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朝初創科舉制度
魏晉以來，門閥士族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他們把持朝政，壟斷仕途，為維護自身的政治特權，推出以門第、“閥閱”（1、功勳、功績和經曆（‘閥’也作‘伐’，指功勞，‘閱’指經曆）；2、指有功勳的世家；）為核心的九品中正制，作為朝廷任用官吏和選拔人才的一種制度。
随着南北朝以來封建經濟的發展，中小地主與富裕農民的數量日益增多，他們要求打破門閥士族的限制，在政治上得到發展。這一要求與隋朝打擊豪強地主，加強中央集權的政策正相吻合。
開皇年間（公元581-600年），隋文帝廢除了門閥士族操控選拔官僚的“九品中正制”，代之而起的是以考試選士的科舉制度。大業年間（公元605-618年），隋炀帝始建進士科，并命按十科舉人。明經、秀才、進士三科的相繼設立，标志着科舉制度的确立。
科舉取士下的選官制度，比較重視才學，而不看重門第，為一般庶族地主參政創造了條件，反映了士族衰落和普通地主向上發展的趨勢。此制産生後，把讀書、應考和做官三者聯系起來，成為以後士人仕進的必由之路。
通過分科考試的方式，以才選人，可以把更廣泛的地主階級中的人才網絡到官僚集團中來，進而擴大了中央政府的統治基礎。
科舉取士一經産生，便成為選拔官員較為公平、合理的一種制度。以後，曆代王朝遂相沿襲，并不斷對其進行充實與完善，中國古代官吏的選拔制度由此發生了巨大變化。
二、唐代科舉制的完善
唐代科舉在繼承隋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将其完備化。科舉考試分為常舉和制舉兩種。
科舉制度的确立，适應了普通地主階級勢力發展的需要，比較廣泛地向地主階級各階層打開了入仕之門。由于考試相對公平，也能将部分平民和寒族子弟吸收進去，使唐朝的階級基礎和官僚隊伍得以擴大，從中吸引一些優秀人才到統治集團中來，對于封建政治的新陳代謝和良性循環具有積極意義。
應當看到，統治階級嚴禁“刑家之子，工商殊類”及部曲、雜戶、奴婢等階層參加科舉考試。而且，科舉用讀書做官來籠絡知識分子，士人汲汲于功名富貴而畢生埋頭于儒家經典，無形中起到了加強思想文化統一，減少統治阻力的作用。
三、宋代科舉制度的完善
北宋沿襲前代的科舉制度，又作了發展。大大擴充了選士的科目和名額，每科取士多達數百名。參加科舉的人不再講閥閱、門第，适應了品官地主階級的需要。“殿試”作為一種制度固定下來，由皇帝親自進行殿試，錄取士子，進士也就成了皇帝的門生。大量選拔士人進入統治階層，适應了龐大官僚體系的要求。但這樣一個官僚機制，加上濫施恩蔭，帶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即統治層的腐朽和财政負擔的加重。
四、明代學校教育和科舉考試
明代的學校和科舉制度都是官員培養和選拔制度，學校側重在培養，科舉側重在選拔，它們本質上都是為滿足國家和社會的需要。
學校以官學為主體，有國子學（又稱太學）、府州縣學以及零散的民間社學等。國子監是國家最高教育機關，設有祭酒主管。監生有官生和民生兩種，官生由品官子弟、土司和外官留學生組成，民生由各府州縣儒學推薦的優秀生員組成。明代學校學習内容主要由科舉考試決定，科舉則取決于統治者的思想。各類學校的學習内容大緻相同，均為傳統儒家經典，以南宋朱熹之“四書”“五經”集注為藍本。
科舉分鄉試和會試（殿試）兩級，鄉試的參加者為國子監和府州縣學生員，即“秀才”，每逢子、午、卯、寅年的秋季八月在各省會舉行（南北二直隸分别在應天府和順天府舉行），故又稱“秋闱”，考中者稱“舉人”，第一名稱“解元”。
第二年，即辰、戌、醜、未年的春季二月舉行會試，故稱“春闱”，會試在京師舉行，由皇上親派主考官，禮部負責組織。會試考中稱貢士，第一名稱“會元”。
所有貢士再參加由皇上主持的殿試，殿試主要策問時政，貢生作文應對，然後針對問答情況，由主考官和禮部官員商量确定一、二、三甲，一甲僅三人，第一名狀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鄉試、會試、殿試均考第一名者稱“連中三元”。
進士為明代最高國家考試，一甲者授予翰林修撰、編修，二、三甲進士可考選庶吉士，選拔年輕、才華出衆者入翰林院以豐富其學習内容，增加行政經驗，彌補八股學習和科舉考試的不足。
鄉試和會試均連考三場，内容均以四書、五經中的文句作題，觀點以程朱理學的解釋為準，不允許應試者講解自己的觀點。應試文章要以“八股文”為格式，即作文應當用八個排比對偶組成，包括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和束股等部分。
明代的科舉考試在内容和格式上都有嚴格規定，讀書人隻讀科舉必備要籍，隻去背誦程朱觀點，此外别無所聞，這樣的教育和考試既束縛了讀書人的視野，也僵化了讀書人的思想，它為君主專制統治培養了官員，但對中國傳統科學技術進步和思想文化的普及、提高則缺乏積極意義。
五、清代科舉制度的發展
清朝繼續實行科舉制度，作為培養和選任官吏的“正途”。雖然規定滿漢官員都要經過科舉考試，但實際上滿人做官的途徑較多。
康熙時，為了延攬人才，擴大統治基礎，于正科之外，增加特科，如“博學鴻詞科”“經學特科”“孝廉方正科”。
康熙、乾隆南巡時，還有特别召試。乾隆元年（1736年）又行“博學鴻儒科”，二十六年行“太後萬歲恩科”。
此外，清朝還實行捐官制度（又稱“捐納”）。捐官的實行，為清政府補充了一項臨時性财政收入，開辟了士紳進入仕途的捷徑，但使得官僚機構惡性膨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