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更繪畫作品
李澤厚說：我最近特别高興讀到一些極不相同的人如吳冠中、周汝昌、徐梵澄、顧随等，都從不同方面認同魯迅而不認同周作人、胡适。
我也不喜歡周作人。他和後來的秦牧都屬獨幕喜劇作家，不明白為何有人把他擡那麼高。都是董橋下午茶式的東西，再好吃也不是正餐，跟今天讀微信、微網誌差不多。這個是城市文化的反映，隻要有一定年輪的沉澱，這個城市一定會産生這樣的文人和獨幕喜劇，應歸類花邊文學。
現在高調推薦周作人，也可能是對長期以來曾刻意培養高玉寶式的農民作家的反撥，因為直到目前，中國文學仍然是農民文學。數數今天活躍的作家，有幾個是在城市長大的？寫得最多的還是農民，偶爾有些寫城市的，基本上都是“陳奂生進城”之類。
像老舍、林語堂、張恨水、張愛玲，以及鴛鴦蝴蝶派作家秦瘦鷗、周瘦鵑、包天笑，還有新感覺派施蟄存、劉呐鷗、穆時英、葉靈鳳、黑嬰、禾金等那樣的城市作家太少了，好像今天成功的也就是王朔、慕容雪村。這說明中國當代文學還沒有轉型，城市化程序還隻停留在房地産開發上，文學脫節了，沒有出現梭羅、德萊塞、歐文·肖、歐·亨利那樣的屬于城市的大師級作家。
如果說大飛機、航天登月比美國晚了半個世紀，中國城市文學比西方同類差得恐怕還要多。我一直奇怪，當年拿破侖親自主持建設了放射狀的巴黎城區以後，大量的城市文學就“立等可取”了，巴爾紮克、雨果、左拉、大小仲馬、梅裡美、波德萊爾，都有大量的城市作品，但是中國文學卻沒有出現很多反映當代城市文明價值的作品。新中國成立後，此方面的成功嘗試，在我印象中，也就是周而複的《上海的早晨》，還有劉心武，也算一個，王安憶、張抗抗、池莉、文夕都隻能算半個。朦胧詩也算。
物以稀為貴，是以着重推周作人，看重的主要是他骨子裡的城市靈魂。
說這些，就是證明一下，中國雖然建了那麼多大小城市，但不少地方還是農村化管理。去打聽一下，管理這些城市的人，還有動辄自诩“城市營運商”的地産大佬，有幾個是城市長大的？他們大機率認為，城市，就是把房子蓋高，越高就越城市。隻講居住功能，不講外立面，導緻千城一面。似乎發展就意味着“拆拆拆”，以前是北京拆城牆，近四十年則是對傳統建築、曆史街區第二次大規模破壞，慘烈程度遠勝當年的拆掉老北京的九城！主要原因是缺乏在城市長大的人對城市母乳般的依戀感情。
我每次去北京都住八大胡同。雖然破舊不堪，但是隔窗就是前門樓子。我問一大爺，為何幾十年來就守着這爛房，此地的十幾平米到别處都能換一個樓了。大爺說，我們都走了，你來了還能聽到原味京腔嗎？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曾坐武漢長航東方紅系列輪船，沿長江遍訪各城。這些城現在都被拆得面目全非；當年九個通商口岸之一的九江，拆得最徹底，沿江的民國建築拆得不剩一塊磚。
珠海華發到漢口拿了法租界一大塊地，立馬就拆了好幾座老建築，然後爛尾好多年。現在據說又要“修舊如舊”。那還是當年的磚嗎？如果明長城都用現在的泡沫磚，那會是什麼感覺？
曆史是需要沉澱的。當經濟增長成為野蠻生長，城市必然會遭到野蠻裝卸般的暴力拆遷。最近在老漢口轉了一下，拆得更徹底了，就留下幾個樣闆建築。像我這樣年紀的人，也已無法去找兒時的記憶了。
文學評論家黃自華說：中國作家走不出寫農村這個怪圈，與中國人至今還在抵制現代文明、崇尚農耕文明有關。沒有現代文明之下的思想意識和人際關系，城市寫作就是一個始終走不出農耕文明子宮的怪胎。用農耕文明的價值觀、審美觀在城市大興土木，大拆大建，拆掉的是美，建起來的，就還是一個不扣不扣的“新農村”。他們以為這就是美，而且還拒絕差評。這與拒絕甚至批判現代文明有直接關系。
江漢大學徐迅博士說：在這方面，上海好一點，有吳亮、孫甘露、金宇澄，也有好幾個80後、90後；其他地方就差多了。
《文學自由談》今年第1期有文章談到深圳為什麼出不了大作家、大作品。這的确令人深思。一個世界上發展得最快的大都市，四十年就從一個小漁村成為千萬人居住、工作的超級大城，文學至少是滞後的。明明也有不少著名作家進入，卻幾十年如一日地宣傳打工文學——我一點也沒有歧視農民工的意思。從流水線上找吃苦耐勞揮汗如雨的高玉寶也很重要，但刻意把一個科技、經濟高度發達的世界級城市，從文化上渲染成一個農民城市，是不是一種自我矮化？你的精英文化哪裡去了？
不過，城市長大的文化人普遍情商過低。這是所謂的城裡人的通病。
終于又有人抓住李某人的把柄了，據說是硬傷：他到處講課，好為人師，舉例都是他自己的作品。
“到處講課”和“好為人師”應該并不是遞進關系。我到處講課不假，隻是為了賺點碎銀子以應付日益失控的開銷，因為我在機關拿的是最低工資，幹的又是紙媒，而紙媒日薄西山的情況，想必大家也了解。
是以，我講課和“好為人師”沒有什麼關系。
之是以拿自己的作品作為例子，主要是因為以前拿别人的作品舉例被抗議過。李某人常常口無遮攔，容易誤傷同類，是以，除了業已作古者，原則上我不跟同行比較；而用自己的作文來舉例說明某些問題，基本上沒這方面的風險。
後來也有朋友反問，自己評論自己怎麼不行了？有人給自己開研讨會，自己懷念自己，自己崇拜自己，你怎麼就不能自己評論一下自己？
但是，自己評論自己的确很難找到先例。屬于無恥？暫且存疑。有人總是說李某人沒有作品，他哪有資格評論别人？既然如此，我評論自己怎麼又有問題了？就算李某人是個失足中年，也總要給他一條出路吧？何況，他隻是評論自己，又不是評價自己，不是評級，不是評獎，沒有流量帶貨的意思。
話說回來，李某人的臉皮經常“厚得載物”，也不怕被說三道四。下面舉例，說明文學語言吸引力的重要性。在今天這個文章消化短平快的時代，你的宏大叙事如果不能在開頭的千字以内把讀者抓住，卻還像《追憶逝水年華》那麼幹，從明天開始，餓肚子就會是你的新常态。
為了寫小說，我經常練習怎麼開頭。比如這個《老張》——
老張走了。 老張走之前的身份是個導演，而在導演之前，他是個穴頭，專門幫助一些二三線的演員組織演出。原先在他的家鄉走穴。鄉下，婚喪嫁娶，有個吹唢呐的就算音樂了；如果加上鑼鼓，再加個笛子什麼的，就算交響樂，每次能夠賺個百把塊錢。後來就去鎮上演，還牽了猴子小狗什麼的，算馬戲了。 真正發現機會，是縣城劇團倒閉。以前他夢中的情人啊，那些高高在上的女演員，就這麼失業了。他去要求承包，幾個花鼓戲女子就像水蛇一樣把他環抱，渾身上下硬是癢得舒服。 淮河沿岸幾乎被他的戲班子走了個遍。别說那是一些小錢，當年常香玉唱個河南梆子，土得掉渣，居然買了架飛機送給志願軍。老張聽說過，并且說打死也不相信。後來他相信了，小生意在中國的确可以賺大錢的。這是他後來買了大奔說的：你看人家蕪湖的奇瑞，賺到錢了，把路虎都買了；人家李書福，吉利賺錢了，把瑞典的沃爾沃買了。 其實他賺錢的手段并不高明，就是在戲中間，來個脫衣舞，整個高潮，不論是鄉鎮幹部，還是村頭二大爺，都喜歡。随便哪裡死個人，他能讓那些半老徐娘在人家門口脫半個月的衣服，直脫得人家三圍盡顯，三觀不正。 就這樣完成了原始積累。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裡，積了跬步當然要千裡躍進大别山了。東西南北中，發财去廣東。老鄉們說，廣東那是你去的地方？那麼多高人。老張說，是棗沒棗先打兩杆。真是吉人天相，他就一杆，棗就掉了一地。這和他注意宣傳有關。田間地頭，破鑼一敲，就盡人皆知了；鄉鎮縣城，家裡收藏的高音喇叭一響，就家喻戶曉了。到了大城市，得靠媒體（他學習的新詞），要靠記者。打發起來也不貴，那個時間，就五十悶——廣東話，一悶就是一塊。悶聲發大财，廣東真是人少錢多啊。一年下來，賺了很多很多悶。他請的演員，再不是縣城班子，是國家一級二級演員。幾年下來，他家的班子“換屆”，老婆帶孩子走人，新夫人年輕有為，生意越做越大，國内目前誰紅誰黑誰黃，問他，門兒清。 反腐了，足球場上的演出搞不成了，籃球館裡的演唱會也招不到人了。一打聽，敢情都看電視劇去了。有人來忽悠，就跟着去了趟浙江橫店。人聰明，啥事都能看出門道。他不跟人合夥，找了個文學老青年。人家辛辛苦苦好幾年，一本長篇小說就是出版不了。寫的啥？打鬼子。老張是沒有組織的人，隻是按照自己在鄉下積累的直覺，問，鬼子是什麼？中間人說，就是皇軍。黃軍？有意思，要黃、要黑、要暴力，齊了！二大爺不愛看，三大爺四大爺一定看。 那個時間還沒有“神劇”一說，一不小心就領個先。他說，給你二十萬，拿東西走人。那個劇作家本來隻是想弄個三萬兩萬的，按照今天說法，吓死寶寶了。規規矩矩按照老張要求，放棄署名權，回家跟老婆報喜去了。 關鍵是，老張在介入這個生意時，問明白人，拍電視劇，什麼最難，什麼最容易？人說了，寫劇本最難，當導演最容易。因為寫劇本，你起碼得是作家吧？其他各個工種，也都是些技術活，燈光、道具、化妝、美工、服裝、曆史顧問，等等。老張說，那麼說，這導演一定得我幹了？于是他就真的當了導演，然後去電影學院找了個學導演的小夥子，那是執行導演。 原先覺得這鬼子打一次就行了，沒有想到大家号召抗日，還有“憤青”抵制日貨什麼的。老張後來跟采訪他的記者坦白，運氣來了，那是擋都擋不住啊！一口氣，硬打了八年鬼子，各種各樣的打法，神乎其技，把什麼關東軍關西軍都消滅了，自己也賺了個盆滿缽滿。 他感覺，再這樣打下去，資源該枯竭了，估計下面得打到天皇他家裡面去了。還有人看嗎？ 果然就不斷遭到電視台退貨。 但是他轉型忒快，馬上想到現在各個地方都在倡導文化。老張迅速學會了一個新名詞——購買服務。市裡面有專款，省上更是不含糊，誰拍攝電視劇，補貼五百萬到五千萬不等。 老張有點子，又有錢有人，就是差本子。他開始到處現金收購劇本，跟人說，這就是炒股票，你先要買，本子就是原始股。到了老張買本子的時候，專業編劇已經有了維權意識，他覺得自己已經買不起了。但是他清楚地知道，江湖上有的是槍手，他在找槍手，其實槍手也在找他。 果然，就有個人過七十古來稀的老同志。據說人家也是打聽了好幾年，才把他找到，彼此相見恨晚。古來稀作家為這個本子已經折騰了五六年，原來的願望就是換個一萬元。老張從來沒有的恻隐之心發作了，看看人家，寫了一輩子，目标才一萬元。他想讓對方驚喜一下，一出口，連自己也驚呆了：一百萬！ 古來稀作家當時連下跪的心都有。恩人啦。老張輕描淡寫地告訴老人，要敢于想象。 等到助手看完三十集劇本，說想死的心都有了：又是打鬼子。老張在“約談”古來稀時說，你怎麼，這個，抗戰八年，我們都結束了，你才想到，打鬼子？古來稀說，不是啊，這個劇本，我寫了八年啊。 沒辦法，為了信譽，老張對助手說，看在人家也抗戰了八年的份兒上，我們再打一次鬼子吧。也不知道我們是不是上了日本國的“黑名單”，我還沒去過日本呐。 老張當然不會冒風險。他按既定方法辦，找一個地方政府買單，把相關上司的名字全部安排上去。 有人說，這個辦法我也會。老張笑，你試試？ 就是，隻有老張把這條路子走通了，隻有老張能夠靠手上的劇本找有關部門拿到相關補貼。
我覺得，除了拿了扶持費、課題費之類的補貼寫的東西，文學是最能夠反映社會實情的。
審美意識和審美能力是兩個概念。
很多中國作家的問題是沒有審美能力。
有時候，真實比小說更加荒誕。虛構往往還是在一定邏輯下進行的，而有些現實經常毫無邏輯可言。
如果文學不能反映現實，隻是作為一種文字技巧的表現，沒有價值觀，沒有基本的道德判斷，就是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
今天的文學批評已經适應不了某種文學現實的塌方速度，必須以“文學呸評”來解決問題。
與其等待戈多，不如等待瓦拉德。
等待就是一種躺平，躺平就是一種等待。
唯獨音樂能夠充分反映複雜的内心而不被抓把柄。
連繪畫都做不到這一點。
文學？白紙黑字，鐵證如山。
2021年10月6日，上階堂
（《文學自由談》2021年第6期，原标題《拖泥帶水》。圖檔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