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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 | 鄭筱筠:為何說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兼具了曆史必然與文化創新?

作者:MtimeTime.com

(東西問)鄭筱筠:為何說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兼具了曆史必然與文化創新?

中新社北京12月5日電 題:為何說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兼具了曆史必然與文化創新?

作者 鄭筱筠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中國宗教學會會長

東西問 | 鄭筱筠:為何說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兼具了曆史必然與文化創新?

時隔五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近日再度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進一步強調,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适應。

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宗教工作的重大創新論斷,是黨的宗教工作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重要内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适應,為什麼說是兼具曆史的必然性和文化的創新性?

宗教本土化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

從世界宗教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宗教本土化是一個宗教傳播發展的曆史過程,這是進行時,而非完成時,這是世界宗教發展的規律。另一方面,宗教的本土化問題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是世界上許多地方現時發生和進行的現象。

從中國宗教曆史演變的程序來看,既有道教等本土自發産生的宗教,也有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外來的宗教。這些外來的宗教由各種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傳入中國本土,在中國落地生根。無論開始于何時何地,當不是作為僑民文化,而是以本土信徒為載體時,它們就已經開始了本土化過程,即開始作為一種文化元素與中國文化的其他元素互相影響、互相作用。

這個過程是曆時性與共時性的統一,不僅是這些宗教處于曆史的演化中,中國社會也在不斷地演變發展。宗教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無論從曆史的角度還是從現實的角度看,始終處于辯證的互動中。是以,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既是曆史的必然,也是正在進行時的現實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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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佛教造像——洛陽龍門石窟盧舍那大佛(左一),是典型的東方面孔。中新社記者 劉鵬 攝

中華文明為宗教文化發展提供對話、溝通、融合平台

古往今來,各宗教在融入中國主流文化、紮根中華沃土的曆史程序中既有成功經驗,也有深刻教訓。中華文明為不同宗教的演進提供了豐厚的文化沃土,使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有着厚實的落地平台。

在長期的曆史發展中,中國各大宗教在其傳播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發展格局,也形成了各宗教互相關聯的宗教整體格局。隋唐時期佛教各大宗派的出現就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裡程碑。最早的佛教宗派肇始于陳、隋之際,多數的佛教宗派則形成于隋唐時期。例如,唐八大宗派之一的法相宗,就是唐代佛學大師玄奘遊學印度歸來後運用印度佛學的理論和實踐模式形成的新教派,随後弘揚傳承,成為唐朝佛教中國化的一個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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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日,法相宗祖庭西安大慈恩寺舉行跨年鳴鐘祈福活動。中新社記者 張遠 攝

中國南傳佛教也是一例。東南亞南傳佛教一經傳入中國雲南,一直也在進行着本土化的發展過程。它在保持南傳佛教基本傳統的同時,适應着雲南地區的各民族文化,它與當地固有的原始宗教和少數民族文化互相鬥争、互相融合,逐漸滲入當地少數民族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形成了迥異于東南亞南傳佛教的時代性特征。

又如基督教中國化的問題也是一樣。“基督教中國化”的議題古老而常新,由于基督教在華的傳播時斷時續、跌宕起伏,其中國化的曆程也複雜多變,曾先後4次傳入中國。早在唐朝景教入華,後經過反複斷斷續續地傳入,最終成為中國宗教的重要組成部分。基督教的傳播曆程表明宗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是分階段、不斷深化的過程,在不同的曆史階段有其獨特的時代發展脈絡和理論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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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福建博物院展示以元代景教銅印牌為素材的文創産品冰箱貼(下排左二)。中新社記者 張斌 攝

宗教中國化的曆史程序呈現出波浪式的發展,每一波的發展都使宗教文化為整體的中國社會文化增添新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積澱,同時又為下一波的宗教中國化提供了背景、土壤和經驗。

文化創新是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的實踐内生動力

在西方文化人類學中有一個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的概念。這一理論有助于了解為什麼要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但不能生搬硬套。站在主體文化的視角,一個社會不僅有文化涵化、還有文化整合。整合的揚棄少不了創新,即以新的形态實作整合。從文化涵化到文化整合的理論分析,可以使我們對如何看待和如何實踐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有更全面的了解和把握。

在此還要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在進行文化整合時的一個重要機制——文化浸潤。中國傳統文化對不同文化系統的影響和吸納,雖有文化對沖,但更多時候是春雨無聲般的潛移默化。以觀音信仰為例,其流行的原因是複雜的,有佛教系統内部的原因,更重要是因為它契合了以儒家、道家文化為主要支柱的中國傳統社會文化主張。

與漢傳觀音信仰體系相比,雲南大理的觀音信仰還融攝了印度佛教、藏傳佛教、漢傳佛教的觀音信仰,同時還表現出與白族本主崇拜相生相長的特征,這是其在傳播過程中與當地文化融合的文化創新性表現。宗教中國化發展的理論邏輯表明,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也是一個文化創新過程,需要不斷探索新方法、實踐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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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雲南大理原始森林深處的白玉觀音像。中新社記者 任東 攝

中國各大宗教在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的程序中,既表現出鮮明的共同性特點,也有差異性特征。實踐過程中,各宗教逐漸形成新模式和實踐路徑,主要表現在固本培元和守正創新等方面。

首先是固本培元。宗教要想從更廣範圍、更深層次實作中國化目标,就必須使宗教思想中國化居于統領和基礎地位。近年來,各宗教結合時代特征和要求,開展佛教三大語系講經交流、道教玄門講經、伊斯蘭教新編卧爾茲演講比賽、天主教本地化建設、基督教中國化探讨等活動賦予了宗教教義教規新的時代内涵,已經形成一批思想建設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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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以“中道·和諧·中國夢”為主題的第十屆全國卧爾茲演講比賽暨第十一屆全國《古蘭經》誦讀比賽在新疆烏魯木齊市新疆伊斯蘭教經學院舉行。中新社記者 王小軍 攝

其次是守正創新。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既是一項複雜艱巨的系統工程,也是一個不斷發展和深化的曆史過程,需要不斷探索新方法,實踐新路子,需要我們堅持守正創新、固本培元的文化創新動力,建立有深度而廣泛的文化交流機制,宣傳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的各項方針政策,對症下藥,“因教施策”與樹典型、交流經驗并舉,促進各民族交流,堅定文化自信,鑄牢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意識,要深入挖掘中國宗教文化和曆史遺存背後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範等,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更要揭示其中蘊含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懷和文化自信,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精神支撐,同時,努力夯實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文化基石,深化文明交流互鑒,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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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中國佛教梵呗音樂會在美國紐約林肯中心登台演出,大衛·芬格音樂廳内座無虛席。梵呗指佛教作法事時的歌詠贊頌之聲,是中國佛教音樂的最初起源。杭州靈隐寺、開封大相國寺、鄭州少林寺武僧團、雲南總佛寺、北京雍和宮等中國佛教界著名寺院藝術團隊皆在演出之列。中新社記者 廖攀 攝

在這次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一系列關于新時代宗教工作的新理念新舉措,科學地回答了新時代怎樣認識宗教、怎樣處理宗教問題,怎樣做好黨的宗教工作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提出做好新時代宗教工作的“九個必須”,為新時代宗教理論提供了根本遵循。

是以,做好新時代的宗教工作,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就要在政治上自覺認同、在文化上自覺融合、在社會上自覺适應,與社會發展同步、與時代進步同頻,使宗教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和諧因素和積極力量,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而團結奮鬥。(完)

專家簡介:

東西問 | 鄭筱筠:為何說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兼具了曆史必然與文化創新?

鄭筱筠,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宗教學會會長、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理事、中國社科院宗教研究智庫副理事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曾挂任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常委、副書記(2017年3月-2018年3月);獲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号,享受國務院特貼。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課題、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委托項目40餘項,研究成果先後多次榮獲國家和省部級獎。

來源: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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