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愛被取消了”——歐美取消文化的來龍去脈

（圖源：IC Photo）

楊大巍 薛倩/文

J.K.羅琳的推文

英國文學史上的傑出女性層出不窮。這些作家的成就如此之高，其聲譽往往超過了她們同時代的男性作家，而J.K.羅琳就是其中的一位。在各種由讀者進行的投票中，J.K.羅琳在英國著名作家的排名，幾乎總是能夠跻身前十位。這當然既是由于她仍然處在我們這個時代，給予人們的印象清晰而鮮活，也是由于她作為暢銷書作家、叢書銷售量早已超過億冊，其受歡迎的程度實在不容忽視。

羅琳的時代開始于1997年，她的系列叢書“哈利·波特”第一冊《哈利·波特與魔法石》問世。哈利·波特在讀者間引起的激情，不僅改變了圖書出版業的商業模式，更如書名所示，魔法般的将千禧年孩童帶回到書桌前，将他們塑造成了熱愛閱讀的一代。在此之前，有人甚至悲觀地預測過紙質書籍的消失。然而，伴随着哈利·波特的出版，孩童的閱讀人數及孩童的閱讀量一直在大幅度地上升，千禧一代幾乎是讀着哈利·波特長大。

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作為傳奇人物的羅琳卻被挾裹進另一個神奇的時代，甚至一度成為這個時代旋渦的中心人物。這個時代，我們将其稱為取消文化時代（CancelCulture）。

羅琳所處的這個時代漩渦，如此地激蕩，又如此地對她毫不友善，以至于11月底，宣布制作的20周年重聚節目《回到霍格沃茨》中，與電影哈利·波特有關的所有主要人員幾乎都受邀了，唯獨羅琳沒有。

難以想象在這個重要節目中，本應成為靈魂人物的羅琳缺席了。這似乎有些荒唐情形的産生，需要溯源至2020年6月。其時，羅琳在推特上轉發了一篇文章《為來月經的人創造一個更為平等的後新冠世界》，并發表了評論，難掩嘲諷之意：“‘來月經的人’。我敢肯定，過去是有一個詞來形容那些人的。誰來幫幫我。Wumben？Wimpund？Woomud？（此為一連串Women的變形詞）”

鑒于羅琳的名氣，這一段文字難以不引起人們的注意。“來月經的人”一詞的使用，應該有一個稍微複雜的故事，總之是為了避免跨性别者的不适。而羅琳的此番尖刻，顯而易見地冒犯了當今社會中極為重要的一個弱勢群體——LGBT。推文一出，批評、攻擊，咒罵，甚至是死亡威脅接踵而至，反響之大，恐怕會讓羅琳吃驚。

獨立而且堅毅，是英國女人的特點，更何況是羅琳。羅琳也許壓根就不認可人們對她的指責。她的發聲，看起來更像是對于語言的奇特變幻和傳統所受到的颠覆，而感到的荒誕。羅琳既未作道歉，也沒有是以而噤聲，而是更加詳盡地解釋自己的觀點。我們在這裡比較完整地引述，是因為羅琳的這一番解釋，有着最近兩年聲勢浩大的取消文化的清晰投影：“如果性别是不真實的，那就談不上同性吸引力。如果性别是不真實的，那麼全球女性生存的現實就會被抹去。我了解并且也愛跨性别的人，但是抹去性别的概念，會讓很多人失去有意義地探讨自己生活的能力。這是講述真話，而不是仇恨……幾十年來我一直同情跨性别者，并且有一種親近感，因為這些人和女性一樣容易受到傷害——也就是說，容易受到男性暴力的傷害。許多女性和我的想法是一樣的。但是我們認為性别是真實的，并且會是以而産生一系列的後果。僅僅因為我們這樣的認知，就認為我們憎恨跨性别者，這真是荒唐。

我尊重每個跨性别者的權利，他們有權以他們認為真實且自在的任何方式而生活。如果你因為是跨性别者而受到歧視，我會和你站在一起。不過同時，我是作為女性而塑造自己的生活的。我不相信這樣說是令人憎惡的。”

較之于推文的尖刻，羅琳的解釋看起來平和且十分理性。然而即便如此，羅琳還是未能逃脫更多更激烈的抨擊。羅琳在其後的推文中，數次為自己再作解釋，然而她的每一番解釋，似乎都挑起了另一種争論，使得交鋒雙方的辨論沒完沒了，堪稱一地雞毛。看來持有不同文化觀念的人，在争論之中，是永遠不會向另一種觀點靠近的，這就猶如兩個平行的世界始終無法相交。

在這場争戰之中，令人頗生感慨的是，激烈的反應首先來自于羅琳的哈利·波特成員。丹尼爾·雷德克裡夫，哈利·波特的扮演者，昔日裡那個目光平靜、清爽年幼的小哈利·波特，如今已然絡腮胡加上頗有個性的發型，進入了生命的成熟期。也許是迫于壓力，也許是出于自覺，丹尼爾成為哈利·波特團體中，第一個站出來發表聲明的那個人。盡管他感謝了羅琳幫助其确立人生軌道，并且把與羅琳的合作視為一種榮譽，丹尼爾還是認為，羅琳的評論傷害了跨性别人群。丹尼爾的聲明，如同其後所有人的聲明一樣，立場明确而又堅定：跨性别女人，就是女人。

緊随其後，多位哈利·波特的成員，都對羅琳表示了譴責，對跨性别人群表示了支援。而主動或被動卷進跨性别人正名之戰的名人，還包括美國暢銷書作家斯蒂芬·金，電影《丹麥女孩》的主演雷德梅恩，喜劇演員皮特·戴維森。而華納電影公司最後也不得不發表對跨性别人群的支援聲明和對羅琳的指責。

綜觀羅琳有關的言論，我們似乎并不能夠得出結論，認為羅琳不同意丹尼爾關于跨性别女人就是女人的聲明。不過這又何妨，因為此時，仿佛全世界的人都認為羅琳不同意。

羅琳似乎失去了所有的資源，而取消文化正方興未艾。

朔源取消文化

在羅琳發出那條惹是生非的推文之前，取消文化其實已經頗具規模。“取消”一詞用于人物，首度出現在1981年流行樂隊Chic推出的專輯《TakeItOff》中，其中有一首名為“你的愛被取消了”（YourLoveIsCancelled）的歌曲，用“取消”這個堅定堅決的詞語，表示不再和對方交往。1991年，電影《萬惡城市》（NewJackCity）參考此曲，使用“取消”一詞，表示要抛棄那個女孩。不過“取消”一詞和文化連在一起，卻要一直等到2017年那場波及全美的 “米兔”（MeToo）運動。

取消文化，原初是以一種無視和不加理睬的方式，抵制某個名人或企業，是弱勢群體在不具備權力及話語權的時候，所采取的一種相對消極和溫和的發聲方法。不過在取得一定社會功效以後，取消文化變得激進而具影響力。

2017年，好萊塢著名制片人哈維·韋恩斯坦被80多位女性指控性侵，整個事件立刻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沸沸揚揚，直至最後把哈維送進了監獄。事發之時，身兼演員、作家、制片人、歌手及社會活動家多種身份的艾莉莎·米拉諾倡議并鼓勵受到侵害的女性站出來，勇敢告知世人“我也是（受侵害者）”。“米兔運動”得到好萊塢衆多名星的加持，全美女性似乎也都積極響應。在喧嘩的指控聲浪中，相當數量的文化名人退出了職業舞台，著名人士包括演員凱文·斯貝西、PBS和Bloomberg專題節目主持人查理·羅斯、福克斯第一主持人歐瑞利。除此而外，在這一波運動中還有衆議員、參議員以及為數頗衆的企業高管人員，迫于輿論的壓力而紛紛離職或遭解聘。也就是說，均遭到了取消。

取消文化在為女性赢得權益和發聲方面無疑深具影響。事實上，拜取消文化所賜，“米兔運動”使得許多名人告别其長久所處的舞台，淡出衆人視線。職業生涯自此沉默黯淡，說起來也算是這些名人的咎由自取。而這些離職或解職造成的空缺，則由女性填補了将近一半。

除卻本文開始由羅琳的推文事件所談及的LGBT領域，取消文化在反對種族歧視方面所起的作用，毫無疑問更為強大。因被指控種族歧視而失去職位的名人或進階雇員遍及各個領域。而2020年弗洛伊德的死亡事件，則将這一運動推向了高潮。弗洛伊德死亡在5月底，自6月6日起，每天有近50多萬群眾在全美500多個場所進行抗議，持續了将近一個月的時間，成為“BlackLivesMatter”運動的曆史高峰。

“政治正确”觀念

取消文化之是以社會效應如此強大，有其深厚的道德及價值根源，尤其與美國近半個世紀以來，人們日漸認同并趨向于持有的“政治正确”（PoliticalCorrectness）的觀念密切相聯。上世紀80年代起，“政治正确”漸成潮流，其簡單明了的初衷，就是不要傷害到弱勢群體，包括宗教、種族、性别、性取向等各方面的弱勢群體。基于共識，人們努力在各種場合下避免使用那些冒犯性詞語。而政府和企業更在政策和各項措施方面，将弱勢群體特别納入考慮範疇，給予其種種的優惠和照顧，甚至還将有些條款變成了律法。比如出于對殘障人士的考慮，所有公共場所的進出，都須有輪椅的通道，人行道在道路中斷之處，需呈緩坡狀，停車場最靠近建築物的車位保留給殘障人士使用，這些都是公共設施所必須遵守的準則。除卻法律，群眾則随時處處會為殘障人員提供幫助，比如扶住電梯和商店的大門，以便讓殘障人士先行進出。

由法律和同情互相作用而生成的對弱者的關愛和對他人的尊重，在某些方面實際上已經成為群眾的文化基因而無需多加教導。我們常常可以見到這樣的情形，盡管有些人一副粗魯或嬉皮模樣，但在進入一座建築物的時候，這個粗魯或嬉皮的人，會自然而然地為女士或殘障人士打開大門，會為緊随其後的那個人扶住門把。這種下意識流露出來的善意和禮儀，正是一個文明社會所需具備。這既是源自于美國的傳統，也是經年累月地強化政治正确所帶來的結果。

政治正确試圖創造一個美好的社會，各色人種、各種宗教、各個性别，都被友善對待。所有的弱勢群體，在初初觸及這些理念所帶來的種種友善、關愛和幫助之時，無一不會感到世間的溫暖和文明的力量，而仰賴于此，也帶來了社會的進步。

不過政治正确并非人類的新觀念，所謂日光之下并無新事。中國古人之“老吾老，幼吾幼”、“鳏寡孤獨皆有所養”等傳統觀念，其實也是在談論着同一種理想，同一種美好的社會願景。

警醒文化/主義

政治正确的另一種後果，是使人處于一種警覺狀态，對于任何種族主義、厭女、恐同或其他偏見的政治不正确痕迹持有高度警惕。今日保守主義者将之稱為“警醒文化/警醒主義”（WokeCulture,Wokeism）。

Woke意為清醒，引申為警醒、警惕。Woke來自黑人俚語，是Wake的過去時，擁有遠比“取消”更長的曆史淵源。長期以來，Woke對于黑人的意義尤為重大，它意味着黑人要警惕不公正，特别是來自警察和法律系統的不公正。是以當這個詞語取得今日意義的時候，更多地也是指黑人在白人至上的社會裡，要保持警覺。警醒文化的特别之處在于它更強調歧視和不公正來自于系統和制度，而不僅僅是來自于個人。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對于警醒主義有着激烈的分歧。自由主義支援警醒文化，認為美國至今存在着系統性的歧視。以城市規劃為例，自由主義認為城市在劃分區域、建房政策等方面所做的決定，往往在事實上将黑人劃入那些貧窮而設施不夠完備的區域，是一種無形卻根深蒂固的、真正的種族歧視。

保守主義則認為，警醒文化加深了人們的分裂和社會的動蕩。事實上，保守主義指出，白人至上在今日美國所有的機構中都已不被容忍，但警醒主義卻幾乎在每一個機構都根深蒂固。其結果就是，警醒主義聲稱要治愈種族主義這一疾症，然而它又不斷地強調種族，一次次提醒着人們族群的差別，進而激起了人們的怨恨之情。這種關于怨恨的叙述會再一次使這個國家因種族而分裂，削弱美國已經建立起來的、來之不易的自由和互相信任，并威脅着下一代的未來。

警醒文化也是一種覺醒的文化，它是關于對自我的認知，對周圍不友善環境的警覺，是取消文化的前奏。取消文化植根于警醒文化，它是一種行動，一種有關個體的認識和抗争。

批判性種族理論

取消文化、警醒文化以及政治正确的背後，實際上有一種存在頗久的理論依據，這就是我們今日所熟知的“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RaceTheory，CRT）。作為一個學術概念，CRT已有40多年的曆史，其基本觀念是，種族形成了一種社會結構，而種族主義不僅是個人偏見或偏見的産物，而且是法律制度和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東西。我們在上面所提及的城市規劃，也多少證明了偏見源自體系，并且有着深厚的根基。

美國的學者在CRT方面所作的研究範圍相當之廣，包括社會學、政治學、語言學等方面，著述及學者多不勝數。在某種程度上，CRT現在已被引用為所有多樣性和包容性努力的理論基礎。CRT的産生和發展經曆了長期、頑強的學術辯論，它在某種程度上傾向于懷疑保守派所珍視的普世價值觀、客觀知識、個人價值觀、啟蒙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義原則。

有相當一部分的學者對CRT持批評态度，認為CRT給美國社會帶來了消極因素，它或者是将人群分為受壓迫者和壓迫者，或者将其分為受歧視者和歧視者。CRT強調人群的獨特性而忽視其共性，也不關注可以共享的價值觀，進而使得人們變得越來越不寬容。

關于批判性種族理論，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分歧也許是無法彌合的，這種分歧也存在于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保守主義的約翰·羅伯茨有過著名的觀點：“停止種族歧視的方法就是停止去區分種族。”自由主義大法官魯斯·金斯伯格對此則辯論到：“很難了解，你怎麼可能用一種非種族的手段去解決一個關于種族的問題。”

取消文化中的年輕人

在取消文化這一運動中，年輕人一如在以往所有的運動中那樣，顯出特别的熱情。政治正确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在幾代人的身上都留下印痕，而年輕人則是完全生長在政治正确的文化氛圍之中。政治正确所追尋的公正和平等，充滿了人道情懷和理想主義的色彩，它訴諸人類内心最深處的道德律，不僅使人覺得自我的高尚，也使人深感責任的重大。年輕人是這個利益糾纏的世界上，單純、向善，直覺尚不為世俗所污染的群體，是以一切理想的、高尚的事業，年輕人總是積極為之。

很多年輕人意在改變世界，他們并不真正希望涉事的名人被取消，而是更希望這些名人能夠出來道歉并多做公益事業。也許這就是羅琳的問題所在。如果她在轉發文章和做評論之後，能夠向憤怒的網絡公衆緻歉，她也許就不會從哈利·波特的成員中被取消。年輕人的不肯原諒，和他們努力确立的自我有關。他們迫切需要得到這個世界的認可，認可他們的行為、他們的觀點和他們關注的偶像。年輕人的熱情和力量真是驚人，他們對于任何一方的黨派都有點不屑一顧，但是在公共事務方面，卻顯得一往無前。這種狀況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上世紀60年代的反戰文化。在林肯紀念堂邊，在白宮内，在華盛頓紀念碑前，在華盛頓的許多條大道上，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夜以繼日地以歌曲、演講、步行和文字表達他們反對越戰的要求，許許多多被記錄下來的場景，成為在曆史中永久閃爍着的經典瞬間。

如果科技依然停留在上世紀60年代，年輕人大概現在正在各個公共場所，表達他們的述求和關愛。資訊及媒體時代的今天，年輕人早已将他們的世界搬到了網絡。然而年輕人的内心為理想和正義所充塞，他們在取消文化中匆匆前行，試圖表述着他們善良的同情和充滿激情的願望，毫不在意他們正在這個世界中，激起層層的巨瀾。

時過境遷，60年代反戰文化的主體，如今已經進入生命的暮年，他們對于那個年代仍然懷有激情與感動，但是也有更多的反思。年輕人在激情之下永遠是充滿了盲動，唯理念而不顧及後果。他們令人想起更久以前的法國大革命。世界固然因之而進步，然而文化巨變之下，一切的傳統，連同人，連同物，連同許許多多的觀念和美好，都一去不回，而法蘭西的輝煌至今隻是曆史，隻是那些過去創造出來的飛揚美好的文學和藝術，和那些殘留下來的宮殿。

我們難以預料今日的年輕人，今日的文化和運動，會将什麼留給後世。取消文化作為政治正确的武器，已經成為思想的敵人。當它開始警告人們什麼可以說，什麼不能說時，曾經奔放無忌的思想已經處在死亡之門。年輕人應該是最開放和容忍各種觀點的人。然而，今日年輕人這個群體，越年輕就越不能容忍不同的觀點，也越希望公開羞辱和懲罰持不同政治主見者。年輕人的激情被他們封閉的思想所苑囿。

取消文化所顯示給我們的是一個複雜的世界，我們一面試圖了解這種文化，一面更為這種文化帶來的動蕩、無序和傳統的傾塌而不安。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反思法國大革命時說：我們身處一個咆哮的、但沒有海岸的海洋；至少，這個海岸是如此遙遠、如此陌生，以至于我今生、乃至我們的下一代都無法找到它，無法在那裡立足。

這大概是當今世上許多人的感想。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