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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林:在“中美博弈”和“共同富裕”兩背景下,看司馬問楊柳事件

作者:秦安戰略

當下,阿裡、螞蟻、恒大、嘀嘀、聯想相繼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阿裡被罰128億,螞蟻金服被約談且被暫停上市,恒大主動要求政府派工作組進駐,嘀嘀從美國極速上市又快速退市,聯想正被硬漢子司馬南逼問……

牟林:在“中美博弈”和“共同富裕”兩背景下,看司馬問楊柳事件

這一連串事件的大背景是什麼呢?從國際上看那就是中美博弈,從國内看那就是“共同富裕”的中國國家戰略。中國民族企業必須經受住這兩個大背景的考驗!那麼,具體要經受哪些方面的考驗呢?其實根本的考驗隻有一個,那就是當企業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沖突時企業的态度是什麼?企業不外乎三個選擇,一是服從國家利益哪怕暫時犧牲一些企業利益,二是堅持企業利益而不顧國家利益,當然以最理想的第三種選擇:既不損害國家利益也不損害企業利益。但如果企業利益與國家利益存在着結構性沖突,這種選擇在技術上很難操作。

這裡有兩個概念須先明白:國家利益和企業利益。

國家利益,其實就是全民利益,尤其在社會主義中國這兩者幾乎是同義語。通俗的說法就是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也包括企業家在内。比如,國家安全,就是典型的國家利益。即便你的企業做得再大,如果國家安全都不保了,覆巢之下豈有完卵!那麼,有的企業會說,隻要我足夠強大,成為跨國企業、世界企業,跳出巢,你奈我何?這次嘀嘀退出美國股市就是例子,國家總是有辦法的!嘀嘀頂着風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美上市這件事本身就值得懷疑,如果真拿國家安全利益做了交換,那麼有關責任人就不是簡單的退市可以了結的。七部委進駐嘀嘀還沒有明确結論。如國家安全這種國家利益也就是老百姓自己的利益多了去了,做企業的如果不看清并恪守這條底線,那麼這個企業做得再大也是沒有前途的。有人會說,像蘋果這樣的巨型企業,美國政府就招不回去,其實這是誤會。蘋果的總部在美國加州,它沒有回不回去的問題,它隻是在中國設有分部而已,即使在中國的分部它照常給美國政府交稅。是以,蘋果始終堅持維護美國利益,其它在中國設立分部的美國公司都是如此,沒有例外。如果像網傳的聯想真的把總部搬到美國,不再認為自己是中國企業,甚至做一些不顧民族大義而損害國家利益的事,那問題真就大了,中國政府依法處罰它就是合理合情的了,但願這隻是網傳而已。

牟林:在“中美博弈”和“共同富裕”兩背景下,看司馬問楊柳事件

通常了解,企業利益就是賺更多的錢,沒有上限,多多益善。當然,這是最基本的,無可厚非。但是,當企業利益與國家利益沖突的時候,也就是說企業必須突破國家政策、法律法規才能賺到某筆錢的時候,當企業必須損害國家、公共或百姓利益才能賺到某筆錢的時候,企業最好止步。螞蟻金服被約談,事實上是國家對企業的保護行為。因為螞蟻金服從事的某些金融業務涉嫌P2P模式,會損害百姓利益,最終企業也會受害的。有的企業喜歡打政策和法規的插邊球,利用政策和法規漏洞賺錢,這種行為已經損害了國家利益。由于政策、法規未及,錢是賺到了,但沒有下一回了。一是國家會補上政策和法規的漏洞,二是企業形象受損,國家有關部門會持續關注該企業的行為,會做重點防預。三,如果涉及到具體的人和事,也可能引來法律糾紛。長遠看,于企業弊大于利,或叫吃大虧占小便宜。當今世界畢竟還沒有到全世界隻有一個政府的時代,國家的存在決定了每個正常人都屬于某一個國家。而且即便是國籍變了,祖根猶存,一兩代人的血脈是割不斷的。人必須有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歸屬感,道德底線是不做損害自己這個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事,做就是不道德,不做就是有道德,這應該是人之共識。如果不道德到一定程度,就可能違法,承擔責任是合理合情的事,這也應該是人之共識。尤其是中國近幾十年發展起來的企業,除了個人奮鬥這個因素外,事實上是中國這塊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滋養起來的,無論企業做得再大,這個根本都不能忘。在如何評價民族企業處理企業利益與國家利益關系這個問題上,可不可以這樣說:最好的企業始終堅持初心:辦企業是為了振興民族經濟,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做貢獻。解放前,有許多民族企業家是抱着實業救國的理想辦企業的。

牟林:在“中美博弈”和“共同富裕”兩背景下,看司馬問楊柳事件

今天,相信許多民族企業家是抱着實業興國的理想辦企業的。比如,聯想和華為的創始人應該都有這個初心,如果網傳為真,可否認為華為比聯想堅持得好,甚至好很多?網傳任正非占股1%,柳傳志年終身俸一個億。這個對比如果是事實,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些問題?還有網傳,華為的研發資金占總營收的15.9%,聯想的這個比例為2.75%,這個對比如果是實,是不是也可以說明一些問題。華為是響當當的科技企業。據說聯想變成了金融公司,有這回事嗎?當然,聯想有自己的發展戰略,問題在于初心有改,不再那麼在意自己的國家責任,淡漠了國家情懷總是不夠好的事對吧?如果,我是說如果聯想有損害國家利益的行為,那就更不好了。由此,公衆質疑也是合情合理的。應對公衆質疑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事情說清楚,如果事實證明網傳非真,公衆自然不會再揪住不放,對吧?

其實,隻要想明白了一個道理就不難處理這二者的關系了。這個道理就是,從長遠來看一個企業越是有國家情懷,越願意擔負一定的社會責任,有利于群眾,自己的利益也就在其中了,這是一個良性的循環。尤其是民族企業,性質是私營的,到了一定規模後,如果說個人财富滿足個人消費簡直不成問題,累積太多反而是包袱。在這個世界上,頂級個人消費不外乎去火星旅遊一趟吧?按本文列舉的這些企業的掌門人似乎都不算困難吧?還有什麼呢?之是以還想進一步做大,事實上已經不是為了滿足個人的消費欲望,而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社會理想了,得到社會的尊重比得到他人的羨慕更重要。企業大到一定程度,即便是私企也不可避免地被公共化了,有的私企員工達到數萬、數十萬,遍布全球。它的意義僅僅是一個私人企業嗎?有的私企太大了,反過來就有政治野心了,在美國是有條件實作的。美國事實上是一個僞裝成國家的公司,美國政府負責公司經營,總統相當于CEO,議會相當于董事會,聯邦最高法院類似于負責公司内部監管的部門,它本質上是政商合一的政體,是以大資本利益集團通過權錢交易參與政治是合法的。在中國不行,政商是分開的,商人通過權錢交易左右政治是違法的。即便在美國,美國政府也不允許企業威脅政府,例如,臉書掌門人紮克伯格想建立一個基于“元宇宙”的“超級政府”,遭到美國議會反複質詢。當然它隻能管住那些還不具備影響政局的能力的企業,對類似于軍火工業這樣的超大型利益集團美國政府隻能做他們的代言人,不然控槍問題早就解決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民族企業成長很快,有的已經進入世界500強。不排除有的人野心膨脹,想利用資本左右國家政策,尤其是在金融領域。這個風險太大,一旦失控,整個國家都承受不起,是以國家才果斷出手,必須控制住資本的瘋狂。過去說要把權力關進籠子,資本也是需要被套上缰繩的。

牟林:在“中美博弈”和“共同富裕”兩背景下,看司馬問楊柳事件

我們說優秀的企業家是那些始終具有國家情懷的人,但我們不能要求所有辦企業的人都有這麼高的覺悟。而且,隻要遵紀守法,無害于國家利益,企業追求利潤是無可指責的。但是,人性的弱點決定了擁有資本的人和擁有權力的人一樣,都可能為了利益铤而走險。最近又有高官落馬,按照他們的級别國家給的待遇不低吧?可是他們就是克服不了自己追求金錢的欲望,冒死也要貪。官員如是,你能期望資本擁有者好到哪裡去呢?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肮髒的東西。”這是對資本最形象也是最本質的描述。資本逐利性決定了資本會無節制擴張,如果不加以控制、規範和引導,任由手持資本的人恣意妄為,很難說不會危及整個社會。美國經濟脫實向虛,本質上就是玩資本代替做實業,如果全世界都如此,實業萎縮,那麼玩資本也會成為無根之木,最終會把人類玩死。作為個人或許影響不大,一旦成為社會主流那就非常危險。現代國家存在的作用之一就是要規範資本行為,給它套上缰繩,讓資本流向重要的科學技術與國計民生行業,流向各種實體經濟。

一度時期,中國頂級企業也有玩金融、玩資本的傾向,目前網傳是聯想接近一半的營收來自玩資本,螞蟻金服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國玩資本,搞一個借貸公司,有意于推行P2P,這玩意在中國是玩不得的,它一旦操弄資本搞一定規模,就會沖擊國家金融秩序,給百姓帶來無妄之災。嘀嘀純粹靠玩資本燒錢占領市場,實作壟斷,最後也是想把玩資本作為自己的主攻方向。資本這一特性與權力很像,資本如果失去控制,也會給社會帶來災難。不過,玩權力的門檻比較高,隻有少數人才玩得起。相對而言玩資本的門檻不那麼高,是以民間玩資本的人不少,一度時期民間借貸公司盛行,社會上經常發生的詐騙案件多與民間借貸有關。資本逐利與權力腐敗歸根結底都是人性弱點的反映,本質上是一樣的。當下,如此高壓反腐的态勢下,仍然不斷有官員前赴後繼地腐敗,就是這個道理。給資本套上缰繩,當然就是制定相應的金融管理政策、法規,加強金融監管部門的工作。有關部委約談企業高管或進駐企業調查研究,實際上是及時拉企業一把,防止它跌下萬丈深淵。我們說要把中國市場營商環境做好,有利于引進資本,其中一個方面就是要有良好的金融制度和金融管理,讓引進的資本既獲利又不危害社會。如果連自己的資本都管不好,一派亂象叢生、烏煙瘴氣,外國資本敢進來嗎?至于是不是會一管就死、一放就亂,那屬于管理方面的技術問題,終歸是會解決的。

牟林:在“中美博弈”和“共同富裕”兩背景下,看司馬問楊柳事件

中國改革開放為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因為經濟是基礎。特朗普遏制中國發展,為啥首先從經貿、科技領域開刀。因為經濟是基礎。這是世人都懂得的道理。美國遏制中國,最緊迫的目的就是要遏制住中國的經濟發展,在此背景下中國最重要的反制手段之一就是把自己的國内市場的活力激發出來,這個活力主要表現為科技創新。是以,如何把資本引流向高科技企業是中國目前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國制造2025的着力點就在這裡。而個别有影響的大企業名義上是高科技的,實際上正在向或已經向金融轉型,這顯然是不符合中國要應對中美博弈這個大格局的要求的。這次的整頓,不是要把他們搞死,反而是逼他們走向一個更廣闊的發展方向,是國家赢企業也赢的這樣一個發展方向。如果相關企業家明白這個道理,就會積極配合而不會抵觸。這正是一個現代企業家表現國家情懷的時刻。司馬南逼問聯想引爆輿論,本質上反映的是人民群衆對聯想這類企業的美好期望。聯想高管們如果還認為自己是中國企業,還記得自己是喝中國奶長大的,就不會看到中美博弈中中國會落于下風。

共同富裕,是中國下一個階段奮鬥的目标。但要知道,共同富裕既不是殺富濟貧,也不是平均主義。它仍然是以勞動為基礎的,即必須是全國人民努力工作,提高社會财富總量,再通過合理的一次、二次、三次配置設定實作共同富裕。建國以來,前三十年重點放在工業化上。到1978年,中國基本上形成了獨立且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改變了舊中國一盒火柴(洋火)和一顆釘子(洋釘)也造不出來落後面貌,為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建設奠定了基礎。但那時中國的總體上還沒有改變貧窮的面貌。改革開放至今,中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最終實作了全面脫貧,下一個目标自然是共同富裕。毫不誇張地說,聯想和華為創始人那一代人是為中國這個宏大的國家戰略作出過巨大貢獻的。他們的貢獻是先富起來帶動了後富。聯想和華為還不一樣,聯想脫胎于中科院,國有資産是聯想先富起來的基礎。至于是不是構成“國有資産流失”,又該如何看待當時的企業改制中存在的可視為“國有資産流失”問題,司馬南逼問的這個問題值得認真對待,估計國家有關部門在适當的時候會給出一個說法。企業改制,起碼是沒有像蘇聯解散時那樣把國有企業人完全地私有化,如果那樣做了,損失就大了,是以改制的大方向是對的,是穩健的。但摸着石頭過河,存在的問題也不少,出現了一些腐敗現象,包括“國有資産流失”現象。聯想在這個問題上究竟怎麼回事,需要慎重對待,不能意氣用事。但提出這個問題至少說明國有資産是支援過聯想集團先富起來的,理論上講國家,包括倪光南院士在聯想集團中的占股不應該為零。

牟林:在“中美博弈”和“共同富裕”兩背景下,看司馬問楊柳事件

在中美博弈和追求共同富裕這兩個大背景下,我們當然希望曾經為“先富起來帶動後富”做過貢獻的企業繼續為“共同富裕”這個偉大的工程做貢獻,承擔起中國民族企業的責任,與全國人民一道戰勝美國的遏制打壓,實作全民的共同富裕。華為已如是,希望聯想、恒大、阿裡也如是!

注:本文作者為“秦安戰略智庫”核心成員牟林,為本平台原創作品,歡迎注明來源的轉載,轉載是凝聚網絡力量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