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曲折與堅守
吳文藻、冰心與《世界史綱》中譯本
文 | 王炳根
來源 | 《中華讀書報》2013年12月18日
1973年初，就在《世界史》（[美]海斯、穆恩、韋蘭著，吳文藻、冰心、費孝通等譯）校樣初出之時，出版總署軍代表來到中央民族學院聯系下一步的翻譯工作，希望他們接着翻譯H.G.Wells（韋爾斯）的《世界史綱》，學院的軍代表與工宣隊都不能确定，說，請翻譯組讀過原著後再決定。
《世界史》
[美]海斯、穆恩、韋蘭著
吳文藻、冰心、費孝通等譯
送到吳文藻案頭的《世界史綱》是美國紐約多布爾迪公司1971年版。按吳文藻的習慣，先從最後一章看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吳文藻這才想起他第一次讀這本書譯本時并無此章。他以為是盜版，回到導言方知這本巨著經過多次修訂，韋爾斯的版本隻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部分則是出自他的助手R.W.波斯特蓋特的手筆（作者注:韋爾斯1946年逝世，雖二戰結束，但他已無力思考、增訂這個重大曆史事件）。
《世界史綱》1921年版
吳文藻第一次閱讀這本書還是剛到燕京大學任教不久時，商務印書館的版本，梁思成等人翻譯。他注意到初版是民國十六年（1927年），那時梁思成還在美國留學，但從文言體譯文看去，應該是在清華讀書的時候。書的譯注多出自梁啟超手筆，因而吳文藻推測，《世界史綱》譯本初版是在梁啟超生前主持做成的事，可能是父親標明譯本，由梁思成等孩子們來完成，依據的版本則是二十年代發行的版本。吳文藻重讀梁譯本，文言體文字流暢，但也覺得有許多不準确的地方。尤其是從1920年修訂合成全書重印的版本(第一個完整版本)，經過多次修訂，期間增加了許多新材料，修訂了不少訛誤，重新翻譯1969年最後的版本就不僅僅是一本書的重譯問題了。
《世界史綱》梁思成等早年譯本
看完書後，吳文藻得出結論：“非予變更重譯不可。”
在由工宣隊出席的翻譯組會議上，吳文藻對本書做了如此的表述：
《世界史綱》的編寫，不是為學術而學術的著作，觸發點是一次大戰之後的世界末日，為了尋找一個世界發展的支撐點，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個帝國甚至局限在歐洲，以世界眼光論述世界的曆史、透視未來。用韋爾斯本人的話說：“以平直的方式，向具有一般智力的人展示，如果文明要想延續下去，政治、社會和經濟組織發展成為世界性聯盟是不可避免的”。但就是這樣，他對中國、印度的描述依然是膚淺的，盡管他聽取過傅斯年的意見，但傅斯年不可能在幾封信中展開中國五千年曆史的描述。而韋爾斯的經曆與教育，又不曾有中國等東方文化的積累。
《世界史綱》不是一部大學的教科書，而是寫給一般讀者閱讀的通俗讀本，雖然有其理論架構，但大量的來自他的平時閱讀與寫作筆記，與我們許多曆史學家，包括湯因比等不一樣，大量的資料摘要，其中有些是很新的資料，以一個通俗作家的身份考慮到其他像他自己那樣的普通讀者的需要。這種類型的曆史讀本，在史學家是不多見的，在國内也是不多見的。
《世界史綱》與《世界史》相比較，有許多相同的地方，比如叙述的方式、細節的重視等等，但差別也是非常明顯的，《世界史綱》的副題是“生物和人類的簡明史”，《世界史》描述的人類文明史，《世界史綱》的範圍大多了，從地球的形成、生物與人類的起源始，可謂視野開闊、叙述恢弘，但又是以大量鮮活的資料作為支撐的，勾勒出從地球生成以來的整個世界史。而作者韋爾斯既不是一個曆史學家，也不是地質學、民族學、民俗學、博物學、考古學、語言學家，古生物學家，而是一個通俗小說的作家，寫科幻小說，他《時間機器》《隐身人》《當睡着的人醒來時》《不滅的火焰》發行量很大，1920年和1934年，曾兩次通路蘇聯，會見過列甯和斯大林，是以有人稱《世界史綱》為“奇人奇書。”
（此處發言為本文作者根據吳文藻筆記整理而成）
邝平章、冰心、費孝通等都作了發言，最後在如何對待波斯特蓋特增補的二次大戰章節時展開了讨論。費孝通認為，整個叙述中，對中國的描述不充分不準确，而對二戰中中國所起的作用幾乎沒有涉及，這不公平，可以省去不譯，全書仍然截止于一次大戰結束，保持韋爾斯所著内容的原貌。這個意見被工宣隊接受并肯定。翻譯分工吳文藻總體把握，首先是做人名、地名、重大曆史事件名稱表，各章節的翻譯名稱均以此表為準，全書八編39章由費孝通等人分别翻譯，所有譯稿完成後由吳文藻統一校正、修訂，最後由冰心在文字上進行修飾、潤色。
根據吳文藻筆記，《世界史綱》有近一年的時間未出現，這大概處于各位譯者辛勤工作階段。到了1974年9月，邝平章第一個将部分譯稿送來，吳文藻從此步入緊張的校正與修改工作。緊接着，李文謹的譯稿送來了，吳文藻對邝平章比較放心，首先校閱的是李文謹譯稿：
先将第三十四章前三節原文浏覽一遍，然後看譯文，逐段逐句校對，原稿易懂不易譯錯，主要詞彙選擇不确切，下午繼續校閱，開始進度很慢，加以頭暈，看多就眼花。
（吳文藻筆記，1974年9月14日）
初譯占用的時間較多，校閱就緊張了，到了年底，吳文藻的校閱剛起步。研究室翻譯組開會商讨，大家認為應集中力量，争取第二年六月将《世界史綱》譯出，向國慶獻禮。
六人初譯的文稿陸續送到吳文藻案頭，校閱進度卻是快不了，吳文藻隻得請求冰心幫助校閱譯稿。正當吳謝校閱提速之時，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冰心再次當選為人大代表。1月9日，民院舉行全院大會，李力主任報告，在總結1974年工作、布置1975年初步安排時，提到了包括年老體弱多病者的退休退職問題。吳文藻的思想受到觸動，他和冰心都到了該退休的時候，面對那一大堆譯稿，吳文藻有些無所适從。是退休之後繼續做，還是停下來？冰心從人大會上回來，兩人商量過這些事情，就在此時，工宣隊的張師傅來談話，說你們二位不必考慮退休退職的問題，吳文藻在筆記中寫道“對我很大鼓舞”。
從4月19日開始校閱徐先偉譯稿，5月16日校閱完畢。對徐先偉的譯文，吳文藻隻在“有疑難處重加修改”，認為譯稿的“品質較高易改”。之後冰心在校正稿上進行潤色，這次又增加了一道工序，冰心之後，吳文藻重閱一遍，8月15日，吳文藻筆記道：
先看瑩改徐譯稿第37章十九世紀最後二節（第十九節），學習文學，次就李譯稿第三十八章最後一節（第九節）修改處重閱一遍，疑難處拟出初稿待商榷，然後轉入第39章，“二十年的猶豫及其後果”。
8月27日又有：
上午第二次校訂第37章第10到18節，瑩改過之處，全部看完，親送給文瑾同志付抄繕。
這種認真的做法、幾道程式的操作展現在全部翻譯過程中。當然，民院翻譯組的全體成員，誰個不能獨立承擔翻譯任務?但是，“文革”中展現集體的力量，便有了合作翻譯，譯稿來到吳文藻面前如果不這樣做，各人譯一段，無論如何過不去。後來細心的讀者，讀出了翻譯的不同風格。
1949年之後，一本書産生的過程相當複雜與嚴格，無論是翻譯還是原創、無論是個人獨創還是集體創作，從出版社的選題、審批到創作（翻譯）、修改，到初稿、成稿，到編審（一般要經過一、二、三審），到最後的校對與印刷，一道工序不得少，尤其對于像《世界史綱》這樣的西方學者著作。《世界史》與《世界史綱》均為指定選題，多道工序省去，但在翻譯過程中，後者的機遇便不如前者，人還是那些人，環境卻又不一樣了。1974年底，階級鬥争又起，吳謝校閱、潤色《世界史綱》之時，無可逃避地被卷入其中。吳謝隻得放下手上工作，投入運動。
當校閱到“君士坦丁大帝孤獨情況時，頗受感觸”，吳文藻在這段文字前久久停留：
雖然君士坦丁大帝這人還像一個幻影，雖然他的家庭生活細節除了渺茫的悲劇之外無所透露，但我們仍能猜出他的許多思想。在他晚年，他心中必然很感寂寞。他比以前的任何一個皇帝都更專制——那就是說，他更少有忠告和幫助。再沒有可以共事的熱心為公和可靠的人，既沒有元老，也沒有顧問來分擔發展他的計劃。帝國地理上的弱點他了解多少，即将到來的全部崩潰他看到多遠，我們都隻能猜測了。
（《世界史綱》下卷，P478，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從書本到現實，從曆史鬥争聯系到現實批判，吳文藻思考已多，工宣隊知道情況後勸其“勞逸結合”，“勿過趕，要注意身體”。
《世界史綱》第一遍的最後校閱完成已是1976年末。通校完成，實際上隻是階段性告慰，《世界史綱》的出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元旦一過，吳文藻便全身心投入到第二遍校閱工作中，第二遍校閱一般排在冰心的文字潤色之後，也就是說，最後的定稿是在吳文藻手頭完成。第二遍的校閱費時不少，直到10月才完成，其間仍有錯可改。吳文藻在最後完成第39章的校閱時，再次閱讀原著中未譯的第40章，原來這一章不僅論及二戰，且全面涉及二戰後的世界格局，包括中國的文革。此時文革剛剛結束，而第40章對文革持有西方人的立場，多有質疑、批評，吳文藻認為将其翻譯出來很有參考價值。翻譯組通過了吳文藻的提議，10月之後，緊鑼密鼓地進行翻譯、校閱，吳文藻同時還要承擔編制全書的大事年表與索引，極其繁雜與慎密。
1980年3月，人民出版社送來《世界史綱》全書校樣。吳文藻等人看過校樣後，出版社編輯陳逸文來通知，說社裡經過研究決定還是删去第40章，大事年表與索引也不用，原因是由“内部發行”改為“公開發行”。以這個理由删去第40章可以了解，但将大事年表與索引拿掉，吳文藻感到十分費解。這不僅是費了他的大量心血，更是為了友善讀者，而公開發行應該具備這些内容。
出版社未采納吳文藻意見，随後署名問題又冒出來。由于是集體任務，有人主張用“中央民族學院研究室翻譯組”集體署名，有人則主張用“誰譯誰校”署名。吳謝沒有表示意見，幾經磋商，最後由費孝通拍闆:“不宜用集體名稱，因為翻譯組并不是全部參加，必須實事求是，以示負責。”署名的順序他親自排定。
決定公開發行之後，《世界史綱》于1982年2月再出一次清樣。吳文藻在通讀後，再一次慎重簽名。這年5月的《人民日報》為此書即将出版釋出了消息，7月2日，四套油墨飄香的《世界史綱》送到吳謝手上，最後署名順序為：
吳文藻、謝冰心、費孝通、邝平章、李文瑾、陳觀勝、李培萊、徐先偉
書到之前，稿費便已開出，吳文藻訂書10套，購書款從稿費中扣除。這10套書分别送給了三個孩子，還有遠在美國的顧毓琇、浦薛鳳等老友。
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運動之後，出現了一個全民讀書潮，吳謝等翻譯的《世界史綱》中譯本在這個讀書熱潮中走進千萬學子中間，一家甚至多家出版社屢屢重印，成為一個流行的經典版本。最初的評論不說，直到二十一世紀初的網絡年代，衆多網友仍在熱捧。認為：
如果有六星級，我會毫不猶豫給的。終于找到一本讀來愛不釋手的世界史……尤其以一個理智的有知識的西方人的視角，去審視曆來被中國人引以為傲的、記憶中光輝燦爛的5000年文化。原來在他們眼中，我們的成就、衰落、奮起是這個樣子。
每次有人要我推薦什麼曆史著作，我都會不遺餘力地推薦H.G.Wells的這本《世界史綱》。這是我讀的第一本世界史著作，我也認為這是我所看過的最好的通史著作……最後不能不提的是，這種文字的魅力也要很大程度上歸功于這套書強大的翻譯陣容，請看：吳文藻，謝冰心，費孝通……這些名字對本書的翻譯品質做出了足夠的保證。
當然也有不同的聲音：
翻譯不僅談不上優秀，五六十個字的歐式長句并不少見，按英文文法硬譯的句子所在皆是，不符合中文的習慣的詞句非常之多，讀得是幾步一頓，思路無法連貫……或者所謂譯者佳，可能是指梁思成先生所譯那本吧。
吳謝等人的譯本确實帶動《世界史綱》在中國的流行。同時，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了梁思成的譯本，之後，世紀出版集團也重印梁思成等合譯的文言體譯本，重在“引薦民國時期的學術思潮與動向。”對民國學術自由的懷念與向往，使得重印本也受到不少人的熱捧，一些大學的教授們向學子大力推薦梁譯本。這裡雖無貶吳謝費諸君譯本之意，推薦卻是出于感情因素與個人喜好。推薦者在這裡缺少基本考量，即是梁譯本所依據的版本是韋爾斯最初版本，以後經過多次修訂，所謂時間與地點準确到無疑問的程度，皆為之後多次征求各方意見包括傅斯年的意見之後的版本。原版本存在的缺陷，譯本豈能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