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大诏令集》中赦書德音的标題是在編敕時所加，還是《宋大诏令集》的編纂者所加，我們尚不能确定。但是可以肯定的說，這些赦書德音的标題最晚是在高宗朝形成，最起碼可以反映南宋初對赦書内容和規格分類的觀點。我們看到的這些赦書，如果不仔細區分曲赦和德音的概念，就無法了解這些赦書究竟屬于德音還是曲赦，為區分二者，我們先梳理一下德音的演變與含義。
一、德音一詞的起源
德音一詞起源甚早，《詩經》中即有“德音”詞語，如“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樂隻君子，德音不已。”它是指敬稱别人的善意言語以及好的名聲等。同時，德音還可以指某種音樂之制，如“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此之謂德音。”
漢代開始出現以德音稱呼皇帝的诏旨，如仲舒曾對漢武帝說：
“陛下發徳音，下明诏，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
德音即臣下對皇帝言語的敬稱。東漢元帝時期，因珠崖郡叛亂，當時大臣有的主張讨伐，有的主張遺棄該郡，後漢元帝以勞民傷财為由下诏放棄該地，被大臣稱為“此元帝是以發徳音也”。
此時，德音應已具有皇帝有德之言的含義。唐朝，右常侍補阙拾遺、左省起居舍人均掌“修記言之史，錄天子之制诰、德音。”仍然代稱皇帝言語。
在唐代，德音也逐漸演變出另外一層含義，禹成旼認為：“德音成為了唐代皇帝诏書的一種新種類……一部分德音含有‘降’的内容，宋朝相對明确的德音概念，即在此基礎上發展而來。”從其研究來看，德音在唐代的确具有演變為赦宥的趨勢，并且某種程度上已經被當作赦宥的一種在使用。這種趨勢在宋代如何變化而被宋人歸為赦宥的一種呢？
二、德音是如何被宋人歸為赦宥
北宋中期的宋敏求說過：
“本朝之制，凡霈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種，自分等差。宗衮言：‘徳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制書之名，天子自謂徳音非也。’予按唐《常衮集》赦令一門，總謂之徳音，蓋得之矣。”
雖然宋敏求也質疑德音不應該成為赦宥類型的名稱，應指臣下奉行皇帝制書之名，但至少在北宋中期，宋人已經把赦宥看作是三類了。
從前面所叙述的德音一詞的演變可知，德音有敬稱皇帝言語之義，前文所引唐代宗時的宰相常衮在編集唐代赦令時，以德音命名赦書，是敬稱皇帝指令。那麼宋代是否也存在這種情況呢？
宋代同樣還有以德音敬稱皇帝旨意這種用法。如宋代起居舍人的職掌：“使得盡聞明天子徳音，退而書之。”宋代還普遍存在一種赦書與德音并列連用的情況，朝廷在進行編敕時，往往把赦書德音附于編敕之後一道進呈。如：淳化二年（991），翰林學士宋白在上《淳化編敕》二十五卷的同時，還上《赦書德音目錄》五卷。
到真宗朝，大臣在議論編敕之事時，論及太宗朝《淳化編敕》為三十卷，那麼這三十卷肯定包括《赦書德音目錄》五卷。
我們知道，宋代法律編修的實際形式為編敕，從上句話看，宋人把對赦書德音的整理也看作為立法形式。就在真宗朝這次編敕過程中，“又以續降赦書德音凡道别為一卷，附《淳化赦書》合為四卷。”這些都是赦書與德音直接連用的例子。
更令人困惑的是曲赦與德音連用，二者在同一個赦書中出現但并不直接相連，這與赦書德音直接相連這種模式有所差别。《宋大诏令集》中有一些赦宥名稱經常把曲赦和德音連用，讓人很難分辨其是曲赦還是德音，下面略舉幾例：
《曲赦陝西、河東德音》：
應陝西、河東路罪人，除劫、謀、故、鬥已殺人，至十惡不赦，及情輕奏裁外，餘死罪已下，遞減一等，徒已下釋之。
《曲赦梓州路州軍德音》：
可曲赦梓州路諸州軍，限赦書到日昧爽以前，除殺盜及枉法不赦外，枉法自盜死罪情輕者，奏取旨。鬥殺死罪情輕者，減一等，刺配千裡外牢城。其餘鹹赦除之。
材料顯示，宋代以曲赦、德音命名文書的情況很普遍，這些都是在一定的區域内頒布的德音，和曲赦并沒有明顯的差別，這涉及到了德音的使用範圍問題。
三、大赦、曲赦、德音的差別
宋代大赦與曲赦較容易區分，從其赦免區域上來看，大赦恩及天下，曲赦恩及某些地區。大赦與德音也較為容易區分，大赦的赦免力度比德音大。
曲赦與德音是兩個容易混淆的概念，宋人對德音頒布區域範圍的界定，前文所引宋人觀點存在着沖突。王應麟認為德音“比曲赦則恩及天下，比大赦則罪不盡除。”即德音在赦免範圍上是恩及全國，在赦免力度上比大赦低。
《宋史》則認為德音“所被廣狹無常”，德音恩及的範圍既可以像曲赦一樣是某些地區，又可以是全國。二者的觀點存在沖突之處，但從上面所舉宋代赦例來看，筆者認同《宋史》所持觀點。
德音與曲赦在赦免力度上也有差別。德音是雜犯死罪降流、流以下罪全免或雜犯死罪降從流、流降從徒、徒以下并放。曲赦并非像馬端臨所說的曲赦“釋雜犯罪至死者”，同樣也是釋放流以下罪或徒以下并放罪。在個别情況下，實施于特定區域的曲赦才有像大赦一樣赦免力度。如太祖乾德三年（965）平蜀時的曲赦，其赦免力度甚至超過一般大赦，為“應僞蜀管内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鹹赦除之。”開寶四年（971）平廣南曲赦赦書也是“赦廣南管内州縣常赦所不原者”。
在一定區域内曲赦的法律效力可以和宋代即位赦相比，這也許是宋初制度不太完善情況下的特例。另一情況是慶曆八年（1041）平王則曲赦河北制書，出現了赦免雜犯死罪及以下的情況。一般情況下，德音和曲赦均沒有大赦赦免的力度大。
四、赦免區域範圍的差別
但是在在赦免區域範圍上，曲赦是某種情況下對某個特定區域罪徒的赦免，王應麟認為德音“比曲赦則恩及天下，比大赦則罪不盡除。”大緻上可以概括德音的釋出範圍，德音既可指恩及天下，也可恩及部分地區或者一州、一京之地，和曲赦一樣可以靈活的确定赦免區域。
事實上，在整個北宋時期，各種類型的赦免力度并非像後人說的那樣泾渭分明，朝廷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進行赦免。不同時期對各個地方的赦宥政策不同。乾德三年（965）平西川時頒布了曲赦，在西川境内“罪無輕重鹹除之”。太平興國三年（978）恢複泉州時，“雖降德音止于其境，無輕重鹹如大赦之例”。
這兩次曲赦和德音不僅赦免力度沒有差別，而且在赦免區域範圍上也是一樣的。我認為北宋時期，曲赦和德音在赦宥的力度上并沒有如後人總結的那種規律性，在區域性上，德音比曲赦靈活，既可像曲赦一樣赦免某個或某些地區，也可以是恩及天下。神宗時，周表臣上奏：“臣伏見國家毎因天文之異、水旱之災，大則行德音于天下，小則曲赦于四京。”朝廷頒降德音時的大和小是指災情的大小及頒赦範圍的大小，和赦免力度是無關的。
綜上所述，宋代存在三種類型的赦宥形式，但赦宥的施行是很複雜的問題，我們隻能說大赦和曲赦是兩個很好界定的類型，大赦的赦免力度和赦免區域均比曲赦大，不過個别時候，曲赦在某個地區會發揮像大赦一樣的效力。德音作為一種靈活的方式，存在于二者之間，滿足了統治者不同的赦免需求。在赦免區域上，德音可以恩及天下，也可以特定于某個或某些地區。在赦免力度上，德音絕大多數情況低于大赦，但和曲赦沒有明顯的區分。
筆者認為可以這樣界定北宋德音，它在大赦與曲赦之間具有緩沖意義，配合了宋代名目繁多的赦，更為靈活的适應了統治者的需求，無論何種赦宥類型均未擺脫皇權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