禮樂，這才把天命穩定了下來，它是 不能也不應改變的。人們能想象一個像周朝的政權的建立式的大殺傷、大遷移的代價麼?它們的“文”怎麼辦，用什麼來代替?沒有任何新的“文”可以代替它。因 此，唯一的辦法是複周文，即孔子所說的“克己複禮”，它也是天命。
既成事實不僅是既成事實，它帶來了文。雖然在孔子本人的經驗中，春 秋時代已去文甚遠——孔子隻能退而求其次，把他的政治理想壓低，他不是要恢複周公時代的、成康時代的西周，至少能回到東周式的禮樂中去，“假我數年，其為 東周乎”。孔子生活在西周的餘輝中，經驗到它的“文”，覺得保護、提高至少像東周那麼略遜一籌的“文”是必要的，它就是天命!這種心情不是他一個人的。在 中國的曆史中，特别是儒家就有這種在既成事實、别無選擇情況下的接受天命。王陽明、曾國藩、左宗棠等都經過了這種方式的思考和生活，雖然他們肯定有着私人 的“君臣父子”洗腦式的教育，但是歸根到底他們之選擇忠君，替朝廷賣力，鎮壓反叛是因為天命的“文”。曾國藩絕對可以在握兵權、戰勝太平天國後，甚至在此 前推翻清朝，但他沒有那樣做，也許他的考慮之一是如此更會加深中國的災難，自己及手下不能取代清朝，而人民更會遭殃：各地起兵，不服排程，許多西方國家虎 視眈眈，乘機消滅中國，“文”将何在?西太後除了自私之外，在許多方面還不失是一個精明的女主，而清朝至西太後的曆代帝王尚不失為明君，清朝的氣數尚未 盡，太平天國既不可取，更無其他，是以天命并未改變，“文”一絲尚存。左宗棠更是看到太平天國之不可取而反身效忠清朝，保住大西北使俄羅斯甚至後來的英國 不敢觊觎。曾左二人是中國之“文”的功臣或是罪臣尚有待後人研究，但他們兩人在“文”上是和孔子一脈相承的。
其實孔子的“既成事實” 和“文”的問題也是一切人的問題，包括今天的西方國家。西方國家如法國在1968年5月爆發學生運動的一個多月後，風雲一時的戴高樂就萌辭職之念，那時左 派學生絕無法提出他“文”代之，也無一左派政黨可取而代之;新的選舉将學生運動在戴高樂派大勝中終結。美國越戰時代的學生運動收到了反戰的效果，僅此而 已。俄羅斯革命、中國革命和許多其他國家的革命最後的考驗還是要看新的天命是否提高了“文”，否則将為國人所棄。
孔子不願看也不願想 周“文”之外還會有什麼他文，從春秋戰國各國君主的風度和政策看來，孔子也許是有道理的，即當時的社會、政治無法提出一統性的理想來。孔子認定周“文”是 終極點，上承三皇五帝，下開中國未來之“文”，中國為“文”是跑不掉的。他的主張盛行了二十個世紀，不可謂不長矣，綜觀埃及、希臘等古老文化的消失，不能 不說，即便在斯“文”掃地的時候，孔子的“文”還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中國人也不斷地需要再讨論孔子，提出他所宣揚的周“文”，那麼，周“文”不僅是春秋 中的理想了!周“文”、孔“文”并未在現代二十一世紀全然斂迹，唯一的結論是“文”中尚有價值。孔子是有慧眼的，也是有絕大錯誤的，因為既成事實應随其演 變，使之成為“文”而不是因對它失望退而謀己之私，或全盤否定。我們還要提出極重要的一點：孔子追求的周文隻是在周朝劃時代的革命後的創新，其中心的創新 力量還是中國先民在兩千年甚至于更長時間的文的遺傳。周公并沒有發明“文”;他和孔子一樣也是一個綜合者，根據他的封建制度的綜合者。中國的文被其綜合并 不說明其盡在于此;它也能在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中得到綜合的。天命中的“文”是主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