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從貞觀元年(627)君臨天下，至貞觀二十三年(649)去世，是為貞觀時期。李世民親身經曆了隋末的社會大動亂，目睹了隋炀帝國破身亡的慘劇，也接受了隋末農民大起義的曆史教訓。他勵精圖治，實行一系列的開明政策和利國利民的措施，使唐朝政權得以鞏固，社會經濟得到恢複和發展，進而形成了一個比較安定祥和的社會環境。史載當時“海内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民康物阜”，“鬥米不過四五錢”，“民物蕃息”，“号稱太平”。這個時期是封建社會少有的治世，後世譽為“貞觀之治”。
太宗即位以後，面對的是一個經過戰亂洗劫的局面，史稱“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裡，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他的首要任務就是吸取曆史教訓，與民休息，勸課農桑。
太宗及其輔臣從曆史和實踐經驗中認識到“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為了緩和階級沖突，防止農民起義，太宗從自己做起，“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太宗厲行節約，提倡儉樸，終其--生不.封禅。太宗即位之初，立即“縱禁苑所養鷹犬，并停諸方所進珍異”，并告誡自己的大臣說:“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炀帝意猶不足，征求無已……百姓不堪，遂緻滅亡。”他少修或不修宮殿，修複洛陽宮殿的工程一再推遲，其他建造也較少，盡量少使力役。此外太宗還盡量避免和減少不必要的戰争，以緊縮軍費開支。直到貞觀十八年(644)發兵征高麗以前，基本上沒有發動過不必要的戰争。這一政策對于農民專心從事農業生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為了使百姓“衣食有餘''，太宗特别重視農業生産。唐朝初年制訂“庸''法，也就是農民交納一定量的絹、布，便可代替徭役,使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從事農業生産。太宗特别注意不奪農時，即不誤農事。他說:“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當太子的加冠典禮和農時發生沖突時，太宗“恐妨農時”，将冠禮“改用十月”農閑季節。太宗還用法律手段來落實不違農時的原則。對在農忙時節擅自征發徭役、耽誤農時的官員依法論處。
另一方面，太宗十分重視救災，以保護農民的利益。貞觀元年至三年(627-629),關中，關東發生水、旱、蝗、霜等自然災害，他當即“诏所在赈恤，無出今年租賦”。
由于太宗為恢複農業生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再加上此後連年風調雨順，遂出現了清平世界的景象。史書記載，當時“頻緻豐穩.米鬥三四錢”。過往商人從京師到嶺南，從山東至于滄海，皆不用自帶糧食，取給于路。可謂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太宗認識到，治理國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應當“廣任賢良”，所謂“治安之本,惟在得人”。他要求臣下推薦人才，自已也留心觀察，發現和提技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賢”的路線。太宗選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個人恩怨好惡為标準，也不以新舊親疏為轉移。他說:“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如其有才，雖仇不棄。”如魏微,原是其兄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勸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不計前嫌，加以重用。魏微後來官至宰相，成為“貞觀之治”的重要推動者。
太宗認為，所用之才不可求全責備，他說“使人如器”，即根據人才的情況來差別任使。太宗要求大臣封德彜舉賢，封德彜回答說，未見奇才異能。太宗明确指出:“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當時，不借才于異代。且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太宗用人，也不以門第為限，他任用的宰相，張亮“索寒賤”，馬周“孤貧”，戴胄出身“門下錄事”。太宗用人還不以華“夷”為隔，他任用的将領，如那史那社爾。執失思力，契必何力等，都是少數民族。同時，太宗也能做到用人不疑。他指出，君臣應“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極言無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各盡肝腡，實為國之大害也”。魏微任秘書監時，有人告他謀反。太宗相信魏微不會謀反，對于誣告者未經審理，直接以誣告反坐的事名處以死刑。
太宗還具有知人之明，對自己臣下的性格。能力了如指掌，是以他能做到人盡其材。太宗曾經對魏微說:“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正是由于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賢，使得貞觀年間湧現出了一批具有治國才能的傑出人才。太宗靠這批人才盡心竭力的輔佐，使唐王朝出現了“貞觀之治”的盛世局面。貞觀十七年(643)，太宗命人畫開國的24位功臣相貌于淩煙閣，長孫無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齡、高士廉等都在其列。土庶最仰，傳為美談。
太宗善于納谏，他對侍臣說:“聯冀憑直言鯁議，緻天下太平。”太宗對于臣下的谏書，相當重視。他說:“比有上書奏事，條數甚多，聯總粘之屋壁，出入觀省。是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魏征和太宗的關系是貞觀朝進谏和納谏的典範。魏征先事李密，後又事太子李建成。太宗不計恩怨，任命魏征為谏議大夫。魏征說:“君之是以明者，兼聽也:其是以暗者，偏信也。”魏征懷着“恥君不及堯、舜”的忠誠，在貞觀年間，無論是國家政事，還是太宗的個人行為，隻要他認為不妥的，便直言進谏，即使冒犯“龍顔”，也在所不惜。而太宗則認為，魏征“每犯顔切谏，不許我為非，我是以重之也”，對于魏征的谏議多子采納。魏征進谏，太宗納谏，成為封建社會君明臣賢的美談。太宗被譽為“從谏如流''的明君，是與魏征不斷直谏密切相關的。經過貞觀君臣的共同努力，很快就形成了“臣以進言為忠，君以聽言為急”的協調和諧局面。魏征去世時，太宗十分難過，他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陸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聯常保此三鏡，以防已過。今魏征阻逝，遂亡一鏡矣。”并為魏征親筆撰寫碑文。
在太宗的倡導下，進谏蔚然成風，不僅大臣進谏，連宮中的長孫皇後，徐賢妃也能進谏。而太宗納谏的程度，遠遠超出了以“豁達大度，從谏如流”而著稱的漢高祖。太宗對能直言進谏的官員，不僅不加責備，反而還常給予獎勵。如給事中張玄素谏修洛陽宮殿，賞絹200匹，孫伏伽谏刑賞不當，賞以價值百萬錢的蘭陵公主園:魏征谏用人不當。賞絹500匹。這不僅表彰了進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鼓勵進谏的作用。
為了集思廣益，太宗把各種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化。他規定，三品以上官員人閣議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貞觀元年，太宗下诏“宰相入内平章國計，必使谏官随人。預陽政事”，參與讨論。太宗還規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輪流到宮中值宿，以便皇帝召見。詢問外間事務，了解民間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得以上達。另外，太宗還建立了五花判事制度。所謂五花判事，就是對于軍國大事，中書含人可以各執所見，雜署其名。唐朝制度，經過朝廷議決的政策，交給中書舍人草诏，舍人五員各執所見。各書一語。署名後交給中書省長官選擇。是以出來的诏令，少有錯誤。
任人唯賢，從谏如流是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兩個重要的主觀原因。太宗之是以能成為封建帝王的典範，可以說，與他能夠知人善任、兼聽納谏關系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