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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企業家都應該了解的重大命題:家風與傳承

每個企業家都應該了解的重大命題:家風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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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仁定 | 文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近年來,中央上司多次提到一句話,“天下之本在家”。隻有千千萬萬的家庭好,一個國家才會好。

傳家,最終傳的不是财富,而是家風。隻要家風在,就可以厚德載物,生生不息。

傳承的第一步就是要消除隔閡

古人對齊家非常重視。孔子“詩禮傳家”,孔門傳衍到現在,按曆代官方承認的衍聖公這一支嫡系子孫來計算,今天已經到了“佑”字輩,是第80代。

如果從曲阜孔氏來算,已經到了82代。如果從其他旁支來計算,我相信早已經超過82代。如今這個家族已經達到300萬人,光曲阜一地就超過15萬人。

孔氏家譜曆2000餘年如一日,每一代子孫都記載得原原本本。傳世80餘代,未必代代都是人中龍鳳,但人才輩出,鮮有留下污點。

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以“仁”為核心,還包括義、禮、智、信、恕、忠、孝、悌等,已經融入我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隻有做不到,而不可能沒看到、沒聽到。

孟子說,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後世的人看到了更多事實,将孟子這句話層層注腳,就變成了:道德之家,十代以上,耕讀傳家次之,詩書傳家又次之,富貴傳家,不過三代。

大家都聽過“孟母三遷”的故事,孟子的父親雖然在他三歲時去世,但母親的陪伴比較久,一直活到他56歲。孟子能成為“亞聖”,離不開母親的作用。遺憾的是,孟子的母親在曆史上沒有留名,我們隻知道她姓仉(zhǎng),慣稱為仉氏。仉氏克勤克儉,含辛茹苦,堅守志節,撫育兒子也是慎始、勵志、敦品、勉學,數十年如一日,絲絲入扣,毫不放松。

孔子成長坎坷,對子弟都很嚴苛,孟子似乎要柔軟一些。比如,孟子有一個觀點“父子不責善”,就是父子之間循循善誘,諄諄教導,多一點兒尊重和鼓勵,少一點兒苛求與批評,如果過于求好求全,換來的可能是孩子的逆反,造成疏遠,最終釀成家庭的不幸。他看到了代際傳承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傳承的第一步就是要消除隔閡。

傳承中的四個故事

傳承不是分錢,分錢很容易,隻是技術活。但是,錢是沒有溫度的,是以易散。傳家卻很難,因為帶着溫度,而且無形。

所謂的傳承富貴,就是傳承财富。下面講四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一個中國“世界首富”的殒滅

2001年,《亞洲華爾街日報》評選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中國人占6個: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劉瑾、伍秉鑒、宋子文。

伍秉鑒是廣東商人,做到了十三行的“商總”,相當于廣東商會的會長。在西方人的史書中,談起鴉片戰争,伍秉鑒是僅次于道光皇帝、林則徐的三張中國面孔之一。馬克思的書中,也曾提到了伍秉鑒。

每個企業家都應該了解的重大命題:家風與傳承

他是一個商業天才,也是一個商業家族悲劇的樣闆。他生前曾把田産、房屋、店鋪、銀号和在歐美的财産做了一次清算,總計是2600萬兩白銀,相當于當時國家财政收入的2/3。

他之是以在西方的知名度要遠遠大于中國,因為他的企業“怡和行”幾乎壟斷了中國和歐洲的對外貿易。

他也是中國帝制時代的一名官商,曾因向政府捐獻巨款換了一個正三品的頂戴。他對廣東巡撫、兩廣總督到朝中親王、重臣都有打點,左右逢源。他在生活中極為高調,家庭生活極其奢靡。伍家當年建在珠江岸邊的豪宅,隻有《紅樓夢》中的大觀園能與之媲美。

他的家族盛極而衰,财富在鴉片戰争前後,迅速被政府勒索清算,基本到他兒子之後就全部清空了。

為什麼當時的中國會橫空出世這麼一個極具絢爛又昙花一現的家族?

伍氏家族是典型的嶺南商人家族,世代從事茶業,清初從福建來到廣東,到伍秉鑒是第六代。伍秉鑒善于經營人際關系,待人謙和,為人又異常低調,是以在外界留下一個親切、慷慨的美名。但他對家庭成員卻一反常态,幾乎從來都不苟言笑,據說“一輩子隻講過一句笑話”。他有五個兒子,最後繼承家業的是第五子伍紹榮。

伍秉鑒對下一代既縱容,又很苛刻。因為下一代是守業的一代,缺少上一代左右騰挪的能力和耐力,隻需坐享其成,但是伍秉鑒家長式的嚴苛教育,缺少親情,疏于照料,導緻下一代普遍懦弱不堪,尤其正逢鴉片戰争,下一代根本應付不了這樣錯綜複雜的曆史局面。

伍秉鑒是在1843年死去的,中英在1842年簽訂了《南京條約》,賠款2100萬兩,割讓香港島。死前的幾個月,他最關心的不是國家安危,而是家業保全。為此,他給美國的一個朋友寫信說:他最希望的是移居到美國,但是年紀大了,走不了了。

伍紹榮在伍秉鑒死後,馬上卷入到鴉片戰争的漩渦。他個人在參與中英談判的過程中,雖然進退維艱,但是其舍棄國家大義隻求保身的行徑,令人不齒,留下了不少曆史污點,到第二次鴉片戰争來臨的時候,伍家就全面敗落了。

回溯伍氏家族的敗亡,固然有國家頹勢所然,但是不要忘了,伍家的興盛,也是抓住了世界工業革命後中國國門洞開的大周期。他們家在海禁時代靠福建販茶起家,在廣東又靠全國唯一對外通商的十三行做外貿興起。他們自願陷入官商的迷局,卻吝有半點家國情懷,雖然富甲一方,卻沒有造福一方。

是以,伍家衰敗的根本問題還是傳承出現了系統性問題,而非外因。到伍秉鑒第三代,伍家子孫更不争氣,為争奪家産互相撕扯,家業也就散盡了。從此,世界第一大财團家族隻經曆了不到三代人就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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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故事:與中國有關的兩大西方家族

講完廣東伍氏家族,再分享另外兩個與之有關的家族的故事。一個叫威廉·渣甸,是英國人;一個叫約翰·福布斯,是美國人。

威廉·渣甸在廣州成立了怡和洋行,正是從伍秉鑒的企業“怡和行”得名。怡和洋行能做大,主要靠伍秉鑒的扶持。但威廉·渣甸做了兩件事,改變了中國曆史,一個是大力鼓動英國政府對中國開戰,二是教唆英國索取香港。怡和洋行曾代理港英政府管理香港。

約翰·福布斯,本來是一個來自波士頓的16歲窮水手。伍秉鑒看他聰明伶俐,就收為義子,教他做生意,還幫他在廣州創業,合辦了一家叫“旗昌洋行”的企業,占了60%的股份。後來約翰·福布斯帶着在中國賺的錢回到了美國,全部投資到鐵路,成為北美最大的鐵路承建商。

今天,當我們看到《福布斯》雜志,對财富排行榜津津樂道,但是對其背後和中國的這段前塵往事,很少有人知曉。

這三個家族的故事,源頭都在中國,都在伍秉鑒,這個人在中國幾乎蒸發掉了,而由他衍生的另兩個家族,卻成為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家族之一。這讓人唏噓,也讓人深思。

威廉·渣甸雖然沒有嫡系的子嗣,但他的侄子繼承了他的事業。這兩代人非常關鍵,他們完成了家族成員參與家族事業的一系列規章制度的建立,并一代一代完善。這些制度涉及到他們在社會公德、生活私德方面的種種準則和要求。

是以,這個家族的成員很少會傳出負面的新聞,哪怕在私生活上也極其低調。時至今日,該家族的成員仍控制着董事會,成為這家巨無霸企業長遠發展的堅實基石。

福布斯家族也同樣如此,該家族有一條格言:“我們要用錢來締造幸福,而不是要成為它的奴隸,别讓财富主宰你的人生。”

在紐約曼哈頓第五大街60号的福布斯大廈,大堂挂着一幅福布斯家族祖孫三代的大幅照片。在《福布斯》的會議室裡,桌子上放着一塊中英文對照的牌子,上面赫然寫着:“講話、演說、寫文章和寫決議案都應該簡明扼要。會議也不要開得太長。”落款是“毛澤東”。從這些細節可以看出,這個家族非常珍視與中國的淵源。

美國前國務卿約翰·福布斯·克裡,就是約翰·福布斯的曾外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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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故事:積善之家的塚喜家族

下一個故事把目光轉到我們一衣帶水的近鄰日本。

做企業的都知道企業本身有生命周期。全世界前一百名存活時間最長的企業表,榜首是日本金剛組,建立于公元578年,已經快1500年了,那個時候中國還處于南北朝。日本以長壽企業多而聞名世界,超過150年曆史的企業,日本是全世界最多的,超過2萬家。

時代大潮如歌,水深則流緩,隻有家族的文化根基足夠深厚,才會像水一樣平靜而安然。

接下來要講的這個案例,是日本的塚喜集團。這是我們過去每年都去的參訪企業,是以很熟悉。因為疫情,這兩年我們才沒有去。

每個企業家都應該了解的重大命題:家風與傳承

這家企業成立于1867年,和明治維新同歲。塚喜集團是靠做和服起家的,至今傳到第6代。塚喜家族的家訓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取自《易經》,寫成了一個高懸的匾額挂在企業裡。中國曾有一個首富盛宣懷,也非常喜歡這句話,但沒有得到餘慶,而塚喜家族得到了。

塚喜集團第六代掌門人塚本喜左衛門,在他父親91歲去世時,整理遺物時無意發現,父親留下差不多有40罐的鉛筆頭。他父親生前,每天早上3點鐘起床,花15分鐘削鉛筆,削好後就開始工作,認為這樣可以培養自己一天的集中力。這些鉛筆頭,成為其一生勤勉、節儉的寫照。

塚本喜左衛門說,每當自己想偷懶時,就會想到父親削鉛筆頭的情景,想起父親的創業維艱,進而鞭笞自己要控制情緒,更要努力奮鬥。這些鉛筆頭罐,已經成為他們家族彌足珍視的圖騰,也是最大的精神财富。

在塚本喜家族,經營者将子女的教育視為事業一樣重要,他們認為,精神理念傳承的重要性遠勝于物質的傳承。正因為如此,塚喜集團才有“三方好”的經營理念,首先要對客戶好,才能對企業好,但更重要的是要對社會好,這樣的企業才能長久。

放之世界,從知名度來說,塚喜集團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但這個家族帶來的思考和啟發,卻是深遠的。這些年,我帶領不少創業者和企業家走進日本的家族企業,多次親眼看到這些家族成員之間親善和諧,對社會對他人也始終保有一份溫和的感恩,讓我們感慨不已。

第四個故事:榮家的起伏

1948年春,無錫籍曆史學家、《國史大綱》的作者錢穆,被江南大學的創始人榮德生請到這所大學任教。在中國,一個家族創辦一所大學并不多見,尤其是1949年以前創辦還能保留至今的。

榮德生是當時的中國首富。榮家住在榮巷,是榮氏家族的發源地,現在是無錫的一個城市景點。

榮德生把錢穆安排住在榮巷的一個樓上,每到周六下午,榮德生夫婦就會從城裡來,住在樓下,在次日下午離開。有時候,他們還會把兒子榮毅仁也帶過來。他們每周來住在這裡,就是為了周六晚飯後能和錢穆在樓上或樓下暢談兩小時,釋放内心的諸多困擾。

有一次,錢穆問榮德生:“你一生獲得這麼多财富,有何感想呢?”榮答:“人生必有死,兩手空空而去。錢财有何意義,傳之子孫,也沒有聽說可以幾代不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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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德生感慨說,或許他這一生唯一可以留作身後紀念的,就是他在1934年修造的那座無錫寶界橋。他說,如果将來中國人知道有個榮德生,大概也隻是因為這座橋。

這段對話已經過去70多年了,榮家在無錫的産業,隻剩下廢址的工廠遺址,但無錫蠡湖上的寶界橋依然還在,人們每次站在橋頭,就能看到榮毅仁題寫的“寶界雙虹”四字。

我已經無法求證,榮毅仁最後選擇就讀聖約翰大學的曆史專業,和他們父子與錢穆的這段交往有無關系。但回看榮毅仁的一生,他的許多次決定人生命運與家族興衰的曆史抉擇,他都選對了。

榮家是中國現代最知名的紅色資本家族,毛澤東就曾說過,榮家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中國在世界上真正稱得上是财團的,就隻有他們一家。

1986年6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了一場别開生面的家族聚會,榮家200多名家族成員得以相見。鄧小平也參加了這場家族聚會,他在會上激動地緊握住榮毅仁的手,說了這麼一句話:“你們榮家家族就像那戰場上的楊家将,個個都是英雄,為國家做了那麼多貢獻,你們是有功的!國家未來的發展離不開你們!”榮家在場的人無不熱淚盈眶。

相比伍秉鑒家族,孰高孰低一目了然。伍秉鑒家族面對國家危亡,第一個想到的是如何移民海外,保全身家,根本不顧及其他,但榮家做到了家國兼顧。

榮家靠面粉生産起家,後來經營紡織業。1956年,家族産業在公私合營中全部交給國家。1979年,榮毅仁組建中信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成為當時國内最大的金融企業。多年後,他的兒子榮智健回到家鄉,像他的祖父一樣,也修了一座橋,比他祖父的那一座橋更氣派。但這座橋似乎更是一座有形的橋,比不上其祖父那座無形的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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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正清之問:家族傳承關乎國家戰略

當财富已經遠遠超出了個人的消費和享受之後,其擁有者将如何處之,這是一個比創造财富更艱難的命題。

在中國曆史中,凡是富貴傳家,幾乎沒有成功的案例。司馬遷的《史記》,記錄了21個西漢時期的中國富豪家族。《二十四史》中介紹财富家族的總計有14部。即使清代,中國最雄厚的财富家族幾乎都在山西,晉商的财富已經相當于中央财政收入的2倍,但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隻有一個晉商家族記錄在案。到了近代以後,幾乎所有的晉商家族分崩離析,沒有一個家族的财富延續至今。

在2000多年中,中國曆史記錄在案的财富家族,即便他們富可敵國,但做到全身而退的也極其之少。他們大多數都死于非命,聲名狼藉,身後财産被政府盤剝查抄,蕩然無存,連子孫都被财富牽連。

通過中國這麼多傳承敗局,可以看到,沒有道德、詩書傳家,财富傳承就是一個僞命題。這就是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俗稱财富不出五服的意思。

為什麼會這樣呢?許多曆史學家、經濟學家給出了各自答案,但有一個人的回答,我覺得最簡單最形象。

這個人是一個美國人,叫費正清,1972年尼克松訪華前,對中國問題的許多意見都要先征詢他。他既是曆史學家,又有經濟學、政治學的背景,還在中國生活過,對中國人的了解非常透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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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正清認為,中國的财富家族面對财富問題,與西方的家族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首先,中國這些财富家族普遍缺少财富的社會意識,能意識到财富不屬于自己的人極其之少。正因為如此,他們的創富隻是為了“取得捕鼠的特權”,而“不是制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是以,他們與政治永遠靠得很近。

正因為如此,在面對下一代問題時,他們很少會在家族傳承上進行家族制度的建設,财富隻能是成就一代人或兩代人的特權,自帶功利的色彩。即便他們推舉家風,也完全是從維持财富的目的出發。他們縱然有窮則獨善其身的操守,但是很難有富則兼濟天下的動力和本能。

費正清熟知中國曆史,他本人還接觸到不少中國的财富家族和政治門閥,是以才洞悉這個問題的本質。他也看到,正是基于這種現狀,中國人在财富積累上普遍有一種不安全感和幻滅感,極其焦慮,但又無可奈何。

财富不等于财富文明。千百年來,這種普遍的心态造就了中國人的某種性格,即便中國人早在北宋年間就創造了紙币交子和股份制企業的出現,在元朝成為全球第一個将紙币作為法币的國家,而且第一個建立銀本位,但中國人在家族傳承上私德勝過公德的培育,以及缺少家族傳承制度上的創造,也就不能消解财富傳承的斷續現象。

在一個耕讀的年代,财富依附于土地,這種影響相對于社會而言,分散和緩慢,但是在一個資本的年代,民間财富流動的規模和頻度大大增加。時至今日,中國人在創富上屢創奇迹,财富家族呈井噴之勢,在各種百富榜上你方唱罷我登場。這些财富新貴家族存續的時間,我們今天還無法給出一個準确的估測,因為他們的演進還在進行當中。但是,兩大從未出現過的社會問題正浮出水面:

一、中國人的創富隻花了40多年時間,就走過了西方200多年的道路。我們第一代的财富家族都要從1978年算起,1984年是我們大企業叢集式誕生的元年,财富家族開始加速出現。

我先分享一組資料:截止到2020年,我國企業總數超過3800萬家,規模以上超過1000萬家,這還不包括個體工商戶8000萬戶以上。民營企業中約有90%為家族式經營,在未來5-10年,将有300萬家民營企業面臨接班換代和财富傳承的問題。第二代願意接手并延續父代産業的比例僅為10%左右,子女接班人在意願和能力上都能符合接班條件的少之又少,成功率也隻有30%左右,就是說隻有3%的企業可以成功突圍。

在西方已經出現過這種現象,美國布魯克林家族企業研究學院的研究表明,大概隻有3%的企業可以活到第四代。這是什麼概念呢?就是說,從爺爺開始,到孫子這一輩,97%的企業就沒有了。

擺出這一組資料,是想告訴大家:大多數中國家族的财富傳承都可能不會成功,而且還會是以帶來一系列的家族内部問題。因為财富傳承,往往傳承的隻是錢财,而不是産業,更不是家風和道德。

二、如果按照剛才我展示的資料推導,會發生什麼呢?就是說,未來第二代、第三代時,中國300萬的家族财富會大量面臨傳承失敗,如果在一個非常離散化的生命周期裡面是無所謂的,隻要時間足夠長,一個家族倒了,新的家族起來,影響會被稀釋。但是如果我們成千上萬個家族在同一個周期坍塌的時候,就出現了實體學上的共振現象,就像一群人通過一座橋的時候,齊步走的破壞力遠遠大于每一個力相加的總和。如果這樣的話,中國經濟就有可能出現一個非常大的周期性波動,對整個社會的沖擊不可低估。

第七次人口普查以後,國家對壟斷、教育、遊戲行業和涉及到資訊安全的産業進行整頓,就是為了預防經濟的結構性震蕩,否則就會對中國2035年節點目标造成危害。是以,我們應該從社會影響和國家戰略的角度,去看待财富傳承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家族傳承的話題在今天被反複提起的真實原因。因為傳承已經不是你們一家子的事情,也不隻是錢的問題。風起于青萍之末,這背後其實涉及到一個無比巨大的國家戰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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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風,才有傳承

财富在當今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是:怎麼能夠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多一些地展現社會公平?

一個家族思考财富的傳承,要把家族傳承的意義寄托在對社會的貢獻上,思考家風建設的内涵。

從全球化角度來看,财富增加到一定地步的時候,人們必定會把更多的關注、熱情、時間投入到精神領域,進而改造一個家族、一個社會的生态。是以,我們要有長遠而廣闊的視野看待傳承。

家族财富運用何種工具進行傳承不是今天探讨的話題,這是專業層面的問題。常見的家族傳承方式,包括遺囑、保險、家族信托和基金會等,都屬于技術和工具層面,可通過第三方的專業财富管理公司和金融專家去實作,幫助家業和企業間做一些風險隔離,但最大的風控在于一個家族的精神和道德能不能一脈相傳,永葆家風。

這個任務非常艱巨,但并非不可企及。

中國的家風,往往是通過言傳和身教傳承下去的。言傳的形式,最重要的就是家訓。孔子有庭訓,但并沒有為後代寫就一篇家訓。中國家訓很多,尤為推崇的是《錢氏家訓》。

一部《錢氏家訓》綿延千年,家族名人輩出。錢氏家族被公認為“千年名門望族,兩浙第一世家”,封君王、國公者二十餘人,封侯拜相、入仕内閣者,将近百人。特别于近代形成“井噴”,文壇碩儒、科技巨匠數以百計,都源于這部家訓。

錢氏家族是中國出院士最多的家族,僅無錫錢家便出了10位院士和學部委員。錢學森是五代十國時吳越武肅王錢镠(公元852年-932年)第33世孫,而錢偉長是錢镠的34世孫。錢穆,就是錢偉長的叔叔。

每個企業家都應該了解的重大命題:家風與傳承

後來,這些近代的錢氏子孫被概括成“一諾獎、二外交家、三科學家、四國學大師、五全國政協副主席、十八兩院院士”。令人驚奇的是,這其中還湧現了不少“父子檔”:錢基博、錢鐘書父子,錢玄同、錢三強父子,錢穆、錢遜父子,錢學榘、錢永健父子等等。

錢姓在《百家姓》中,僅次于皇族趙家,排名第二,并非浪得虛名。這當中有一個典故,吳越國順應時勢,放棄割據而“納土歸宋”,使宋朝實作和平統一,黎民百姓免受戰亂之苦,被後人稱道。

錢镠的遺訓中有一句“善事中原”,這種顧全大局的基因,已書寫進後世的血脈之中,并在家族的千百年曆史中不斷得到回應。

2009年4月18日,溫家寶總理會見中國台灣知名人物錢複時,特别引用了《錢氏家訓》的一句話:“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必謀之”,寄語中國統一的宏旨。

《錢氏家訓》不過635字,是融合先祖八訓和遺訓歸納而成,共分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四節。錢氏家族就是道德傳家的典範,他們将家風建在耕讀和詩書之上。錢偉長曾說過,“我們錢氏家族十分注意家教,有家訓的指引,家庭教育有方,故後人得益很大。”

根據“家富提攜宗族,歲饑赈濟親朋”遺訓,家族建立義莊,開設義田,既勸導子弟捐财扶弱,又做助學基金之用。當年,錢偉長幼時喪父,家境貧困,正是家族義莊予以周濟和叔父錢穆的接濟,他才完成學業。史學家許倬雲在談到江南士大夫家族時,也曾對錢氏家族勸學助學之風津津樂道。

我們這一代人,經曆了人類曆史上從未有過的财富大爆炸,既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可能是一個最不好的時代,因為一切都處于不确定之中,如同李鴻章在百年前的感發,這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不過,百年俱往,我輩豈是蓬蒿人!

我們相信,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一個人、一個家族都應該與國家同向而行,用家風的無窮恒量,化變量為增量,于私于公都是莫大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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