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對于南京人、中國人，乃至全人類來講，都是一個特殊的日子。
關于1937年的這一天與之後六周發生的慘劇，在南京念中學的知乎答主靈飛，曾講過一個故事。
他說，他上學時，班裡幾乎全都是南京本地的學生。有一年，拉響防空警報，紀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時，他們正在上地理課。
地理老師突然停止了授課，然後說：「同學們，認為自己是南京人的請起立。」
大多數學生起立，沒站起來的人寥寥無幾。
接着，老師又說：「父母也是南京人的，可以繼續站着。」
至少有一半同學，坐下了。
老師再次開口：「爺爺奶奶或者外公外婆也是南京人的同學請站着。」
這次，沒有學生站着了。
老師說：「你們知道這是為什麼的。」
◎ 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照片牆。
圖檔來源：Wikipedia
這場将南京人口銳減幾十萬的大屠殺，時至今日，仍是南京人難以揮去的噩夢。
其實，不僅是南京人，對整個人類社會來講，「南京大屠殺」亦是一個殘忍而恥辱的标志性符号，與二戰中的另一場大屠殺——「納粹大屠殺」一樣，是人類文明史上永遠無法抹去的污點。
不過，在緬懷和哀悼死難者之餘，我們也會不禁對這常常被并列在一起的兩者感到好奇：
「南京大屠殺」與「納粹大屠殺」的性質，真的一樣嗎？
事實上，如果對兩場大屠殺進行一些深入研究的話，就會發現，它們并非完全相似，而是存有一些顯著差別。
而這種差別，最直接的展現，在于「南京大屠殺」和「納粹大屠殺」不同的屠殺組織形式。
/ 01 /
對啟蒙理想的踐踏
當我們談到「南京大屠殺」時，很容易提到的一個詞是「禽獸不如」，用它來形容那些參與了屠殺的日軍，控訴他們喪盡天良。
事實上，從《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及其他當事人的記述來看，這一詞彙的使用是準确的。
◎ 1937年12月12日，日軍攻擊南京中華門。
當1937年12月13日，日軍沖進南京城後，他們在随後的六個星期内，基本隻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瘋狂地殺人。
面對幾十萬沒有反抗能力的南京市民與被俘官兵，日軍大開殺戒。
數萬人被日軍用刺刀威脅着，驅趕到城外，然後被日軍使用機槍掃射，如麥子被收割般成片倒下。一些沒有被槍殺的，則被綁起來，當作刺刀訓練的活靶子，或是被澆上汽油，活活燒死。
六周結束後，南京城當中，街道上堆滿屍體，彌沒着腐爛的人肉臭味。從下關到燕子矶，數十裡的長江上，漂浮的屍體已是層層相疊。當時的日本随軍記者今井正岡記述：
「在下關碼頭，死屍體堆成了黑糊糊的山。大約50到100個人在那裡幹苦活，把屍體拖下來扔進長江。屍體還淌着血，有些人還活着并虛弱地呻吟着，他們的四肢還在抽動。苦力們一聲不吭地幹着活，像是在演啞劇。在黑暗中人們很難看到長江的對岸。在微弱的月光照射下，碼頭上是一大片閃着微光的污物，哇！那全是血！過了一會兒，這些苦力幹完了拖屍體的活，日本士兵就讓他們沿江邊站成一排，砰！砰！砰！我聽到了機關槍的開槍聲。苦力們朝後栽進長江，被洶湧的江水吞沒。啞劇到此結束。」
◎ 秦淮河岸邊大屠殺遇難者的屍體，旁邊站着一名日本士兵。
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估計，僅這六周内，日軍殺害的人數便達到26萬，還有專家認為這一數字過于保守，應該多達35萬。這意味着，如果按天來計算，那麼平均每天有近9000人被殺，而如此之多的人：
「他們流出的鮮血重量達到1200噸，他們的屍體可以裝滿2500節鐵路車廂，把他們的屍體一個個堆砌在一起，可以和74層大廈相比高。」（張純如《南京大屠殺》）
◎ 《南京大屠殺》1997年于美國出版後，引起了全世界的廣泛關注。作者張純如在書中通過采訪當事人、查閱檔案資料及實地考察研究，詳實地記錄了日軍殘暴、滅絕人性的屠殺行動，以悲憤的筆觸揭露了世人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殺、日本占領下的南京、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幸存者的命運等以往鮮為人知的情節。
作者：[美]張純如
譯者：譚春霞、焦國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5年
毫無疑問，隻有「殺人機器」這樣的稱呼，才能形容當時的日軍。
第二件，無休止地強奸。
據有關史料統計，六周之内，遭到強奸的中國婦女數量，在2至8萬人之間。日軍從下關派出拉煤車，到到南京城中和附近的鄉村，抓回許多婦女，然後将每個婦女配置設定給15至20個士兵，任由他們奸淫淩辱，被強奸的婦女不分年齡，上至老妪，下至幼童，都難逃魔爪。這一過程中：
「日本人暴露出的人性堕落和性虐待狂已經達到無以複加的程度。......有些日本兵因過度強奸而身疲意煩時，便想出各種花樣對婦女施行性虐待藉以取樂。」（張純如《南京大屠殺》）
一些年輕女性遭到輪奸後幾周内不能走路，許多人需要動手術。有日軍強奸10歲以下的女孩，在強奸後，用刀将她們劈成兩半。而更為令人發指的暴行發生在未出生的嬰兒身上，一些日軍在強奸孕婦後，會用刺刀割開孕婦的肚子，挑出胎兒來取樂。
此外，「許多日本兵還超越強奸，将這些婦女剖肚挖腸，割掉她們的乳房，甚至将她們活活釘死在牆上」，而且，被奸殺的不僅是南京城中各個年齡段的婦女，男性也時常被要求互相雞奸，甚至一些家庭還被強迫在日軍面前亂倫。
◎ 日本曆史學家笠原十九司所著《南京事件》中的插圖「遭日軍綁架的中國婦女」。
正因如此，張純如才肯定地認為：
「這是世界曆史上規模最大的集體強奸事件之一。」
如此行徑，明顯已經超出普遍認識中「正常人類」的範疇，用「野蠻禽獸」來形容，毫不為過。
而「殺人機器」「野蠻禽獸」這些詞彙的背後彰顯的，也是很多人對于「南京大屠殺」性質最直接的判斷：
首先，這是一場以屠城為表現的，發生在南京的極端反人類事件。
其次，日軍官兵在入城之後的種種作為，毫無保留地表現出了人性當中最為陰暗的一面。
同時，由于受害者是中國的南京群眾，因而這場屠殺也印入了中國人的集體記憶，成為了中日之間曆史沖突的重要部分。
然而，針對這三點，僅從客觀來講，戰争時期的屠城與人性陰暗的展露，其實是一些存在了千百年的問題，在人類戰争史上屢見不鮮。
世界範圍内，古羅馬在攻克了迦太基後，烈火焚城，曾屠殺過15萬人；帖木兒于1398年在德裡屠殺過10萬餘名囚犯，後續還在叙利亞修建過兩座頭骨塔。
即便在中國，三國時期，曹操在初平四年（193年）、興平元年（194年）和建安三年（198年）三屠徐州，《後漢書》記載：
「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
「南京大屠殺」與這些事件相比，雖然使用的手段不同，古代是冷兵器砍殺，日軍是熱武器掃射，且殺人與強奸的程度也更加兇殘和泯滅人性，但它們所展現出人類的「獸性爆發」與可能達到的野蠻，是大緻相似的。
◎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國内新聞報道：日軍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進軍南京途中相約進行「殺人競賽」，商定在占領南京時先殺滿100人者為勝。從句容到湯山，兩人分别殺了89人和77人；到南京紫金山下時，兩人各稱殺了106人和105人；但是不知道誰先殺滿100人，是以決定比賽不分勝負。兩人于戰後被南京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不過，這并不意味着「南京大屠殺」的性質與諸多古代大屠殺完全相同。事實上，它們之間存有一點重要差别：
與古人相比，參與屠殺的日軍，是經曆過思想啟蒙的。
「明治維新」時，日本政府提出的三大政策之一，便是「文明開化」。
作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福澤谕吉，于《勸學篇》中，明确對啟蒙思想表示贊同，推崇人文主義，認為人人應生而平等，自由無束，沒有上下分别，且應該重視道德，表示：
「所謂文明，本來是指人類德智進步，每個人都能支配他自己，使人世間交往沒有互相為害的事，進而各自行使其權利，達到社會上普遍的安全和繁榮。」
◎ 《勸學篇》共分十七篇，分别論述了學問的主旨、學者的本份、國民的責任、平等的權利、文明開化、品德修養及個人的自主和國家的獨立等問題，集中反映了福澤谕吉對封建意識形态的批判，表達了其強調科學精神、提倡實學、主張發展資本主義和維護國家獨立的思想觀點，是近代日本思想史上的一部名著。
作者：[日]福澤谕吉
譯者：群力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時間：1984年
這種态度，是當時日本興辦近代教育的基礎共識之一。
從1872年，日本政府頒布了第一個教育行政法令《學制》，作為教育改革的開端後，僅花費了短短28年，在1900年便普及了四年制義務教育，1907年确立了六年義務教育，到1911年，兒童實際入學率已超過90%，這一數字甚至高于同時期的英、美等國，可謂「邑無不學之戶，戶無不學之人」。
故而，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日本于20世紀初已初步實作了現代意義上的理性啟蒙，在國民受教育程度上，幾乎是東亞地區最高的。
可越是這樣，「南京大屠殺」越是讓人難以接受。
雖然道德自古有之，但古代絕大多數人并未接受過相關的系統教育，更遑論提倡平等與自由的啟蒙思想。而大多數接受過基本啟蒙思想教育的日軍官兵，在屠殺這件事上卻與古人沒有什麼差別，甚至還更加瘋狂。
再加上日本還是1899年海牙第二公約《陸戰法規則和慣例公約》與1929年《日内瓦公約》的簽字國。這兩項公約中，對平民與俘虜的屠殺，是絕對禁止的行為。是以，就像學者洪治綱說的：
「由日軍所導演的這場大屠殺，在本質上展現了人類對自身啟蒙理想的一次無情的踐踏和嘲諷。」
而與「南京大屠殺」相比，「納粹大屠殺」的情況卻有些不同。
因為，它背後蘊含的更多是一種啟蒙與現代化的可怕結果，是一種理性的陰暗可能。
/ 02 /
殺人工業流水線
英國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寫道：
「我對大屠殺（指納粹屠殺）有一些了解。我與許許多多的同齡人和年輕人對大屠殺有着一樣的印象：大屠殺是邪惡之徒對無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而讀了珍妮娅的書之後，我才意識到我所知甚少。......我意識到大屠殺不僅是險惡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輕易用習慣性的『普通』方式來進行解釋。」
◎ 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指出，大屠殺不隻是猶太人曆史上的一個悲慘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為，而是現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
作者：[英]齊格蒙·鮑曼
譯者：楊渝東、史建華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1年
鮑曼所謂「習慣性的『普通』方式」，指的是很許多人對于納粹大屠殺的一般性認識，即認為這場屠殺是一次「意外」，是「曆史正常發展過程中的斷裂，文明社會體内生長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瘋狂」。
換句話說，它隻是一場人類文明演進過程中不幸遭遇到的挫折，是一場突發的文明失靈，像是計算機系統運作過程當中偶然出現的一次BUG。
如果以這種方式來看，那麼「納粹大屠殺」與「南京大屠殺」在性質的差異上并不太大，都與暴徒人性的堕落以及啟蒙思想的失落有關。
然而，鮑曼以及其他一些學者卻在研究後指出，納粹大屠殺的真正内涵，并非隻是如此：
「這個事件已經用它自己的符碼記錄了下來，要了解整個事件，首先就必須破解這些符碼。」
而這些符碼的表征，其實與人們的距離并不遙遠，很多人都在觀看以「納粹大屠殺」為主題的電影時，了解過一部分。
比如在《辛德勒的名單》中，納粹占領波蘭後，便下令要求猶太人進行登記，将他們重新彙集到各大城市，無數猶太人從鄉村被趕到了克拉科夫。
◎ 《辛德勒的名單》電影劇照。
圖檔來源：豆瓣
然後，納粹組織了一個由二十四位被選舉出來的猶太人組成的臨時委員會，負責于克拉科夫配置設定勞役、安頓食宿、排解紛争。
到了1941年3月，維斯拉河南岸的猶太人封閉區被建立起來，所有克拉科夫及其附近地區的猶太人被迫離開家，遷移并集中到這一隻有16個居住方塊的區域。猶太區又被一條街道分割為兩半，在A區的，是身體健康、精力充沛的人，他們在納粹的要求下，承擔公務員、生産勞工之類的任務；B區難以從事體力勞動的「多餘的人」，是一些老弱病殘。
這時，「最終解決方案」還沒有真正開始，但僅從這些場景的演變，已然能看出來不同之處：整個過程展現出一種強烈的秩序感，納粹對猶太人是有總體規劃的，「處理」過程就好像在分揀和排程貨物資源一樣。
這一排程貨物資源的态度，在改編自「萬湖會議」的電影《陰謀》當中，有更加生動的展現。
◎ 《陰謀》電影海報。
這部電影的場景非常簡單，就是從頭到尾在開會，可他們開會的目的和過程，卻令人脊背發涼。
一群政府高官、将軍、律師與醫生圍坐在一起，為了「滅絕猶太的最佳方式是什麼」這一議題而争論不休。
他們都是知識精英，但幾乎沒有人對「種族滅絕」的正當性提出過質疑，他們一邊享受着豐盛的食物，欣賞着别墅外的美景，一邊讨論如何發明一種裝置來對猶太人進行高效絕育，如何有效地最低限度劃分出具有猶太血統的人，如何能用最小的成本完成對猶太人的屠殺：
「槍決他們吧。」
「不，槍決一千萬猶太人太浪費人力和資源。」
「用毒氣吧，省事，一個小時可以殺死2500人，一天則可以處決6萬人。」
「這個方案我聽完了，覺得不錯。」
經過這樣的反複讨論，與會成員最後謀劃出了「最終解決方案」。
◎ 「最終解決方案」被希特勒稱為「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基本内容是自西向東徹底清洗歐洲的猶太人，将其全部送往東方占領區，通過繁重勞役加以消滅，幸存者則處死，使猶太民族徹底滅絕。圖為納粹高層戈林緻賴因哈德·海德裡希探讨「最終解決方案」的信件。
這樣的會議形式，當代人司空見慣，與任何一個國家政府或大型企業在為某個國家計劃或企業目标進行研讨時的決策過程，并沒有本質上的不同，都是經過極其理性的探讨，希望以最小的成本，通過最高效的方式，來最大程度實作目标。
而在「最終解決方案」确定後的執行層面上，納粹展現出的，亦是極為專業的現代化工業流程，不同的納粹人員按照分工，各司其職：
工程師負責設計各類工廠，勞工負責建造，企業負責提供各種機器，軍官負責對集中營中的猶太人進行羁押管理，士兵負責對将要處死的猶太人進行登記并将他們送上火車，火車司機将他們運往毒氣工廠，醫生負責對他們進行檢查并打開毒氣閥門，之後再由各式人等負責将屍體上的金牙敲掉充公；假肢回收，熔煉金屬；剃掉頭發，編織成毛毯；人體脂肪熬油，做成肥皂；剩餘的人體組織打碎，送到農場做莊稼肥料。
◎ 納粹控制下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一些匈牙利猶太人被列隊挑選，分到右隊意味着勞役，左隊則會坐上火車，被發往毒氣室。
圖檔來源：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
此過程中，在标準的工業化流程下，納粹并不把猶太人視為人，而是視為一種資源，對人進行分揀、加工、提煉、除渣，幾乎可以說做到了「物盡其用」。
這種情形，與「南京大屠殺」之間，已毫無疑問地存有巨大差别。
顯然，它并非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偶然挫折，關涉的不單單是人的邪惡，而是與人類文明演變而來的現代性息息相關，是随着人類思想與技術的變遷，發展起來的嚴密理性組織的産物，正如鮑曼說的：
「沒有人類文明的現代性，沒有理性組織，就沒有大屠殺。」
/ 03 /
現代性的陰暗面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談到現代管理制度時，曾說：
「準确、快速、明晰、文檔知識、持續、謹慎、一緻、嚴格服從、減少摩擦、降低物質和人的消耗——這些特征在當代最為典型的官僚制度中被提升到了最優狀态......事務的『客觀』完成主要意味着依據可計算的規則并且『無視人的因素』地完成事務。」
伴随現代化與理性的不斷進化，諸多原本不可能的事情在理論上成為了可能，一些宏偉目标也因而被提上日程，并在技術發展與理性組織的動員能力之下，理論上的可能變成了現實中的可能。
可過去人們看到的往往是這種可能性帶來的正面，是現代性帶來的進步的一面，是其為人類福祉的實作所提供的積極貢獻，但它的反面，那些消極與陰暗的部分，卻被淡化乃至忽視了。
◎ 1942年，歐洲主要滅絕營、勞動營、猶太區及運輸路線。
事實上，就像周雪光在《讀<現代性與大屠殺>》一文中論述的，包括納粹在内，任一理性組織的核心目的在于追求效率，它是中性的。
而現代性特别是理性組織興起，會導緻道德與理性之間有隔離，而對後者的追求會緻使「道德自抑」，即組織成員本身的道德判斷被組織理性所抑制和排擠。
而這一組織成員「道德自抑」，導緻理性與道德分離。可以毫不留情使用暴力的情況，在納粹這一理性組織中，經由鮑曼所提出的「三個機制」而被推向極端：
第一，通過組織的權威結構來剝奪成員的道德。
每個理性組織都需要嚴謹的組織紀律原則。紀律建構起一種權威，要求成員必須接受組織指令，而這種組織的權威結構，會逐漸剝奪内部成員在獨立思考與道德判斷上的能力，讓成員不去考慮個體道德問題：
「惟有組織内的規則被作為正當性的源泉和保證，現在這已經變成最高的美德，進而否定個人良知的權威性。」
而在組織紀律下，人的道德判斷被逐漸剝離後，組織還會通過一系列話術和獎懲機制，就像是給病人長期服藥一樣，不斷強化這種分離：
「在權威的官僚體系内，關于道德的語言有了新的詞彙。它充斥着像忠誠、義務、紀律這樣的概念——全部都朝向上級。」
最終結果是，所有成員會失去道德判斷，轉而堅定地接受組織的權威，将納粹「種族主義」這樣的組織道德作為自身的道德，将納粹以屠殺劣等種族為「進步」與「創造人類福祉」的扭曲态度，視為自身的「進步」，一切以組織的指令為準則，隻服從組織上司即可。
◎ 1934年，學生們在學校中緻納粹禮。
第二，用組織正常建構起成員的行為規範。
對于一個組織來講，它的基本特征是經由組織正常，來對組織成員的行為進行構架，以確定成員行為的穩定性、一緻性與可預測性。
而一個組織，特别是像納粹這樣的龐大組織，為了達成一個目的，其背後的正常指令鍊條往往很長。這就使得成員在日常工作中大多隻會扮演一個「行為中介」的角色，即每個成員被要求的行為隻是鍊條中的一個環節，必須通過其他環節，才能對被影響者施加影響。
如此一來，類似于「集體責任制」，再通過對具體事務的精細劃分，以及用技術責任來代替道德責任，所有成員都會覺得自己隻是按照要求，做了一點小事，個體行為與事件後果之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隔離。
組織成員如同服下了「道德安眠藥」，來自「道德自抑」的壓力會得到極大減緩，這就像一位納粹戰犯所說：
「我迫使我的道德良知接受我是一個軍人的事實，因為我隻是龐大國家機器中一個相對微不足道的齒輪。」
◎ 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黨衛軍軍官和從業人員在與姑娘們聚會，集中營中的慘狀對他們并沒有太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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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剝奪受害者「人的身份」，将他們重新分類。
納粹的「種族主義」，是其最為知名的方針之一：
「隻有在一個有完美社會的設計并通過有計劃且持續不懈的努力來實施這個設計的環境當中，種族主義才能盛行起來。」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堅決地認為雅利安人是最優秀的人種，現代日耳曼人是雅利安人的精髓，如果要保持日耳曼人的文化創造力，就必須保持血統純淨。是以，對日耳曼民族血統威脅最大的是劣等民族，必須予以鏟除。
是以，納粹利用權力對人進行細分，将符合某些标準的人群标簽和污名化，對他們的身份進行重建立構，一步步将他們排擠出人的領域。
當受害者被驅趕出了人的範疇，成為了「無價值的劣等生命」，那麼再對他們實施暴力，自然也就可以不受人性道德的限制。
◎ 1935年，納粹依據《紐倫堡法案》所制定的種族劃分表，将國民分作德國人、雜種、猶太人等類别，并賦予不同程度的權益。
而上述内容，也正是鮑曼會說「沒有人類文明的現代性，就沒有大屠殺」的主要原因所在。
理性組織、組織基礎上的暴力、強烈的民族共同體，是現代性的突出标志。其背後的整個文明化程序，更是：
「一個把使用和部署暴力從道德計算中剝離出去的過程，也是一個把理性的迫切要求從道德規範或道德自抑的幹擾中解放出來的過程。......在現代官僚體系中，理性化趨勢這種普遍的成就已經被順理成章地法律化和制度化......使道德保持緘默是理性化趨勢的主要關懷；準确一點，是它作為行為的理性協作工具獲得成功的基本條件。」
「典型的社會設計和社會工程的現代雄心，加上典型的現代權力、資源和管理技術集中趨勢，這兩者的結合制造了屠殺場。」
科學的理性計算精神，技術的道德中立地位，社會管理的工程化趨勢，這些現代性的本質要素，将設計者、執行者和受害者密切結合起來，如社會集體行動般，創造了大屠殺這樣一場滅絕人性的慘劇。
是以，從極端的理性走向極端的非理性，從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蠻，看似荒謬，實則有着邏輯的必然。而這，也是「納粹種族滅絕」與導緻「南京大屠殺」的那種更趨于人性堕落與踐踏啟蒙之間的根本差異所在。
◎ 奧斯威辛集中營二号營區（比克瑙）正門，如今已成為參觀區。
不過，雖然「大屠殺是現代性的一種結果」，但不應因而簡單地對現代性加以否定。因為，納粹種族滅絕發生前，德國處于《魏瑪憲法》失敗的時代，它并沒有真正地完成現代化，而是處在一種鮑曼所謂從「荒野文化」向「園藝文化」轉變的時刻。
「荒野」和「園藝」是一種比喻。在過去的荒野中，守望荒野的人并不需要有意識地進行計劃和管理，隻需要看着雜草自然生長即可。但在現代化催生建構的園藝中，雜草意味着混亂，混亂是秩序的敵人，它意味着不确定性，而園丁需要的是規劃之後的秩序。因而，這時清除荒野中雜草首先成為了一種創造，而非一種破壞活動。
各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宏觀上都需要經曆這一鏟除「雜草」與建設「園藝文化」秩序的過程，要對不同的草木進行區分，并使用某種方式清除「雜草」。隻是在納粹這裡，「雜草」被具象化為「劣等種族」，清除的過程被極端化為大屠殺，令人們直覺地看到了現代化過程中的陰暗面。
但是，現代性有陰暗面，可它更像是一種陣痛。這一陰暗面更多會在沒有實作現代化的國家中放大，而當混亂的「荒野」變為有秩序的「園藝」，在政治上的限制得到完全建立後，陰暗就會被限制住。
正因如此，國家的現代化才顯得尤為重要。
◎ 1970年12月7日，西德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前下跪，為在納粹德國侵略期間被殺害的死難者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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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群體層面外，克服現代性陰暗面的另一重點在于個體道德，如鮑曼所說：
「在任何情況下，個體都無條件地承擔起他的道德責任。」
鮑曼反對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émile Durkheim）那種「道德本質應該從社會集體性力量中尋找」的觀點，因為那可能導緻「道德行為與社會對大多數人遵守的順從與服從成了同義詞」，他認為：
「道德意味着對『他人負責任』，由此也『對不是我的事，甚或與我不相關的事』負責。主體這樣存在的責任，作為其主體性的唯一含義，與契約性的義務沒有任何關系，與我對互惠收益的計算也沒有共通之處。它無需對互惠的、『意圖互相性的』 、他人用他自己的責任來報答我的責任的一個良好或者虛空的預期。」
這意味着，道德是對他人的一種職責而非義務，它不應受到任何非道德因素，比如利益、理性研究後的方案或強權屈服，它是一種優先于所有利益的職責，我對每個個體的責任是無條件的。
如此一來，始終将堅守道德置于優先地位，讓個體成為大海中的礁石，或許将會最有益于我們與陰暗面的對抗。
不過，對許多人來講，想要一直進行這種道德堅守，是十分困難的。那麼，我們起碼可以做到的是，銘記「南京大屠殺」與「納粹種族滅絕」給予人們的教訓：
人性的陰暗并不會随着思想與科學的進步，而變得十分光明。
理性與理性組織，在幫助人類社會飛速發展的同時，它的陰暗面，也在悄然生長。
所有人能做的，就是銘記它們，并警惕地注視着那些可能再次出現的苗頭。畢竟，就像西班牙哲學家喬治·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說的那樣：
「忘記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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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 《讀<現代性與大屠殺>》. 新浪微網誌. 2018-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