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的大亂中，出現了許多殘酷的事實與傳說，有一些确有其事，有一些則純屬傳說或謠言。令後世研究者心煩的是，當時的記載道聽途說，往往兼收事實與傳說，很難弄清是真是假，是事實還是編造（畢竟當時沒有記者和新聞真實性原則）。尤其是明末二“賊”——李自成和張獻忠，關于他們濫殺的故事非常多，如果哪位細心人統計一下，各種記載中，被這兩位“流賊”殺死的官民，可能比當時明朝的總人口還要多。
相比于張獻忠，李自成濫殺的故事要少得多（可能是張獻忠魔頭的名聲太響，大家更願意拿他做創作的題材），但他殺了一個人，卻給那個亂世留下了最為慘刻鮮紅的印象。那就是傳說中，李自成攻破洛陽後，将大明福王殺了，剮去其肉，合苑中鹿肉，煮了一鍋“福祿湯”。這件事，到今天還有許多人相信，以為是信史。曆史真相其實并非如此。
李自成怒斥福王
一
福王名朱常洵，是萬曆皇帝朱翊鈞第三子，他的母親是著名的鄭貴妃。說起萬曆時期的政治，人們對“争國本”一事非常熟悉。國本就是太子之位，本來衆望所歸是萬曆的長子朱常洛，可萬曆偏心，一心想立愛妃之子常洵。遭到群臣的強烈抵制。萬曆二十九年，朱翊鈞萬般無奈，隻好立常洛為太子，同時冊封常洵為福王。雖然名分已定，但朱翊鈞、鄭貴妃還不死心，一直留着福王，不讓他就藩。國本之争就轉變成了群臣堅決維護太子常洛的地位，其中發生的妖書、梃擊等大案，都是由此而來。
國本之争，以朱翊鈞和鄭貴妃的徹底失敗而告終，萬曆四十二年，福王終于離開北京，去了他的封地河南府，也就是洛陽。皇帝做不成了，他父母就從經濟上極力滿足他，搜括數省的财富和土地，賜給福府，在“礦稅之争”的大背景下，又一度鬧得沸沸揚揚。
是以，福王朱常洵在當時就是一個知名度非常高的王子。雖然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他做的，但都是圍繞他而來的，他始終是萬曆後期政局的一個關注焦點。
二
沒想到福王死的這麼慘。李自成在崇祯十四年攻占洛陽并殺死福王，意義重大。首先，福王位尊，他是崇祯皇帝的叔叔，将他殺死，将對明王朝起到強烈的震懾作用；其次，洛陽是大藩，也是陝西通往中原的要害，李自成出關中，占領洛陽後，無論是軍威還是聲勢都空前高漲，從此縱橫天下，沒有敵手了。
大概從這時起，李自成才第一次有了“打江山”的意識。
那麼對于一個立志建立自己王朝的未來君主，他會像一個流賊一樣，用那麼野蠻的方式處死一位親王嗎？
對于李自成與衆将分食福王之肉的說法，一直以來，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不信的人也能舉出證據，如《明史·福王常洵傳》中說：
“常洵缒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賊迹而執之，遂遇害。兩承奉伏屍哭，賊捽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願生，乞一棺收王骨，齑粉無所恨。’賊義而許之。桐棺一寸，載以斷車，兩人即其旁自缢死。”
明代王府設承奉司，傳記中的兩承奉，應是福王府的宦官首領。他們伏屍而哭，又為福王請來一口薄棺，朱常洵自然是沒有被吃掉的。這樣的記載，應該同樣來自野史筆記，但它的可信度較高。
事實上，福王沒有被吃掉，不僅有文獻的佐證，還有福王本人墓志做證明。
三
《明史》說兩位宦官求來一口棺材，用一輛破車載了，應該是随便找了個地方，挖個坑，把王爺葬了，然後在墳前自殺殉死。後來，朝廷派人重新安葬了福王，這件事寫在墓志銘裡，說福王死後，崇祯帝“特遣戚監科諸臣，詣府察勘，予祭葬從優，一切喪禮視諸藩倍”。
福王墓1924年被盜，墓志出土地點位于河南孟津縣南麻屯鄉廟槐村南約500米。1986年，孟津縣文管會征集到朱常洵圹志一合，題為《明福忠王圹志》，撰文者是朱常洵之子朱由崧，也就是後來在南京做了一年皇帝的弘光帝。
墓志局部
墓志是這麼描繪福王之死的：“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日，突有流賊數萬攻陷府城，民軍逃竄，王獨挺身抗節，指賊大罵。二十一日遂死難焉。一時宮眷内官相率赴義，冒刃投缳者百餘人。”
兒子為老子做墓文，自然有谀墓之詞，什麼“獨挺身抗節，指賊大罵”的話，自然是不可信的，但說“宮眷内官相率赴義”，結合前面說到的殉難兩承奉，應該不是虛言。根據墓文，福王是正月二十日被捕，次日才被處決。
李自成已決心推翻明王朝，他殺死福王是必然的，尤其是福王民憤大，将他當衆處死，具有較大的宣傳作用。而事實證明，李自成并沒有像野獸一樣大啖福王之肉。那麼為什麼文人筆記要這麼寫呢？我想有兩個原因：一是亂世的傳言，愈傳愈邪，筆記作者不加辨析地收錄了；二是作者故意編造，以将李自成塑造成一個吃人的狂魔。
胡丹
（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
校對 徐珩
來源：紫牛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