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文又一次被送入大衆視野。
因為兒子的婚事，今年已經52歲的朱之文，再次站在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炒作”“吸血”“鬧劇”“道德綁架”，自成為“大衣哥”以來，朱之文的生活似乎始終圍繞着這些詞。
面對争論和非議，朱之文坦言自己已經習慣了，他說：“在出名的這10年裡，就沒過一天安生日子。”
幾天前，“大衣哥”朱之文兒媳陳亞男于個人短視訊平台上，說明自己已經與朱之文的兒子朱單偉解除了婚約。
在那三封不算短的自白信中，陳亞男是委屈與不甘的。
她坦言在成為朱家兒媳的這些年，自己的生活“可以說是衣食無憂”，公公朱之文也曾表明不需要她掙錢養家，可由于不想“啃老”，陳亞男還是選擇進入直播領域工作，因為：
“我也想做一些事，展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可問題就在此時出現了。
陳亞男聲明截圖
有網友去回顧了陳亞男的幾次直播，發現其内容近乎都與公公朱之文相關。如此，“蹭流量”、“賺熱度”等言論不斷湧現，更有人說，陳亞男不過是為了錢财才選擇嫁入朱家。
面對這些言論，陳亞男将它們全部歸結為“網友的人身攻擊和侮辱”，并說自己是以“一度走在崩潰邊緣”。
是以她懇求朱之文能站出來把事實澄清一下，但令她失望的是，朱之文一方自始至終也沒有給她想要的回應。
于是陳亞男決定離婚了。
在釋出解除婚約聲明後不久，陳亞男委托母親将訂婚時朱之文一家給予的彩禮退回，希望以此自證清白，可網友似乎并不買賬，争論仍在繼續。
時至今日，除了署名為“大衣哥文化”的自媒體賬号，發表過“朱之文7問陳亞男”的文章，朱之文本人及兒子都未做出回應。
這場由朱之文家務事引起的讨論，為衆人留下了諸多疑問。
真相還需等待，可無論結局如何，風波裡的朱之文都無法平靜。
回想2011年成名的那個夜晚，朱之文一定想不到，“大衣哥”的名号不僅會給自己帶來名氣，還會帶來無法言語的無奈與心酸。
在憑借一首《滾滾長江東逝水》走紅後，朱之文最先感覺到的是喜悅。
那時候他剛剛收獲“大衣哥”的标簽，外界對他的認知僅停留在“農民歌手”，很多人想要了解他，媒體成了最先登門拜訪他的人。
在最初成名的日子裡，朱之文很樂意接受采訪。
聽聞有記者上門，他會提前幾天在家裡做好準備，白天整理家務，晚上沐浴更衣，他希望以最好的精神面貌迎接遠方來的客人，“有時候激動得都睡不着覺”。
鏡頭面前朱之文總是容光煥發，對于媒體提問也是知無不言，他覺得“能上電視的機會不多”，一定要好好把握。
2012年，在成功登上春晚舞台之後，朱之文成為了真正的“家喻戶曉的名人”。找他演出、錄節目的人越來越多，專屬于大衣哥的煩惱也開始增加了。
與名氣同時走向全國的，還有朱之文一刻不停的腳步。
一夜成名後，他參加了不少商演活動，飯館開業、樓盤剪彩、公司年會……他穿梭在各類演出現場，一遍又一遍地演唱着自己的成名作。
很多時候他在台上唱着，台下的人吃飯喝酒聊天，演唱結束後再一擁而上地沖上台，一邊與他合影一邊高喊“我是你的歌迷”。
可這些人真的喜歡他嗎？
這個問題朱之文從來沒有想過。
商業演出不斷增多，朱之文不得不輾轉于各個城市，最忙碌的時候，他一年中有一半的時間都奔波在路上。
乘坐各類交通工具成了他每天的任務，日複一日，他落下了腰椎間盤突出的毛病，肩膀和手腕也因為簽名太多而酸痛不已，“真是一身的病”。
在參加各類演出時，朱之文時常會被節目組要求演出一些明顯不符合自身風格的節目。比如唱周傑倫的歌、跳邁克爾·傑克遜的舞蹈，以及和交響樂團配合演出。
對此，朱之文表現得很吃力，彩排時常鬧出笑話。每當這個時候，排練廳裡都會傳出陣陣笑聲。
而站在一旁的朱之文隻能尴尬地搓搓手，然後對着鏡子繼續做出略顯怪異的舞蹈動作。
朱之文練習舞蹈
與此同時，朱之文也曾被邀請參加一些所謂高雅藝術的演出。從田野走進音樂廳，站在各類管弦樂器中間，他格外局促。
那一天，朱之文看着指揮棒在自己的面前來回揮舞，卻不懂如何配合。多次出錯之後，樂隊指揮毫不客氣地當場指責他各方面都不夠專業。
尴尬，顯而易見。
和其他名人相比，草根出身的朱之文格外平易近人。他從不會拒絕電視台提出的任何要求，即使很多時候，為了迎合舞台他已筋疲力盡。
他從來不追問必須那樣演出的理由，也不追究電視台的要求是否合理，他隻是偶爾抱怨：
“做節目特别累，不如幹農活輕快。”
對于“成名”這件事，他開始感覺到疲憊了。
為了能獲得更多的休息時間，朱之文減少了商業活動的次數，但對于公益演出，他則鮮少拒絕。
2012年，朱之文應邀參加某慈善拍賣活動，也就是在這次活動中，他第一次脫掉了那件将自己帶上成名路的軍大衣。
為了給一位患有白血病的孩子籌款，朱之文決定拍賣大衣，“這就是一件衣服，大不了以後再買件新的，但如果它能幫助到别人，就是好的。”
後來，這件他在舊貨市場以28.5元購入的大衣，被富商以51.8萬元拍得，為了表達謝意，他還特意在上面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見到這樣的場面，主持人又說，其實真正需要資助的不是1位病人，而是6位，而且還都是兒童。随後在現場，6位患兒家屬對着鏡頭痛哭流涕，一邊訴說着命運的不公和殘忍，一邊對朱之文表達着感謝。
這讓朱之文既感動又心疼，于是當聽到主持人說，大衣拍賣所得并不夠支撐所有孩子後續治療時，他趕緊補了一句：“我個人再出資十萬。”
話音剛落，現場響起雷鳴般的掌聲，朱之文笑得很開心，台下的經紀人卻有點懵了。
這是朱之文成名的第一年，十萬元對于他來講并不是一個小數目，經紀人試圖勸說朱之文放棄捐款，可他卻拒絕得很幹脆。
“你别考慮這些，這些都無所謂。能讓小孩治病，這個名要不要無所謂。”
最終，朱之文拿着借來的錢履行了公益諾言。這本是好事一樁，沒成想很多事就是從此走向了失控。
朱之文談捐款10萬元
将大衣拍賣之後，朱之文成了有名的“大善人”。很多人樂于探讨他的質樸與善良，然而不久之後，“他有錢就該捐”的言論也漸漸傳開。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坊間開始流傳“大衣哥年薪過千萬”的言論，朱之文成了公認的“有錢人”，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向他“尋求幫助”。
朱之文曾碰到過一次讓他極為惱火的“碰瓷”。
那一天，他像往常一樣騎車回家，在路口等待紅燈時，一位女子攔住了他，言語激動地說：
“大衣哥，追了你一路，可算追上了，我需要你的幫助。”
求助突如其來，朱之文絲毫沒有心理準備，正當他準備和女子交談時，一輛大型貨車從岔路口開了過來。
朱之文擔心女子被剮蹭，便将車向旁邊挪了挪，給對方讓出了一個安全地帶，過程中卻将一位站在路邊的老太太碰倒了。
朱之文吓了一跳，趕忙上前檢視情況，而老人家的夫妻就在此時沖了出來。老爺子沒有聽朱之文的解釋，而是直接開口叫罵道：“你不是就是個朱之文嗎？有什麼了不起的！”
被橫加指責的朱之文有點委屈，他想尋求那位女子的幫助，不成想怕惹上麻煩的她已騎着車離開了現場。
随後朱之文主動提出帶老人去醫院做檢查，醫生診斷對方并無大礙，可老人家屬卻堅持向他索賠，不僅态度強硬，而且髒話不斷。“罵得很難聽，而且一直在罵……要不是因為我是名人，我肯定揍他們了”。
老人一家不依不饒，無可奈何的朱之文隻能出錢了事，“最後給了他們8000塊錢，他們才不罵了”。
朱之文回憶被訛往事
後來，這次救人反被訛詐的遭遇，成了朱之文心裡揮之不去的陰影，日後每每講起仍覺得無比憤怒。他不滿老人一家破口大罵的惡意，更不了解女子選擇騎車離開的理由：
“她走之前還看了我一眼，這個是最讓我難受的。”
這件事之後，朱之文變得謹慎起來。他不再理會路邊随意找上自己的人，卻無法避免那些寄到家中的求助信。
朱之文至今都不懂，村外面的人是如何擷取到他的聯系方式的。
有那麼一段時間，朱之文每天都會接到村快遞站打來的電話。起先他以為是粉絲給寄來了禮物，可拿到手裡才發現，那些全都是從天南海北寄來的信，而其中内容無一例外的，全都關乎一個話題：請求大衣哥捐款。
這其中，有人聲稱自己患有白血病急需錢财治病，有人則說父親已卧床多年需要捐款維持治療，更有甚者說自己單身三十多年，現在好不容易有了對象，急需一筆結婚資金。
癌症、癱瘓、中風、殘疾、買房、買車……面對衆人五花八門、真假難辨的求助理由，朱之文始終抱有複雜情緒。一方面他擔心被騙，另一方面又害怕錯過真正的求助。
對于那些信，開始時他還會主動聯系求助者，詢問其具體情況，可得到的回應總是錯漏百出。
類似的事情發生多了，朱之文便不再管了。後來當再有信寄到家中時，他會先打開看看，如若内容關乎借錢，他就會将信和信封一起扔進土竈台裡。
虛假的求助信和柴火一起被燒個精光，朱之文心中的某個角落，好像也隻剩下灰燼了。
朱之文燒掉“求助信”
時至今日，朱之文仍住在老家朱樓村裡，盡管他這些年的收入，已足夠他在縣城買一處體面寬敞的房子。關于他不願離開家鄉的理由，各類揣測不少，可朱之文的回應自始至終隻有一個：
我的根在朱樓村，我離不開它。
從前談起家鄉，他的言語中總是透露着愉悅和留戀；可現在他更多表達的，卻是無奈和心酸。
在收獲“大衣哥”這個名字之前，朱之文更多被朱樓村裡的人喚為“三大嘴”。
彼時他家裡窮，“條件不說是全村倒數一二吧，也得是倒數三四”。可即便如此，他還是會拿出一筆錢去購買家用卡拉OK，有些村民也曾在背地裡議論“他是不是腦子壞了？”
朱之文有一雙兒女，日常生活和念書都需要開銷，眼見着家裡已經窮得揭不開鍋了，他隻能背起行囊去北京工地上找了份體力活，但沒幾天又回來了，問及理由他說：
“城市的環境不适合我，而且也耽誤我唱歌。”
朱之文在家中和鵝逗趣
成名前朱之文每天清晨四五點鐘，都會到家附近的一條小河邊開嗓、練歌，這樣的行為經常引起村裡人側目，那時他們問，會唱歌有什麼用？
這個問題在朱樓村裡飄蕩了幾十年，直到朱之文42歲那年，“大衣哥”誕生了，答案也出現了。
在拿到成名後的第一筆收入時，朱之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費為朱樓村安裝了健身器材，後來聽說村裡總斷電，他又自費添置了變壓器，前後花費近5萬元。
村裡的飲用水短缺，有人便請朱之文再出錢添置供水器。朱之文号召村民平攤費用，沒成想奔走多日竟無一人附和，最後他隻能自掏腰包，連配送費和安裝費都是出自他的口袋。
後來有人問村民為什麼不肯出錢呢？對方反問：“他有錢，為什麼還要我們出？”
水、電問題都解決了，朱之文又盤算着為家鄉修條路。為了表彰他的貢獻，村裡特意以“之文路”為其命名，并在顯眼的地方給朱之文立了一塊功德碑。
朱之文本不同意，因為“在我們那死了人才立碑”，但村裡極為堅持，他便隻能默許。
沒成想碑立下了，麻煩也找來了。
那塊寫有“之文路”的石碑不僅成了他善舉的紀念，在某些村民眼中，也變為了朱之文财富的象征：“村裡誰都沒有他有錢”。
之文路修成後，村裡忽然有了許多需要用錢的地方。
翻修幼稚園，朱之文出資3萬，沒過幾天又傳來了建設文明村莊的消息，當時朱樓村村委會盤算着要在廣場空地上搭建一個文藝彙演的舞台。
施工前，村幹部撥通了朱之文的電話，問他是否願意出錢資助活動，“得要1、200萬吧，最少也拿20、30萬”。
聽了這話朱之文笑出了聲，重複了幾次金額後便挂斷了電話。
後來這件事成了朱之文“不懂感恩”的證據之一，村支書說，成名之後的朱之文還做了很多“過河拆橋”的事：
“包括群衆，包括鎮裡、縣裡、村裡，那都是極力地捧他，要不然他走不到這一步。（之前）俺村裡找他捐助建個學校，（他）一分錢沒捐。”
用錢的不隻有朱樓村，還有村裡的人。
在還隻是三大嘴的時間裡，朱之文有兩個樂趣，一是唱歌，二是和家中的雞、狗逗樂。村裡人覺得他“不着調”，平日裡也不願和他來往。
但當他成為“大衣哥”之後，一切都變了模樣。
朱之文的朋友變多了。
許多從前不常來往的人，在他成名之後，都有了“到家裡坐坐”的習慣，見面通常以叙舊開篇，而後便繞到“借錢”的問題上。
這樣的事情幾乎每天都在發生，久而久之朱之文也怕了。
有一次他去鄰居家做客，妻子李玉華來電說“有朋友來借錢”。朱之文聽後不自覺地一抖，然後趕緊和鄰居說：“我能在你家躲躲嗎？等借錢的走了再回家。”
結果這一等，就從下午4點，等到了深夜10點。
對于借錢，朱之文能躲則躲，可即便如此他家中還是攢下了一沓厚厚的欠條。
根據他的回憶，寫在上面的欠款加起來有100萬元，其中有的要了回來，但更多的則是有去無回。
時間久了，朱之文也看清了。他不再張羅着為村裡添置東西，也極少與村裡人打交道，他甚至改掉了堅持了幾十年的，去河邊練歌的習慣。
他想圖個清淨，可在外人看來，他是“有錢就飄了”，“太拽了”。
朱之文在村裡的口碑急轉直下。
後面再有媒體到村裡采訪，面對有關朱之文的問題，大多數人都選擇閉口不談，而談起那條“之文路”，村民則表示：
“就修了那一段……之前還說要把這個橋也修上來……說大話使小錢。”
如今在朱樓村裡，那個曾被立在路口的“之文路”石碑，早在幾年前的一個深夜，被村民用錘子砸碎了。
所謂功德粉碎一地，朱之文說：
“都是錢鬧的。人跟人打交道是最難的，我現在特别心灰意冷。”
這些年，朱之文越來越不愛出門了。
剛出名時，他還時常會去農地裡幹農活，碰見趕集日，他也會騎着三輪車去集上采購一番。即使每次出門都會引來不少人圍觀、合影，但他還是樂在其中，因為在他看來那都是粉絲表達愛意的方式。
可最近幾年，朱之文更多時間都留在家裡，又或者說，是被迫待在家裡。
直播短視訊時代來臨後，朱之文的家門口成了朱樓村裡最熱鬧的地方。很多人舉着手機聚集在此拍攝大衣哥的生活，出門變成了一件很困難的事。
“我們家像個公園，誰來都可以。”
圍觀直播朱之文的人
如今打開各大短視訊平台搜尋“朱之文”，關聯使用者已高達上百人，點進這些人的作品首頁，其中内容則全都是有關朱之文的日常。
通過那些短視訊，人們可以了解朱之文一天的生活：挑揀糧食、整理家務、吃飯洗漱，或者偶爾唱歌，對于旁觀者來說。這一切看起來都極為平常，可于拍攝者而言，這些都是難得的生财之道。
第一批主播湧入家門時，朱之文還不知道“直播”為何物，後來見的人多了，他便也懂得了所謂“變現”“營運”“流量”的意思。
“掙錢啊，不掙錢誰來拍他？”前來直播的人并不避諱談及此類的話題：“在鎮裡打工，有時候一天才能掙一兩百，在這裡拍朱之文，一天光靠直播打賞，賺的就比打工多。”
在他們看來，直播大衣哥的生活隻是掙錢的方式之一，至于會不會影響朱之文的生活，他們并不關心。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朱之文需要承擔的“業務”也逐漸增加。最初，人們隻是要求他唱歌表演，後來又演變成代言、拜師。
有些主播在找到朱之文時，将産品強行塞到他手中，然後對着鏡頭說“本産品由大衣哥代言”。對于這些朱之文總是異常氣憤，他甚至會直接對着鏡頭說“這根本就是騙人的”。
還有人拜師不成，便直播向他索要120萬元的“精神損失費”，不給便砸門。
朱之文的生活徹底亂套了。
2020年，朱之文家的大門被兩名粉絲以拍攝視訊為目的一腳踹開，事後涉事人員雖得到了處罰，可朱之文的煩惱卻沒有就此停止。
朱之文從來沒有具體計算過，自家門前每天會聚集多少人。他隻知道“從淩晨4點開始，到晚上9、10點鐘，就沒斷過人”。
數不清的直播鏡頭讓“隐私”成為了奢侈品，忍無可忍時，朱之文在自家外牆上挂了一排仙人掌，試圖以此來阻攔翻牆進入家中偷拍的人，可沒幾天，仙人掌便全被踩爛了。
這之後，朱之文又在牆上安裝了尖銳的鐵釘，翻牆的人少了，可大門外卻始終不得安甯。
這幾年，夫妻李玉華也曾問過他為什麼不明确拒絕直播的要求，對此朱之文的回答是：
“來者都是客，人家大老遠來了，隻為看我一眼，和我拍個照，我不該拒絕别人。”
但在面對記者時，他又說出了另一個理由：
“不讓拍就說我擺架子，讓拍又說我是擺拍，能怎麼辦？隻能不管了。”
今年，“大衣哥”朱之文走紅剛好10年。
細數多年來輿論對他展開廣泛讨論的理由，似乎都與“争議”相關。
從“朱之文被道德綁架”，到後來的“朱之文家門被踹”，再到最近的“朱之文兒媳婦離婚”，有關他的消息總是帶着一絲悲涼的情緒，以至于外界已習慣向其投遞憐憫的眼神。
有人曾問朱之文：“你覺得自己現在是在天堂還是在地獄呢？”
那時他回答：“我也不知道。”
被衆人喜歡本應該是一件快樂的事，可不知道為什麼，朱之文始終無法感覺到暢快的幸福。
“做好人真不容易。”
今天再看朱之文，他身上專屬于草根歌手的勵志光芒已漸漸隐去，取而代之的，是為“流量”奔波多年的疲憊與無奈。
“一點辦法都沒有，累得慌，累的快不能活了。”
相似的話，朱之文在成名之後說過很多次，但時至今日，他仍沒有找到可以消解這份疲憊的方法。
從前感到煩悶時，朱之文會離開舞台躲回家中。幹完農活後，他喜歡在自家的院子裡曬曬太陽，和陪伴了自己多年的公雞、小狗逗樂。有時，他也會到母親的墳前燒些紙錢，和親人說說過去的事情和如今的改變。
如此安逸幾天，他的郁悶便會被一掃而光。可現在，這樣的甯靜也被無孔不入的手機鏡頭窺探着。
朱之文已無處可逃了。
“說實在的，我現在就是不想出名了，還是當個普通老百姓最好。沒有那麼多打擾我的，在家喂個小雞、小鵝、小羊多好。”
可一切都回不到從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