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Fred Topel
譯者：易二三
校對：覃天
來源：Gonzo Okanagan（2021年10月12日）
讓馬特·達蒙和本·阿弗萊克這次重聚更顯特别的是，他們不僅僅參與了演戲，還共同編寫了劇本。這是他們自憑借《心靈捕手》獲得奧斯卡獎，以及阿弗萊克成為獨當一面的編劇兼導演以來，首次合寫劇本。這一次，他們還邀請妮可·哈羅芬瑟加入了創作團隊。
達蒙飾演一位中世紀的法國騎士尚·德·卡魯日，在另一位鄉紳雅克·勒·格裡斯（亞當·德萊弗飾）強奸了他的妻子瑪格麗特（朱迪·科默飾）後，他向後者發起了一場生死決鬥。
阿弗萊克扮演保護勒·格裡斯的伯爵。這部電影分三章講述，分别展現了德·卡魯日、勒·格裡斯和瑪格麗特的三方視角。這部史詩電影由雷德利·斯科特執導，将于10月15日上映。
《最後的決鬥》
問：《心靈捕手》已經過去25年了，你們之間有過關于再次合作的對話或想法嗎？為什麼選擇這個故事，為什麼是現在？
呆萌：我不知道，這是個好問題。我認為可能是因為我們效率太低，以至于有點害怕寫作。我們第一次合作寫劇本的時候太耗時間了，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們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我們寫了成千上萬頁，好不容易才把它們壓縮成一個130頁的劇本。但我認為通過25年來的電影制作經曆，我們在潛移默化中了解了其中的結構。而且結果證明這個過程是非常有效的。同時，邀請像妮可這樣出色的編劇來幫助我們也大有裨益。這無疑簡化了整個過程。
大學：這給了我們一起做這件事的信心。我們可以互相依靠。
問：像這樣的故事今天仍在發生。你們如何處理年代所造成的認知差異？
大學：确實有很多。這是一件經過深思熟慮的事情，我們想指出的部分事實是，腐敗和道德淪喪的體制在多大程度上創造了能反映出這些價值觀的人。是以，與其說是對一個壞人的控訴，不如說，「看。這背後有教會、科學、法院，以及因果。整個西歐文明是我們在文化上的前身。」至少美國的概念就是啟蒙運動及其哲學等等的産物，盡管這并不是一以貫之的。
這裡的主流文化來自于其他文化，并是以催生了這些價值觀，這種文化在如何教育人民、回饋社會、鼓勵行為等方面——或許就像我扮演的角色那樣——可能是一個完全的惡棍角色。他的确是一個可怕的人，但實際上更可怕的是，當一個人掌權并代表這些價值觀，并說，「這些是我們鼓勵的價值觀。你會因為遵循它們而得到獎勵。」這更關乎于亞當飾演的那個角色，他被教導如何行為，以及他得到的獎勵是什麼，而不僅僅是呈現他性格的本質。
換句話說，人可以被這些大型機構改變和創造，這就是我們想要控告的價值體系。這需要確定在架構層面上，所有這些元素都包括在内。然後你必須把它放在一邊，并寄希望于偉大的演員能讓和這些人産生共鳴，這樣就不會讓人感覺過于迂腐，或者覺得它像是布道或學期論文。
問：在愛爾蘭拍攝的感覺如何？
大學：我很喜歡。愛爾蘭很美，人們都很好。隻是由于是在疫情期間，是以很多時候拍完之後，馬上就需要穿戴各種防護衣物和護具，以確定安全。這隻是一個額外的障礙，但愛爾蘭本身是一個神奇而讨人喜歡的地方。像許多波士頓人一樣，我從小就聽說我的祖先來自愛爾蘭，那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
劇組人員都很特别，每個人都很了不起。雷德利的電影制作風格令人印象深刻、倍感振奮，并且讓我感到活力十足。作為一個導演，我立即想到我從他身上偷師。
是以，在拍一個廣告時，我聘請了同一個攝影指導，我心想，「我們要像雷德利那樣做。」那是為一個體育博彩的應用程式拍的廣告，是以它沒有完全達到相同的效果。不過我和沙奎爾·奧尼爾給它賦予了不少趣味。
問：你們懷念生活在那裡的時光嗎？
呆萌：我們的确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在我們抵達愛爾蘭的那天，劇組就不得不因為疫情而中止拍攝。我們可以選擇回美國的家或留在那裡，而我們從來沒有在那裡真正生活過。我們進行了一次家庭投票，最後決定留下來。
這是出乎意料的。很多人在這裡租了三個月的漂亮房子，但他們放棄了，回到了自己的家。于是我們接手了這些房子。我們把其中一個房子改造成了孩子的學校。我們在愛爾蘭的一個美麗小鎮上幾乎自由活動了三個月。那裡的社群以一種美好的方式接納了我們。
問：以不同的視角拍攝同樣的場景，最大的挑戰或最激動人心的方面是什麼？
呆萌：我們在拍攝計劃表上寫明了目前處于誰的視角，但我們在開機前還會再次說清楚，「這是我的視角」或「這是你的視角」。我們會提醒對方，因為我們必須在此基礎上校準一切。這也是一種樂趣。
你也可以在别人的故事中多表現一些，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你」是由他們的不同視角建構而成的。是以你在某些方面有更多的回旋餘地，這真的很有趣。當然，這都是提前計劃好的，對于朱迪和亞當的視角來說，那些關鍵場景的對話都是一樣的。
大學：真正的挑戰是，因為我們根本不想走捷徑——也就是說，讓事件從某人的視角來看，像是發生的另一個場景。我們試圖創造這樣一種狀态：當兩個人在交談時，如果你分别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他們會真誠地告訴你不同的情況。他們會有不同的經曆，而這些經曆根植于他們來自哪裡，他們的需求是什麼，他們的價值觀是什麼等等。
但在這方面，我的角色并不具有挑戰性，因為我的角色主要是輔助亞當·德萊弗的角色。我的性格影響了另外兩個人，但朱迪和亞當的角色表演起來難度最大。我認為這種表演的難度在某種程度上是非常内省的，因為他們需要扮演三個不同的角色。
不僅如此，抓住這些非常微妙、敏感的時刻，不犧牲你的角色的完整性，而且在不同的角色之間互不穿幫，緻力于扮演出現實可信的版本，這是非常勇敢的。
問：寫一個中世紀語言的故事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大學：真正有趣的是我們要創造出一種平衡。首先，他們說法語。其次，他們說的是一種當代法國人無法辨認的法語，換句話說，當時的英語聽起來像喬叟的詩歌。是以你不能完全這樣做，同時你顯然也不想讓它太過現代、極易讀解，因為那樣就會讓人感覺不真實。是以我們需要取得一些平衡，和我們處理價值體系的方法類似。
事實上，當時的價值體系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可憎的，甚至比我們所呈現的要糟糕得多。但是，如果我們完全将真實的樣子複刻出來，它将會令人厭惡，以至于人們很難接受關于它的任何現實，或者與他們可以共情的事物有任何相似之處。
是以，我們試圖在不損害基本事實的情況下減輕這種情況。我們與方言教練蒂姆·莫尼奇進行了合作，試圖找到一種說話方式，讓它聽起來既不像是出自當代人，也不像是來自當代現實世界的某個地方，因為有時人們會說，「這是一部年代戲，而他們說的都是英語。英國人的口音聽起來應該更滄桑一點。」
呆萌：但我們扮演的是法國人，而不是英國人，他們正處于與英國人的百年戰争之中，并且會不斷地談論英國人，否則就太奇怪了。是以我們和蒂姆一起創造了這種說話的方式，我們所有的演員都這樣說。我們接受了這種方法，因為它需要聽起來很耳生，同時也不能很現代。我們都希望口音在某一天能夠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