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史學者周本淳教授(1921-2002)。
如今是“巨著”湧現的年代，我說的“巨著”主要指書籍體積巨大而言。書本變得越來越厚，開本也越來越大。早年我在家裡打書架時手頭的藏書以32開本為主，隻有中華書局版的《全唐文》之類才是大16開，于是隻打了少量的寬架。沒想到近年來湧進我家的“巨著”越來越多，寬架嚴重不足，令我懊惱不已。有些“巨著”體量太大，我隻好委屈它們橫躺在書架上。我對“巨著”的态度是敬而遠之，即使是友人所贈者也是一視同仁。我愛讀的書大多是“小書”，隻有它們才能讓我手不釋卷。我甚至對某些好寫“巨著”的朋友心存腹诽：為何把書寫得那麼厚？難道一部著作的學術含量與其體積是成正比的？
我為什麼突然發此牢騷？隻因近日重讀周本淳先生的《讀常見書劄記》，頗多感慨。此書1990年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全書僅310頁，又是小32開本，是一本真正的“小書”。裝幀也極其樸素，灰藍色的封面，書名及作者與出版社之名都徑用仿宋或宋體。其實周先生本人就寫得一手好字，又與林散之等書法名家交往甚密，自題書名或求人題簽皆非難事。如此裝幀，當是力求簡樸之故。我當年是逛書店時偶然發現這本小書的，“讀常見書”本是我的人生宗旨，又看到是周先生所著，便立刻買下。因為此前周先生曾應程千帆先生之請負責修訂《全清詞·順康卷》的書稿，他逐字審閱多達700萬字的原稿，糾謬正訛甚多。我曾聽到程先生與周勳初先生談論其事，心想能入程、周二師法眼的學者，定是學問精深。從此這本小書便一直插在我的書架上，時時翻閱。我還曾向南大的研究所學生推薦此書，2006年春天，我在南大教學樓301教室為研究所學生講《杜詩研究》課，為了推斷“杜詩僞蘇注”何時出現而涉及胡仔《苕溪漁隐叢話》前集的成書年代，我說：“《苕溪漁隐叢話》前集前面有一個序，寫于紹興十八年，也就是1148年。……表面上看是這樣，我們在論述這一問題的時候，可以運用胡仔的這個序，它後面署的時間很清楚，就是1148年。可惜這條材料是不能用的。因為《苕溪漁隐叢話》的序雖然是1148年寫的，而他這部書是先寫序後寫書，他寫序的時候書還沒有寫好，是以這部書真正的成書時間要晚很多，已經到紹興三十一年或者三十二年，也就是1161年或1162年。這個研究成果是淮陰師範學院已故的周本淳教授做的。周本淳有一本書，叫《讀常見書劄記》，這是一本非常不起眼的小書，很薄，封面也很樸素，可能一般人都不大注意，可這本書裡有很好的見解。這位老先生做學問非常踏實，他一條一條地研究，他說這個《苕溪漁隐叢話》寫序在前，成書在後，我覺得這個結論完全可以成立。”這段話見于當年的講課錄音，後來一字未改地收進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的拙著《杜甫詩歌講演錄》，是以現在得以引用。由此可證我對這本小書的推崇由來已久。
《讀常見書劄記》的《自序》中說：“顧亭林寫《日知錄》，強調要‘采銅于山’。拿今天的話說，就是要用第一手材料做根據，而鄙棄那種輾轉稗販拾人牙慧的投機取巧行為。我自慚孤陋寡聞，但卻奉顧亭林之言為圭臬。有時看到一些文章的論據，往往喜歡去找一找它的根源，在這個過程中也常常産生一些不同的看法。”話說得樸實無華，卻是自道甘苦的治學心得，也是對後生的入門指南。全書收文68篇，篇幅都是寥寥數頁，最短的如《謝客》《金埒銅山》甚至不足一頁，堪稱名副其實的短文。這些文章無論長短，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都有充足的文獻依據，确實是“采銅于山”的結果。例如《原名考略》以中唐劉肅《大唐新語》序中有《大唐世說新語》之稱，以及南宋汪藻《世說叙錄》中言及此書四種異題且稱“今以《世說新語》為正”等材料，作為劉知幾《史通·雜說》中“近者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一語的旁證，證明《世說新語》的書名并非後起，證論細密，足資參考。又如《并非僞作》駁斥清人李绂“僞作說”為“魯莽滅裂”，其撰寫時間在章培恒、王水照諸位名家的論文之前，堪稱孤明先發。周先生終生以教書為業，曾在南京一中及平橋中學教國文，又在南京師專及淮陰師院教中文，本書中某些文章以“古文備課随錄”或“教學拾零”為副标題，皆是其教學心得的結晶。不難想見，當年周先生在課堂裡把這些思考結果講給學生聽，師生之間産生拈花微笑的心靈交流，其教學效果遠勝于把教科書當成标準答案的照本宣科。
周先生的學術成果，以古籍校點最為重要。如《唐音癸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唐才子傳校正》（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詩話總龜》（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以及重訂《苕溪漁隐叢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等，皆是優秀的古籍整理著作。南京師大的郁賢皓先生說：“一般人多認為點校常用的古籍是比較容易做的工作，不需要有多少發明，其實，這是非常錯誤的看法。應該指出，有的人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從事古籍校點工作，結果出現大量的常識性錯誤，笑話百出。實踐證明，必須具備深厚的學術素養、淵博的知識和嚴肅認真的治學态度，才能從事點校古籍的工作。我最佩服本淳先生的就是在這一方面。”的确，經過周先生的精心點校，這些典籍得到準确的斷句和校勘，為讀者提供了極大的友善。此外，周先生在校點古籍的同時也對該書及其作者進行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即展現在一篇篇的前言中，例如《唐音癸簽》的撰者胡震亨，不但《明史》無傳，且無行狀志銘傳世。周先生在《前言》中廣征博引，鈎稽史料，才理清其家世與生平仕曆，并說清該書的成就及缺點。周先生将此書以及《震川先生集》《小倉山房詩文集》的前言收入本書，十分妥當，它們确是具有原創意義的學術論文。
周先生不但親自從事古籍校點，也關心業已出版的古籍校點著作，對發現的問題直抒己見，收入本書的《讀校随感錄》堪稱這方面的代表作。文中指出：“古人所謂點書，指校其誤字、正其音讀及斷其句讀而已。今日校點古籍，為友善初學，率加新式标點，專名号、引号等，對閱讀者使用愈便，對校點者要求愈高。稍有疏忽，動成謬誤。近年既多涉獵此類标點本古書，教學之餘，又複從事若幹校點工作。個中甘苦，略有會心。随筆劄錄，名之曰讀校随感錄，以就正于同好。”全文共分四節，分别從年代、地名、人名、句讀等方面列舉大量事例，既指明其錯誤，又分析其是以緻誤之原因。條分縷析，細入毫芒。有人誤以為此類文章枯燥乏味，其實不然。《北史·邢邵傳》雲：“（邢邵）有書甚多，而不甚雠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複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适。’”“适”者，悅也，快也。為什麼“日思誤書”能成“一适”呢？因為發現舛誤與求得真相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是以“思誤書”的結果也即雠正文字，這當然會令人愉悅。清代校勘名家顧廣圻自号其齋曰“思适齋”，且稱：“思而有所不得，困于心，衡于慮，皇皇焉如索其所失而杳乎無睹，人恒笑其不自适，而非不适也，乃求其是以适也。思而得之，心為之加開，目為之加朗，豁然如啟幽室而明之，舉世之适，誠莫有适于此也。”我猜想當周先生在古籍中發現舛誤且想出緻誤之由時，肯定也有“莫有适于此也”之感。我雖缺乏“思适”的本領，但讀到《讀校随感錄》中所舉的某些例子，也會忍俊不禁。比如此條：“中華書局校點本《揮麈錄·後錄餘話》289頁：‘曾文肅十子，最鐘愛外祖空青公。有壽詞雲：“江南客家，有甯馨兒。三世文章稱大手，一門兄弟獨良眉。籍甚衆多。推千裡足。來自渥窪，池莫倚善。題鹦鹉，賦青山。須待健時歸，不似傲當時。”其後外祖果以詞翰名世，可謂父子為知己也。’中間壽詞标點不能卒讀，實則不過《雙調望江南》耳，當标為：‘江南客，家有甯馨兒。三世文章稱大手，一門兄弟獨良眉。籍甚衆多推。千裡足，來自渥窪池。莫倚善題鹦鹉賦，青山須待健時歸。不似傲當時。’合此二誤觀之，凡遇長短句，若不先明詞律，未宜驟下鉛黃也。”片言折獄，快刀斬麻，痛快淋漓，莫此為甚。如此趣味盎然的好文字，何枯燥之有！
周本淳《讀常見書劄記》。
除了《讀常見書劄記》之外，周先生還著有一本更小的“小書”《詩詞蒙語》，也是小32開本，且全書隻有240頁。但是讀者肯定不敢輕視此書，因為它被列入上海文藝出版社《故事會學者講壇系列》第二輯，該輯所收的其餘八種書是：賀麟《文化與人生》、朱自清《讀書指導》、顧颉剛《我與古史辨》、朱光潛《談文學》、羅繼祖《墨傭小記》、鄭振铎《西谛三記》、章太炎《國學略說》、夏丏尊葉聖陶《文章講話》。這些“小書”，哪一本不比當今某些厚如磚塊的“巨著”更有價值？閱讀周先生的“小書”，他的音容笑貌浮現眼前。予生雖晚，尚有幸與周先生在南大校園以及外地的學術會議上見過數面。記得他身軀健壯且步履矯健，不像一位常年伏案的學者。還記得他性格爽朗且言談坦率，不像一位飽經折磨的“右派”。周先生于1965年被下放至蘇北農村務農，後來又橫遭批鬥，但他作于1968年的《自嘲》一詩中說：“為牛為馬随呼應，是鬼是人自主張。偶放強顔争曲直，難遂衆口說雌黃。”如此耿直率性之人，方能著如此直言無隐之書。文如其人，豈虛言哉！
莫砺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