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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甘肅】西漢移民實邊和設定河西五郡

【溯源甘肅】

西漢移民實邊和設定河西五郡

【溯源甘肅】西漢移民實邊和設定河西五郡

榆林石窟壁畫《農作圖》

【溯源甘肅】西漢移民實邊和設定河西五郡

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的木牛拉犁

【溯源甘肅】西漢移民實邊和設定河西五郡

武威漢簡《士相見之禮》

【溯源甘肅】西漢移民實邊和設定河西五郡

祁連風光 本版圖檔均為資料圖

本報特約撰稿人 汪受寬

移民實邊和設定河西五郡是西漢帝國為加強與西域的交通,隔斷匈奴與羌人聯系,進一步根除北方邊患,采取的一項重要措施。

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兩次出擊河西,迫使匈奴渾邪王率衆投降,河西地區正式歸入漢朝的版圖。此後“河西地空”,匈奴右部勢力退居到河西北山以北的蒙古高原戈壁沙漠區。為了牢固控制河西這一戰略要地,進一步制止匈奴南犯勢力,根據張骞提出的“斷匈奴右臂”的方案,漢武帝第二次派張骞出使西域,想招徕烏孫“東居故地”,以共同抗擊匈奴。但此時,烏孫西遷已久,且内部沖突較大,故謝絕漢朝欲其傳回河西的建議。漢武帝審時度勢,決定大力開發河西,移民、設郡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兩項。

漢武帝向河西走廊移民

漢武帝時期向河西地區的移民主要有四次。

第一次是元狩三年(前120年)向西北邊地包括河西遷移山東(太行山以東諸地)水災災民70萬人的救災式移民。這次移民的衣食供給完全由國家包幹,而且派遣朝廷的使者,分部将他們護送到遷移之地。當時,從山東到關西冠蓋相望,人數很多,頗為壯觀。國家為這次移民活動花費了數以億計的錢。

第二次是元狩四年(前119年)始築令居(今永登境)要塞,并“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這次移民規模可能不大,因為漢武帝當時正将充實河西的希望寄托于烏孫。

第三次是元狩五年(前118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邊”。這是一次懲罰性移民,就是将全國各地為非作歹、奸險狡猾的官吏和平民遷徙到邊境地區。河西走廊是當時新開發的邊境地區之一,故而也是這次的重要移民地。若按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國編戶人口3%計,奸猾人口總數約180萬,如果其中1/10遷往河西等地,就有18萬。漢武帝天漢二年(前99年),李陵率步卒五千出居延,尋找匈奴作戰。“軍出時,關東群盜妻子徙邊者随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就是指以前遷徙河西的“奸猾吏民”。

第四次移民是元鼎六年秋(前111年)向河西的移民。元鼎二年張骞使西域還,報告了烏孫無法東歸的情況。漢武帝眼看“渾邪地空無人”已多年,于是在此年再次派遣漢軍将匈奴殘餘勢力逐至漠北,解除其對河西的威脅,“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這次漢朝要在河西設郡設縣,移民數量當應在10萬以上,是一次大規模的移民。敦煌著名大姓索氏就是這一次從巨鹿南和遷到敦煌的。

向河西等地的小規模移民也不少。當時遷徙河西地區的主要對象有“關東下貧,或以抱怨過當,或悖逆亡道,家屬徙焉”等。“關東下貧”就是中原地區生活無着落,生存不下去的貧苦農民。“抱怨過當”“悖逆亡道”,用現在說法就是刑事犯或犯有危害國家安全罪者,輕犯者全家被強制遷往邊地,重者本人被處死,其家屬被強制遷到邊地。例如元封三年(前108年),“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征和二年(前91年),巫蠱事起,“其随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宣帝時,司馬遷外舅楊恽心懷不滿,被人告發,本人以“大逆無道要(腰)斬,妻子徙酒泉郡”等。此外,也有戍卒自願留下,把家屬接到河西的。還有平民自願遷徙的,如趙充國一家,“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他們為甘肅邊地的保衛和開發做出了貢獻。還有河西郡縣到東部招徕的流民,如敦煌懸泉漢簡出土有河平元年(前28年)敦煌郡派吏員到東海、泰山二郡收徕流民的過所,同類活動目前後皆有。

《漢書·地理志》載,西漢元始二年(2年)河西五郡有109740戶529859人。如果将編戶民與戍卒兩項加起來,四郡人口總數或近百萬人了。這些移民遷到河西各地,改變了當地人口的民族成分,使河西變成以漢族為主體的地區,有利于國家政令的貫徹和社會的穩定。其次,這些移民是河西等地區農業經濟的較早開發者。史書中說,當時“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農業生産迅速發展。還有,移民從事的經濟活動改變了當地的經濟結構,由比較單一且脆弱的畜牧、狩獵經濟向有穩定收成的農牧兼營的方向發展。而且,内地來的移民還是協助邊境守禦、保障國家邊塞安全和絲路交通的重要力量。

河西五郡的設定時間

人們習慣稱漢代敦煌、酒泉、張掖、武威為河西四郡,但河西五郡的提法由來已久。懸泉簡神爵元年(前61年)十一月大司農給河西諸郡農田官的文移中,就将“敦煌、酒泉、張掖、武威、金城”五郡并稱,窦融到張掖曾被推為“行河西五郡大将軍事”。而唐初官修的《晉書·地理志》言:“漢置張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後又置金城郡,謂之‘河西五郡’”,則更明确。河西五郡的說法頗具曆史和戰略眼光,因為金城郡之治所允吾及西漢所屬13縣中有8縣,東漢所轄10縣中有8縣在黃河以西,其餘2縣也在黃河之濱,從地理位置來說是名副其實的河西之郡。況且,金城郡西绾河西走廊東口、南接羌中道、北拒匈奴出沒的騰格裡沙漠,政治和軍事地位太重要了,怎能将金城郡排除于河西諸郡之外?

河西五郡的設定時間,除金城郡的設定時間——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毫無争議外,其餘四郡的設定時間在《史記》《漢書》諸篇章及《資治通鑒》等書中的說法很不一緻,引起學界的紛争,至今尚無統一的意見。酒泉郡,有元狩二年(前121年)、元鼎二年(前115年)、元鼎六年(前111年)後、太初元年(前104年)、元封三年(前108年)後、征和五年(前94年)以前、武帝時、征和時諸說;張掖郡,有元鼎六年後、太初元年、元封六年(前105年)前、征和五年前、武帝時諸說;敦煌郡,有元鼎六年、征和二年(前91年)前、後元元年(前88年)、武帝時諸說;武威郡,有元狩二年、元鼎二年(前115年)後、太初四年(前101年)、神爵元年前(前61年)、地節三年(前67年)前、武帝時諸說。清代學者錢大昕、齊召南、全祖望、汪之昌、朱一新等各自進行了考據,說法仍有分歧。20世紀,在河西各地先後出土大量秦漢簡牍,為四郡設定年代的探讨提供了原始的新材料。陳夢家、勞榦、張維華、張春樹、齊陳駿、劉光華、周振鶴、王宗維、李并成等學者利用漢簡、考古資料結合傳世文獻,對河西諸郡設定年代進行了更科學的考證。

綜合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參以己意,現對諸郡設定年代略述如下。

元狩二年(前121年)渾邪王降漢,河西主權歸漢朝,但“地空無人”,漢朝随即開始向當地移民。但移民花費的财力、物力、人力極大,漢朝因連年用兵,财政吃緊,漢武帝遂将烏孫東歸故地的希望寄托于第二次出使西域的張骞,是以動作不大。元鼎二年(前115年)張骞使還長安,報告了烏孫無法東歸的情況,漢武帝随即以令居為基地和據點,向西築長城,建構以長城和沿途烽隧亭障的河西邊境防禦系統,同時加大移民速度,當長城築到酒泉時,遂設定了張掖、酒泉二郡。《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言二郡設定時間元鼎六年(前111年)是不無道理的。置張掖郡是為“隔斷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設酒泉郡則是為“通西北國”。二郡分别在河西走廊東部和西部,大緻以今黑河及其以北的鹽池明海沙漠區為界。

漢若想進一步擴大在西域的影響,就必須經營通往西域的道路。敦煌是中西交通的咽喉要地,東西方文明荟萃的樞紐,是以在河西走廊西部專設敦煌郡是非常必要的。《漢書·武帝紀》記征和三年三月“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至天山,擊匈奴,說明公元前90年敦煌尚未置郡,故而所出之塞是酒泉塞,這就排除了敦煌建郡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及征和二年(前91年)二說,隻能以《漢書·地理志》注:“武帝後元元年(前88年)分酒泉置(敦煌郡)”為是。

金城郡系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取天水郡的榆中、金城,隴西郡的枹罕、白石,張掖郡的令居、枝陽設定。由此可知,當時整個走廊東部直至今西固區的金城縣西都屬張掖郡,并無武威郡,這就排除了文獻中武威郡設定年代的前三個誤說。勞榦以居延漢簡各編年簡中所述諸郡名稱等考定,武威郡始設于宣帝元鳳元年至地節三年間(前80-前67年)。目前的研究,大緻不出勞說。武威郡原為匈奴休屠王駐牧地,漢武帝開河西後,為張掖郡地,宣帝元鳳元年至地節三年間始分張掖郡東部地設武威郡。

河西五郡及其轄縣

張掖為“故匈奴昆邪地”,郡名取“張國臂掖”之義,治觻得(今甘州區明永鄉黑水古城),平帝時有24352戶88731人,下設10縣:觻得縣;昭武縣治今臨澤縣闆橋、鴨暖一帶;删丹縣治今山丹縣霍城鄉雙湖村古城;氐池縣治今甘州區東;屋蘭縣治今甘州區堿灘鎮古城村一帶;日勒縣治今山丹縣清泉鎮;骊靬縣治或在今永昌縣紅山窯鄉高古城;番和縣治今永昌縣焦家莊西寨故城;顯美縣治今涼州區豐樂鎮一帶;居延縣治今内蒙古額濟納旗。

酒泉郡名來自“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平帝時,治祿福(今肅州區)有18137戶76726人,下設9縣:祿福縣治今高台縣駱駝城鄉永勝村西;樂涫縣治今肅州區下河清鄉皇城遺址;玉門縣治今玉門市赤金鎮;會水縣治今金塔縣雙古城村一帶;池頭縣治今玉門市花海比家灘古城;綏彌縣治今肅州區臨水鄉古城村;乾齊縣治今玉門市玉門鎮綠洲。

敦煌郡名的來曆,古代釋為“敦,大也;煌,盛也”;現代研究有《山海經》中“敦薨”即吐火羅的異譯說和敦煌系古突厥語“瓜”音之轉說。郡治敦煌(今沙州鎮黨河西岸),平帝時有11200戶38335人,下設6縣:敦煌縣,冥安縣治今瓜州縣鎖陽城鎮南岔大坑古城;效谷縣治今敦煌市郭家堡鄉墩灣村古城;淵泉縣治今瓜州三道溝鎮四道溝村;廣至縣治今瓜州鎖陽城鎮破城子古城;龍勒縣治今敦煌市陽關鎮北工村壽昌城遺址。

金城郡名來曆,有“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有“稱金,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曰:‘雖金城湯池’”,有“以郡在京師之西,故謂金城。金,西方之行”諸說。郡治允吾(今青海民和縣下川口),平帝時38470戶149648人,下設13縣:允吾縣;榆中縣治今蘭州市城關區東崗鎮一帶;金城縣治今蘭州市西固區西固城;枹罕縣治今臨夏市枹罕鎮雙城村;白石縣治今甘南州夏河縣曲奧鄉一帶;令居縣治今永登縣城關鎮;枝陽縣治今永登縣苦水鎮;浩亹縣治今永登縣河橋鎮;允街縣治今蘭州市紅古區紅古城一帶;河關縣治今積石山縣大河家鎮大墩村北;破羌縣治今青海省樂都區老鴉城;安夷縣治今青海省平安區境;臨羌縣治今青海省湟源縣城東南。

武威郡治姑臧(今涼州區金羊鎮趙家磨村古城遺址),平帝時17581戶76419人,下設10縣:姑臧縣,匈奴故蓋臧城,音訛為姑臧;張掖縣治今涼州區王景寨古城;武威縣治今民勤縣泉山鎮西北古城;休屠縣原為匈奴休屠王城,治今涼州區四壩鄉三岔村古城;揟次縣治今古浪縣土門鎮;鸾烏縣治今古浪縣城北小橋堡;撲寰縣治今古浪縣大靖鎮撲寰故城;媪圍縣治今景泰縣蘆陽鎮吊溝古城;蒼松縣治今古浪縣黑松驿站古城;宣威縣治今民勤縣大壩鄉文一農科隊古城。

以上五郡諸縣地望,皆依劉光華主編《甘肅省志·建置志》所考,特此說明。

河西五郡的設定是我國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事件。首先,其使河西成為“斷匈奴右臂”的戰略基地,加強了西漢的防禦能力,推動了西域各族與漢朝聯合對抗匈奴,成為中央王朝控制西域地區的堅強基地。其次,它為絲綢之路的暢通提供了條件,保障和便利了中國與西方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最後,新興的河西走廊農業區的出現,在實作所謂“隔絕羌胡”目的的同時,促進了河西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擴大了我國農業區經濟與遊牧區經濟的結合,構成了農牧業相統一的古代國民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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