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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摸《西安事變》中的曆史瞬間

作者:中工網

原标題:觸摸(引題)

《西安事變》中的曆史瞬間(主題)

陝西日報記者 柏桦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谏,逼迫蔣介石抗日,這場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對促成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時值西安事變85周年之際,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多個頻道和網絡平台對陝西人物畫家王西京的中國畫作品《西安事變》進行了報道,并就西安事變的曆史影響和現實意義,《西安事變》的創作構思、藝術魅力及其背後的故事進行了深入解讀,讓人們從美術經典中讀懂黨史,從中國共産黨的百年輝煌曆程中汲取前進的智慧和力量。今天,讓我們一起走進曆史,走近《西安事變》。

一起改變中國曆史程序的重大事件

1936年12月12日淩晨,整個古城西安已經進入了夢鄉。但是,國民黨進階官員在西安商議軍政大事的要地卻燈火通明。張學良和楊虎城決定在西安、臨潼兩地發動兵谏,扣留蔣介石。

兩位将軍為什麼要發起這樣的行動呢?

1931年,日本侵略者發動九一八事變。短短幾個月後,東北三省淪陷。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草拟《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産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主張停止内戰,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對日作戰。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擴大會議,提出黨的基本政策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下,駐紮在西北地區的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第十七路軍已經停止“剿共”。但是,蔣介石卻依然堅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針。1936年12月,蔣介石親赴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剿共”。12月12日淩晨,西安事變爆發,并在國内外引起軒然大波。之後,經過談判,達成停止内戰、一緻抗日的各項主張,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成為轉換時局的樞紐。

一幅展現着現實主義精神的經典作品

2009年,一幅将時間定格在1936年12月12日淩晨張學良、楊虎城宣布舉行兵谏這個曆史瞬間的中國畫作品《西安事變》橫空出世,作品中所蘊含的思想深度、展示的藝術創新、傳遞的精神力量赢得了社會各界的一緻好評。

“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曆史事件,是從國内戰争轉向全國抗日的轉折點,作為一個西安的畫家,我有責任也有使命。”在《西安事變》創作之初,王西京進行了多方考量:“西安事變是由很多事件組成的一個大事件。我本來想将所有涉及的人物都放在一個畫面裡表現,但是在曆史事實中,沒有這樣的場景。是以,我決定聚焦兵谏,以張學良和楊虎城為畫面核心人物,呈現發動兵谏的曆史時刻。”

在《西安事變》的畫面中,張學良和楊虎城堅定英勇、無所畏懼的目光注視着他們的右前方,不僅形象地呈現了他們發動兵谏的嚴峻性,也表明了他們逼蔣抗日的共同目标。兩人身後,一位副官看表的動作和座鐘上标示的時間揭示了這場軍事行動發生的時間。畫面最右端,兩名參謀手中的華清池地圖點明了這場軍事行動的地點。畫面左端,收到軍令的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士兵已經開始沖向目的地。畫面上方明亮的燈光和晦暗的夜色在強烈的明暗對比中渲染着緊張的氛圍。畫面背景中的孫中山像則被賦予了深刻的象征意味,表明此次兵谏是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革命遺志的赓續。

在繪畫手法上,作者将傳統水墨寫意與素描造型相結合,人物塑造更加堅實、富有雕塑感。同時,改變水墨曆史畫以人物塑造為主大面積留白的傳統方式,通過光影形成縱深的透視感,突出兩個主要人物的主體形象,利用墨彩的虛實并用營造出凝重的曆史氣氛,加強對這種重大曆史題材的表現,使整幅作品充滿了撼人心魄的藝術感染力。

“張學良和楊虎城的義舉是在民族的危難時刻舍生取義,本身就是民族大義的代表。沒有他們就沒有後來的國共第二次合作,國家民族的命運也許就會被改寫。他們所代表的民族精神在現代重塑中華民族精神的時刻顯得十分重要。”對王西京來說,表現西安事變有激情,同時也有壓力和責任。也正是這種壓力和責任,讓他在《西安事變》的創作中有了藝術表現形式上的創新與突破,在作品的思想内涵上也有了更深一層的思考。

一次從傳統文化邁向時代審美的藝術探索

1946年出生于西安的王西京,現任陝西省文聯副主席、陝西省美術家協會名譽主席,是當今長安畫派的領軍人物,蜚聲海内外的著名畫家。多年來,他繼承發揚長安畫派“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的創作理念和優良傳統,在中國畫創作尤其是人物畫創作領域樹立起“中國當代西京樣”的典範。

在他的藝術世界中,唯一且執着的追求就是中華民族文化之魂。

“西安事變是改變中國曆史命運的一個瞬間。一直想把這個曆史瞬間留給後代,成為一種永久的文化記憶。”王西京用幾十年的時間體悟這段悲壯的曆史,并試圖用自己薄弱的心力為那段曆史做一個能夠讓子孫後代明心見性的注解。從1980年創作以西安事變為主題的畫作《千古功臣》時開始,他就在為《西安事變》的創作積蓄素材和情感。

為了保證這幅曆史題材畫作的嚴謹性,王西京搜集了大量史料,并多次前往西安事變紀念館了解當時的曆史細節。為了更好地完成這幅作品,他把自己置身于民族文化發展的潮流中,在吸收西方繪畫技術特點的同時,沿着融入中國筆墨精神這條主線進行探索,實作技術層面的突破。最終,他憑借着對中國文化曆史清醒而深入的了解認識和藝術表現形式上的創新與突破,為民族曆史、為子孫後代留下了濃重的文化記憶。

意之所依,情之所系,是他藝術生命的魂魄所在。無論是他早期的肖像畫還是主題性創作,無論是《創業史話》《遠去的足音》《人民的重托》還是《春潮》《李大钊》等代表作品,他筆下的那些人物形象都是影響了中華民族文明程序的曆史人物,他的這些作品也都将現實主義創作思想在現實題材和曆史題材上付諸實踐與發展。欣賞王西京的作品,特别是主題人物畫的創作,給人最深的感受,就是與時代同步。

時代在發展,人們的審美趣味在發生變化,藝術家的創造必須适應時代和大衆的需求,藝術家必須在傳統和現代的審美意識之間架起橋梁。用水墨表現生動具體的人物,在中國畫融合西方元素的探索中,在新時代的藝術發展曆程中,王西京筆下的中國畫以一種全新的語言展示着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積澱、堅定的文化自信和深沉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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