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度公子
來源 | 一日一度
ID | yryd115
二十六年前，崔永元在電視台打工當編輯，見一劇組頻頻給新主持人試鏡，小崔便在一旁敲敲打打。
由此，《實話實說》的劇組盯上了他。
幾天後，小崔穿着借來的紅西服，吹着飛機頭，在現場觀衆詫異和挖苦中磕磕絆絆走上---舞台，中國電視有了最受觀衆喜愛的脫口秀節目和脫口秀主持人。
當年，與《實話實說》一起走出來的，還有一個另類的主持人。
她沒有經曆過專業的播音訓練，沒有甜美的外形和苗條的身材，說話也不求一個顧全大局，隻求“刺激”。
電視台生怕觀衆不能接受，隻能對外宣布，她是個嘉賓。
這主持人，便是張越。
張越接手《半邊天》，基本上是破了行業的圈子。
她後來回憶說，剛邁進電視圈時，自己簡直就是個“生混蛋”。
憑着本能的熱情工作，初出茅廬，但自信、大膽、激情澎湃。
有觀衆曾寫信到中央電視台，言辭激烈地聲讨台長：
“這個叫張越的是不是你們家親戚？你憑什麼讓她當主持人？全中國的人都雷射了嗎？”
可張越卻能憑着這樣的形象，連續3年獲得全國性電視節目獎和“金話筒”獎。
中國的“女性平權”來得太突然了，以至于很多觀衆并沒有搞清楚，究竟什麼是“男女平等”，《半邊天》正彌補了這樣的認知缺失。
《半邊天》的出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凝結了女性力量，它隻用鏡頭記錄着一種平等的自由選擇和自由發展的機會。
但這其中隐藏的不止“性别問題”，它是和這個時代暴露出來的問題緊密相關。
作為中央電視台唯一一個以性别定位的節目和國内最早的女性欄目，《半邊天》的建組過程，并不輕松。
1994年3月，孫素萍、壽沅君、王娴三位女編導提出辦女性欄目的創意，同年5月，她們得到台内上司的支援。
把性别意識和性别敏感帶進電視節目中，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
節目初期常常把“女性問題”做成了“問題女性”。
故事《苦果》把鏡頭放在東北一所女子監獄中，有不少犯人是因殺夫而人獄的。
節目采訪了幾名女犯之後說，這些女性都是農村人，沒有文化，不懂法律，是法盲。
節目提醒女性要學習法律，以免走上犯罪之路，自嘗苦果。
事實上，這些女犯人不少是忍受不了丈夫的家庭暴力，而铤而走險。
生理上的性别差異不一定直接帶來思維上的性别意識，但是自身的感受是接受性别意識的驅動力。
久而久之，總是坐在演播室的張越，深刻意識到自己所思所言僅僅停留在觀念上，并沒有深入真正的生活。
張越沒了熱情，辭職在家待業兩年。
盡管如此，性别視角給了《半邊天》制作組一雙慧眼，看穿了社會生活中的許多奧秘。
在聚焦深圳羅湖火車站女廁的《公廁重地，請多關照》節目中，許多女性大吐苦水，如上街前不敢喝水；上廁所排長隊；月經期間經血滲漏，衛生巾無法及時更換......
男性化的設施給女性帶來了生理上的極大不便。
觀衆第一次發現，在這個常常被人們忽視的生活領域中，男性和女性的遭遇和感受會如此不同。
這期節目給了張越極大的震動。
于是，《半邊天》颠覆、先鋒的底色之上，又添了一筆——《張越訪談》。
聚光燈環繞在一些平凡的女性身上。
有一期節目叫《韓春霞的嫁妝》，節目組去河北采訪即将結婚的女孩——韓春霞。
她在外地打工好多年，給家裡掙了不少錢，想留在城裡，奈何城裡找不着對象，家裡三催四逼，給她找了一個。
結婚前幾天，節目組到她家，她展示出一件紅黑相間的毛衣，說結婚那天穿。
盡管韓春霞隻和大部分農村女孩一樣，結婚生子到相夫教子。
但因為在外打拼的緣故，韓春霞的腦子裡一直記得一本書——《紅與黑》，她聽說這是很有名的外國小說，奈何一直沒看過。
看見這件毛衣，她就決定結婚穿這件，毛衣代表着她向往的世界。
節目組臨走當天，送給她10本從王府井新華書店買的名著和小說。
這個即将出嫁的姑娘緊緊把那摞書抱懷裡，她站在門口，看着面包車愈行愈遠，不知道未來有怎樣的生活在等待着她。
想要從一位女性身上看到個人命運、群體、階層、時代和曆史，這何其艱難？又何其有使命感？
下崗女工張玉芳到市裡最大的洗浴中心幹起了搓澡工。
有大男子主義思想的丈夫讓她在家呆着，為此經常吵架，但一家三口每月隻有300元收入，生活很艱難。
張玉芳在工作中不僅學習了按摩的手藝，而且也有了不錯的收入，在老同僚聚會時大家向她投來羨慕眼光，她第一次對自己的職業身份有了新的認同。
除了較為常見的情感婚姻類問題，節目中前衛的視角，其中涉及的衆多議題即使放在當下來看，也依然有很強的先鋒意識：
美容護膚品中的“殺機”；
說說男性避孕藥；
廣告中的性别問題；
反對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會議；
同伴性教育；
離婚前後......
《半邊天》就像一面鏡子，越來越多的女性從一個個鮮活的故事中汲取力量，不斷反思自身的成長環境，勇敢打破既有的社會規訓，逐漸找到了缺失的自尊與自信。
《沉默的大多數》有這樣一句話：
“所謂弱勢群體，就是有些話沒有說出來的人，就是因為這些話沒有說出來，是以很多人以為他們不存在或者很遙遠。”
在《半邊天》裡，這些人被看到，她們的話被聽到，那些遙遠的人，都變得很近很近。
陝西農婦劉小樣，在村民眼中絕對算得上一個幸福的讓人嫉妒的女人。
可是張越看到了她的“異樣”，這個農婦是有野心的、不滿足的。
初二文化，丈夫忠厚，村後一條高速公路直通西安，但她從未去過，生活在自己的圈子裡，她痛苦莫名。
她羨慕大城市生活，連城裡人的國語她都覺得格外親切。
直到張越采訪時，她才有機會坐在自己門前的木頭上，第一次用國語訴說自己的煩惱。
她覺得周圍的人不了解她，而她的思想也和周圍的人格格不入。
“外面的世界好像離自己很近，好像伸手就可以抓到，而實際上又是那麼的遙不可及。”
劉小樣說自己去了省城，看着街上的行人一個個那麼好看，那麼時髦，難過的就想哭。
在很多人眼中，劉小樣就是一個“異類”，丈夫王樹生感慨：
“咋沒人像她這個樣子，這平原上咋就出了一個她？”
節目組要走了，她哭了大約二十分鐘：“你們走了，就扔下我。”
她喊出了“甯願痛苦，不願麻木”的話。
她不是沒有嘗試過“出走”，10年間，幫鄰居幹農活、去縣城做售貨員、到貴州和江蘇打工。
20年後，人們又找到了她。
她曾經“出走”，但最終還是回歸普通的農村生活。
繞了一圈回到原點，好像什麼都沒變，但其實又變了很多。
她選擇與那片平原和解，為了合群主動去和村裡的老人們聊天，學打麻将。
她說自己就像院子裡的雞冠花，有人說她不漂亮，但是它也努力盛放，無人欣賞，頂多算悲壯。
盡管《半邊天》有勇氣有想法有人氣，但也是戴着枷鎖跳舞。
播出不到一年後就進行了調整，分享個人故事的形式此後成為主流。
但這并不意味着《半邊天》就不好看了，盡管沒那麼熱鬧，沒那麼唇槍舌劍火星四濺，但隻要不回避現實，依然與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關，依然在說真話說實話。
《半邊天》的深度專題——
《我們的一百年》，用真實的曆史去還原女性100年來的地位變化以及遭遇的困境。
從女性身體（雙腳）的解放，說到早期女性教育發展史、就業發展史，再聊到女性與戰争、女性生育曆史。
比起十年前的那些人，我們經曆過的變化實在太多了，現在的這輛火車更快、更嘈雜、座椅也更舒适。
誰能想到，這些我們至今還在一次次辯論、呼籲的問題，20年前的電視節目，就已經倡導過了。
在那裡，我們赢得的不僅僅是性别的解放，而且是未來、是時間，是曆史、是可能性。
在那裡，沒有男權女權，隻有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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