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後,有一批文人極具古人情結,如李白之于司馬相如,蘇轼之于陶淵明等。考察明代詩歌,不難發現,大部分詩人喜追步杜甫,李夢陽表現尤為突出,他不僅推崇少陵,而且有強烈的杜甫情結。
李夢陽在弘治中至正德間,力主複古,積極提倡向盛唐詩學習,尤其尊崇杜甫。在創作上,他積極主張從杜詩中汲取養料。此外,還曾選批過杜詩,周采泉《杜集書錄》卷九著錄有李夢陽《批杜詩》,并說清嘉道間人陸烜親見此書,雲“此批或尚存天壤,亦未可知”。在夢陽身後,李開先為其作傳,曰:“作詩模拟杜子美,而壽算複與之同。”可見其杜甫情結之深。李夢陽的杜甫情結,與其幼時的經曆與獨特的個性不無關聯。
夢陽出生于慶陽安化(今甘肅慶城),其地離蒙古鞑靼部不遠,軍事形勢自來嚴峻,《明史·憲宗本紀》載:成化年間,“孛羅忽、癿加思蘭屢入安邊營、花馬池,犯固原、甯夏、平涼、臨鞏、環慶,南至通渭”。據夢陽詩中自述,其出生不久,家人抱着他四處逃難,“是時家難金鐵鳴,倉皇抱予走且匿”。在他成長過程中,像這樣動蕩不安的生活幾乎是常态。十歲時,父李正任封丘溫和王教授,他才離開邊地寓居開封。即便是在弘治後期任職戶部時,仍能感受到邊地戰争,其詩句“昨夜照天傳炮火,過河新駐五單于”(《榆林城》),即是對當時情境的真實書寫。這樣的嚴酷經曆,不免給夢陽的心理帶來一定傷痛。
《文心雕龍體性》雲:“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作家的個性決定了他起初模習的目标與對象。夢陽生于西北,出仕後屢遭外戚、閹宦及官僚的迫害與擠陷,一生五次下獄,但他性格耿介,不畏權貴,具有士大夫的傲骨與氣節,加之他對當時“台閣體”平庸詩風的不滿以及立志複古的心願,是以,其性情極易走近有憂國憂民之心的杜甫,進而從内到外呈現出濃厚的杜甫情結。尤其在創作中,夢陽不遺餘力摹習杜詩,提倡學習杜詩的格律法式,并在作品中反複表達自己的憂時之念與濟世之志,明姚希孟在其《重刻夢澤集序》中即說:“獻吉文沿秦漢,而詩宗少陵。”其學杜詩表現在以下幾點:
首先,他作有不少與杜甫同題之作。
據筆者考察,計有22首,如《歲晏行》《憶昔》《客至》等。題目與杜詩略有異者有9首,如《白馬》、作《白馬篇》,《秋興八首》、作《秋懷八首》等。這些同題之作,内容與題材也大同小異。如作于嘉靖初閑居開封時的《秋懷八首》,在形式上顯仿《秋興八首》,具有杜詩情景交融、氣象雄闊、首尾相接、空間互通的特點,也展現出詩人強烈的家國情懷,如“女直外連憂不細,急将兵馬備遼東”,在擔憂東北局勢的同時,暗含對朝廷的諷喻。盡管整體藝術效果不如《秋興》,但其中也有精彩之處,如“天清障塞收禾黍,日落溪山散馬群”,寫故鄉景色;“聞道健兒多戰死,暮雲羌笛滿雲中”,寫邊疆戰争,表現出高超的詩歌造詣,展現了深沉的情感與思想。
題材也有效法杜詩者,如詠懷、題畫等。尤其題畫之作,胡應麟評:“題畫自杜諸篇外,唐無繼者。王介甫《畫虎圖》……皆有可觀。而骨力變化,遠非杜比。惟李獻吉、吳偉、林良等六詩,摹寫精絕,而豪宕縱橫,幾欲與杜并驅,真傑思也。”(《詩薮·内篇》卷三)學杜而能别開生面,足見其成就。
萬曆三十年版《空同集》六十六卷是現存最完備的李夢陽詩文集,其卷十五收錄“拟杜體”五言古詩,分“大禮”“邊塞”等七類錄詩33首。結合其中“效陶體”“效李白體”等情況,這些詩權作遊戲文字,但也可管窺見豹,說明其尊杜的一個側面。另有如七古《弘治甲子……雲耳》,乃仿杜甫《同谷七歌》,即是典型的拟杜體。又如作于弘治十八年(1505)的《乙醜除夕追亡寫憤五百字》,楊慎評曰:“序事有扛鼎筆力,句法雖與選殊,而與少陵上下矣,必傳之作也。”(《李空同詩選》)據其《述憤》詩小序“弘治乙醜年四月作是時坐劾壽甯侯逮诏獄”,以及五月所作《大行皇帝挽詩》三首(為明孝宗而作),此詩專為感憤不幸與悲慨所作,風格沉郁悲壯。
其次,夢陽詩極擅化用杜詩詞句。
如“彈劍問所私,何如李金吾”(《送蔡帥備真州》),化用“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陪李金吾花下飲》)。又如,“丹橘黃柑世所珍”(《柑至》),來自“丹橘黃甘此地無”(《寒雨朝行視園樹》);“二儀高下皇輿建,三極西南玉玺來”(《靈武台》),本之“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又作此奉衛王》)。宋代以後詩歌化用杜詩現象十分普遍,夢陽顯得尤為突出。夢陽生平創作了2000多首詩,其中化用杜句者幾近四分之一。
夢陽在形式技巧上學杜,深得杜詩章法之妙。《明史·李夢陽傳》:“華州王維桢以為七律自杜甫以後,善用頓挫、倒插之法,惟李夢陽一人。”何謂倒插法?沈德潛《說詩睟語》卷上雲:“少陵有倒插法,如《送重表侄王砅評事》篇中,上雲‘天下亂’雲雲,次雲‘最少年’雲雲,初不說出某人,而下倒補雲:‘秦王時在座,真氣驚戶牖。’此其法也……又有突接法,如《醉歌行》突接‘春光澹沲秦東亭’,《簡薛州醉歌》突接‘氣酣日落西風來’,上寫情将盡未盡,忽入寫景,激壯蒼涼,神色俱王。皆此老獨開生面處。”如夢陽《專贈林公》一詩,“南伐經年駕北還,麗雲遲日藹燕關”,先寫林俊久經戰陣與邊關奇景,為之造勢,後雲“新有越裳供雪雉,更聞飛将奪天山”,自然寫出人物之威名勳業。此即倒插法。至于突接法,如《逢吉生汴上》詩,首聯“汴上相逢俱白頭,秦中卻憶少時遊”,寫二人相遇之情,頗有今昔盛衰之感;情語未盡,颔聯“煙花樓閣春風日,錦繡山河百二州”,又以景語突接,情真景新,頓覺詩境開闊,詩意排蕩,頗得杜詩章法布局之旨。
再次,夢陽認同杜詩的“詩史”意義,其詩歌對當時政治有真實反映。
如《雜詩》《土兵行》《玄明宮行》等,諷喻宦官幹政、土兵擾民、皇帝昏庸等社會現象。正德六年至七年,江西各地山民發動民變,夢陽當時正任江西提學副使,親曆其事,倍感痛心,奮筆作《土兵行》,揭露批判土兵對百姓的侵害。《明詩綜》卷三十四引孫枝蔚語:“此詩當與杜陵《北征》詩并傳。”夢陽對杜詩傳統的繼承,使得其詩歌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與現實意義,也使其作品有了杜詩的風格特點。沈德潛《明詩别裁集》即稱:“北地最工起手,蒼涼沉郁,神乎老杜。”
夢陽學杜取得了成功,受到明清文人稱賞,尤其是其七律,被認為最神似杜詩,王世貞稱其“雄渾豪麗,深于杜陵”(《藝苑巵言》);沈德潛稱其“七言近體開合動蕩,不拘故方,準之少陵,幾于具體。故當雄視一代”(《明詩别裁集》)。可見其價值與影響。當時批評夢陽者也大有人在,錢謙益即認為其一味模杜,甚少創新。錢氏評其《功德寺》詩:“獻吉此詩,仿老杜《玉華》《九成》《橋陵》諸詩而作,僅竄竊其字句耳。”(《列朝詩集》)此說略有偏頗。夢陽曾說:“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駁何氏論文書》)他積極倡導文學應表達鮮明個性和真情實感,表明他并不主張僵化地模拟古人。故其學杜雖有用力過猛處,但在吸收杜詩精華的同時,也能自成一格,将詩歌優秀傳統發揚光大。
王世貞曾總結明人學杜:“國朝習杜者凡數家,華容孫宜得杜肉,東郡謝榛得杜貌……唯夢陽具體而微。”(《藝苑巵言》卷六)“具體而微”出自《孟子章句》,是儒家品評有德者的語詞範疇。王氏認為明代學杜者多學其一面,唯夢陽做到“具體而微”。故時人評“蓋先生所深嗜而冥契者杜陵,故得其神理而面目随之,實非有意模拟如宋人生吞活剝之說也”(馮夢桢《重刻空同先生集序》)。當為肯綮之語。明清人對夢陽的詩歌創作,總體評價較高,即使是不喜明詩的四庫館臣也不得不說:“平心而論,其詩材力富健,實足以籠罩一時。”(《四庫提要》)
作為前七子領袖的李夢陽,取得如此巨大的詩歌成就,無疑與其杜甫情結有着緊密關系,也正因如此,李夢陽才能在引領詩歌回歸情感傳統中起到重要作用。
(作者:郝潤華,系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