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常人類百科：幾十年前的案件，大家當故事看就好了
一、晨練被害
1950年2月27日。廣州市。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第一個春節來得晚，這天才是農曆正月十一，星期一。對位于小北區的解放軍四野十五兵團野戰醫院的軍醫們來說，這兩天真夠他們忙活的。午夜剛過，駐在郊區的四十四軍某部發生營房（破舊祠堂）倒塌事故，正在酣睡的官兵被埋在廢墟裡，當場死亡六人，數十人受傷，其中十七名重傷員被急送兵團醫院救治。軍醫們一直忙碌到早晨六點多，十七名重傷員總算都脫離了危險，上司安排三名軍醫值班，其餘人都去休息。哪知，值班軍醫還沒來得及吃點兒東西填填肚子，一陣喧嘩伴随着急促的腳步聲由遠而近，一個躺在門闆上的血人被七手八腳擡了進來。
新中國成立伊始，與國民黨軍隊的局部戰事尚在進行，再加上大規模的剿匪行動，解放軍部隊還有一定數量的傷亡，是以，根據規定，野戰醫院通常是不對地方提供醫療服務的。不過，出于革命人道主義以及軍民關系的考慮，一旦有患急症的病人來求救，部隊醫院一般不會推脫，甚至連患者是否有支付醫藥費的能力都一概不問。現在被擡來的這個傷員的情況就是這樣，擡人和護送的都是老百姓，看傷員的衣着打扮也是老百姓無疑，但醫院方面什麼也沒說，軍醫立刻接診，把傷員直接送進手術室。
傷員被擡上手術台的時候，心跳、呼吸、脈搏都已停止，瞳孔也無反應。盡管如此，軍醫們依然全力搶救，不過最終還是回天無力。軍醫打開手術室門時，外面已經多了兩個人，不是老百姓，是接到群衆報案後趕來野戰醫院的廣州市警察局小北分局刑警。軍醫向刑警簡單介紹了搶救過程，把兩人領入手術室去看了看死者。刑警随即用野戰醫院的電話向分局報告了情況。過了一會兒，分局刑偵隊隊長李寶善和市局的蔣法醫匆匆趕到醫院。
蔣法醫就在野戰醫院的手術室對屍體進行了解剖。死者腹部被尖刀刺中，導緻肝髒破裂而亡，兇器是一把刀刃寬約2.5厘米的雙刃尖刀。死者的衣服、鞋帽完整，全身無其他創口或者諸如皮下毛細血管破損之類的傷痕。蔣法醫是以認為，死者是在毫無防範的情況下猝然遭到襲擊，一刀斃命。
死者是什麼人呢？其衣服口袋裡隻有一串鑰匙，沒有其他可以表明身份的諸如證件、錢包等物品，是以一時難以判定。接到群衆報告最先趕到醫院的那二位刑警正在作記錄時，死者家屬由管段派出所所長陳景齋陪同着來醫院了。刑警一看陳所長，頓時一個激靈：莫非這個死者并非尋常百姓？
刑警的估測是對的，這起命案的被害人果真不是尋常百姓，而是一位開明紳士——
死者名叫張友菊，祖籍廣州。廣州是中國最早的對外貿易口岸。清康熙年間，朝廷規定對外貿易“僅限于廣州一口”，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廣州十三行”——官府特許經營對外貿易的商行，也叫公行、洋行、洋貨行、外洋行。号為“十三行”，卻非固定的十三家。張家祖上就是周旋于十三行的牙客（經紀人），代代傳承，一直幹到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鴉片及各項商貨走私貿易興起，十三行開始沒落，張家于是幹起了走私。十幾年幹下來，賺了個盆滿缽溢，遂金盆洗手，開商行做起了合法買賣。到光緒年間，張家已經進入了羊城富商名錄。張友菊的父親張執瀛對經商缺乏興趣，隻是喜歡讀書。家裡幹脆刻意培養，不過張執瀛天賦也有限，一直停留在舉人功名上原地踏步。好在家裡有的是銀子，就花錢給他捐了個六品候補，候了幾年，又花銀子補了實缺，在上海海關做了個協管稅務的從六品官員。張友菊就是其父在滬當官期間出生的。
張執瀛的心思并不安分，在海關幹了十年，越來越覺得無聊，于是辭去官職。去幹什麼呢？經商？不，他竟對幫會産生了興趣，結交了一批幫會人士，後來辛亥革命時期的風雲人物如陶成章、陳其美、宋教仁等都是他的朋友。折騰了一陣，受朋友影響，便東渡日本留學，還把夫人、孩子都一起帶去。在日本，張執瀛結識了孫中山，參與了組建同盟會的工作，還捐了一萬兩千銀元支援革命。
在張執瀛進行上述活動時，張友菊正處于少年往青年成長的階段，他也有着跟父親相同的不安分的性格。再說當時即使在日本從事革命工作，也是受到日本警方監視的，與國内一樣同屬于秘密活動，是以有時需要未成年人送信送物或者相幫望風什麼的，張執瀛就引導張友菊參與一些活動。張友菊對這種冒險很感興趣，跑東跑西特别積極。1908年，蔣介石去日本留學并加入同盟會，比其小三歲的張友菊就奉命給蔣提供過幫助。
辛亥革命前夕，追随孫中山流亡海外的張執瀛奉命回到廣州，準備建立秘密據點，可惜由于旅途勞頓，還沒來得及行動就突發腦溢血身亡。不久，孫中山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念及張執瀛的功勞，追授其為“義烈将軍”。二十二歲的張友菊則被推舉為廣東省議員。張友菊其實對政治并無多大興趣，隻參加了一次預備會議就辭去職務，改向實業發展。他創辦了貿易公司、工廠、農場各一，不但親自管理，還去工廠中的房間、田間參加勞動。不過，那不安分的性格依舊沒有改變，像他父親那樣，他對幫會活動甚感興趣。以其此時的聲望和背景，幫會自是極表歡迎，不但廣東地面，就是湖北、湖南、江蘇、上海的幫會都跟他有聯系。
按說以張友菊的條件，若想經商發财，那肯定是蠻容易的。可是，他對發财的概念卻是有時清楚有時糊塗，糊塗時經常坐失良機，清楚時雖然獲利不菲，但因為生性大方，又是援助朋友又是搞公益事業，自己的積蓄有限。到了抗戰前夕，張友菊的産業還是公司、工廠、農場各一。抗戰爆發後，其公司、工廠均在空襲中被毀，農場被日軍征用為軍馬場。日軍得知張友菊早年的旅日經曆以及跟國民黨政要的關系，如獲至寶，派員數次登門要求他出山擔任僞職，汪精衛、陳璧君說來跟他也是熟人，配合日軍再三緻函、來訪，要求他參加“曲線救國”。張友菊的态度是有客來訪，殷勤接待；收禮還禮，互相抵消；收到函件，及時回複。禮數上絕對到位，事兒卻是回絕。
以張友菊的社會關系，無論是抗戰前還是抗戰時期，他都能辦一些在别人看來比登天還難的事情。是以，他經常接受各方——中共地下黨、遊擊隊、國民黨“軍統”等特務機關、幫會甚至土匪強盜的求助，或資助，或營救，或掩護，或轉移，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不過，抗戰勝利後，他對國民黨的腐敗、獨裁很是反感，政治觀點上開始較大幅度地傾向于中共和民主進步陣營。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後，出任廣東省首任省政府主席的葉劍英首次邀請參加座談會并宴請的二十位民主人士、愛國紳士的名單中，張友菊名列第七。
新政權對張友菊是比較器重的，原拟讓他擔任省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為建設新中國發揮作用。可是，張友菊的身體不佳，長期患高血壓，廣州解放前三個月還中過風，幸而救治及時，沒落下什麼後遺症。是以，原本就對政治、權勢比較淡泊的張友菊婉拒了新政權的邀請，說自己目前最要緊的是調養身體，隻有把身體養好了才能考慮其他。他接受一位老中醫的建議，除了注意飲食外，還要适當運動，每天早晚兩次去附近的小公園——逍逸園散步。而他被害的地點，就是在公園後門附近。
張友菊倒地後，很快被兩個晨練的群衆發現。兩人高聲驚呼，引來了不少路人。當時張友菊還沒有斷氣，隻是已經不能說話了。大夥兒趕緊找了塊門闆把他擡往附近的野戰醫院，另有人奔派出所報告并通知張友菊家屬。
廣東省公安廳廳長兼廣州市警察局局長陳泊獲知張友菊遇害的消息，當即向其副手、市局副局長陳坤下令：由市局與小北分局精幹刑警組成專案組着手偵查該案，盡快抓獲兇手。
陳坤立刻行動，在小北分局刑偵隊隊長李寶善尚未完成現場勘查時，專案組成員中的市局刑警就已經趕到了。陳坤一見李寶善就告訴他：“你已被任命為專案組副組長，配合組長、市局刑偵處譚祖德副處長開展對本案的偵查工作。”
現場勘查的收獲僅僅聊勝于無。逍逸園後門外是一條與馬路相連的六尺寬的便道，便道一側是雜草叢生的荒地，另一側是原國民黨軍隊的軍需物資倉庫，由我軍接收，裡面剩餘的物資準備稍後移交給地方，留了七八名傷殘戰士看守。從馬路那邊走過來，順着軍需倉庫的高牆拐個彎，二十米開外就是逍逸園的後門。張友菊就是在拐過彎後遭遇兇手的。現場是泥地，因昨天傍晚下過雨有些潮濕，行人路過會留下腳印。遺憾的是，發現被害人後，前來看熱鬧的人很多，到派出所陳所長、民警小周接到報警趕到現場時，泥地上的腳印已經層層疊疊，根本無法分辨了。
刑警走訪了留守軍需倉庫的幾個傷殘戰士，問他們聽見了什麼動靜沒有。這些傷殘戰士已經接到通知準備退伍回家，說是看守倉庫，其實是一種臨時安置，盡管手頭還有武器，但已經不再進行訓練，白天晚上都不站崗，與倉庫一牆之隔的這條土路上發生命案時，他們還沒起床。年輕人睡得熟，哪裡聽見過什麼動靜？
陳坤副局長聽李寶善簡單彙報了上述情況後，問死者身上攜帶了什麼物品，比如錢包、手表之類。李寶善說還沒接觸過家屬，尚不清楚。于是，陳坤便命司機驅車前往野戰醫院接一兩位家屬過來。這邊，刑警進入逍逸園，向每個晨練者詢問當天以及之前三天内清晨來公園時是否看到過可疑人員。一番訪查下來，毫無收獲。
這當兒，陳坤的司機已經把張友菊的女兒張芝瓊接來了。據張芝瓊說，其父出門時身上總是帶着以下物品：錢包、18K金表、金筆、鑰匙，左手無名指上還戴着一枚24K黃金闆戒。而他被送到野戰醫院時，身上僅剩下一串鑰匙了。刑警随即問了還在現場的那幾個最早發現張友菊出事并把張友菊擡往醫院的群衆，他們有的說沒有留意，有的說手上肯定沒有戴戒指，有的則說衣服口袋裡肯定沒有插鋼筆。是以，刑警初步認定死者身上攜帶的上述物品被案犯掠取。
陳坤副局長參加了專案組的首次案情分析會，不過他并未發表什麼觀點，隻是坐在一旁靜靜地聽着大家發言。衆刑警的看法基本一緻，認為本案是一起以謀财為目的的殺人案。根據法醫檢驗推斷，案犯應該是在張友菊未到達現場時就已經埋伏在牆角拐彎處，候得張友菊抵達時迎面将其堵住，持刀威脅其交出錢财。張友菊可能試圖反抗或者意欲呼喊，案犯情急之下便把對準他腹部的尖刀往前一送，在其倒地後迅速實施搶劫，然後逃遁。從作案手法來看，這個案犯應該有前科。
專案組認為，案犯埋伏在現場對張友菊實施搶劫，說明他已經鉚準了這個作案對象，是以該犯在下手前幾天很可能在逍逸園或者死者從住宅到逍逸園的路上特意盯梢，這是一個偵查方向；另外，就是對張友菊被劫的物品進行布控，并調查全市是否有黑社會分子之類的家夥暴富揮霍的。
二、發現兇器
專案組有個留用舊刑警叫麥達榮，四十出頭，已經幹了二十二年刑偵活兒。此人如果擱在六十年後的當今，應該屬于刑偵情報條線。不過本案發生時，刑事偵查的分工還沒有那麼細，是以盡管他的大部分時間花在刑偵情報工作上，但還是大路貨刑警，不管在舊政權還是新政權警察系統，除了搞情報，他還要像其他刑警一樣蹲守、追捕、搜查。不過，麥達榮在搞情報這一塊兒是出了名的，是以廣州解放後中共一接管警察局，廣東公安的最高上司陳泊就接見了他，勉勵一番，然後把他派給了廣州市警察局副局長之一陳坤。這次，陳坤受命主持偵破張友菊命案，在考慮專案組人選時，自然想到了麥達榮，點名讓他參加專案偵查。
麥達榮搞刑事情報确實有一套。專案組諸刑警受命分頭布控或者查摸線索，隔日，即3月1日上午上班時，麥達榮就向組長譚祖德報告了一條線索：惠福區有個叫史靜娟的暗娼，昨晚跟幾個姐妹去“雲峰戲院”看完戲吃宵夜時，說她碰到了一樁好事兒，一個曾經因要求打折而被她拒之門外的小混混兒下午付給她寬衣解帶的代價竟是—塊金表。
譚祖德馬上追問：“确實是金表嗎？有人看到了嗎？”
麥達榮說：“不止一個人看見了，當時那幾個女子還互相傳看過。”
譚祖德當即下令把史靜娟悄悄請到警察局。
史靜娟，三十歲，廣州郊區人，出生于農民家庭，原姓黃，過繼給廣州市區一個做海産品生意的老闆後随幹爹姓了史。史老闆夫婦沒有生育，把史靜娟當親生女兒看待。是以，童年時的史靜娟過着遠比她家鄉農村同齡孩子滋潤得多的生活，史老闆還供她上學，一直讀到國小畢業。這個教育程度當時已經算是可以的了。然後，史靜娟就在幹爹的海鮮行裡幫着幹些司磅、記賬之類的活兒。幹了四年，史老闆交了厄運。1938年秋，日軍侵占廣州，他的海鮮行被燒毀，夫婦倆連同史靜娟隻好去了鄉下，幸虧還有積蓄，但生活品質一落千丈。次年，十九歲的史靜娟嫁給了同村童老财的兒子童大年。童大年是個西醫，早年是去日本學的醫術，回國後開了家診所。日軍侵占廣州後，有兩個日本軍醫是童大年當年留學日本時的同窗，二人上門邀請，童大年就去日軍醫院當了一名軍醫。這種情況當時是比較罕見的，引起了很多人的議論，自是罵他漢奸。
兩年後，童大年随日軍野戰醫院前往廣西前線，不久傳來了失蹤的消息。接着，史老闆夫婦先後染上瘟疫去世，史靜娟就一個人回到廣州過日子。她在一所國小謀了份差事，一邊教書一邊等丈夫回來。一直等到抗戰勝利，也沒等到童大年的音信，而她的教師飯碗卻因“漢奸眷屬”的身份丢了，隻好靠做點兒小買賣過日子。精神空虛加上物質缺乏，長得稍有幾分姿色的她就幹起了暗娼營生。
廣州那些喜好尋花問柳的主兒們中頗有一些對史靜娟産生了興趣，于是紛紛登門。不過，史靜娟對接待對象卻是有講究的，一是收費不低，而且沒有固定價格，随行就市，妓院漲價她也漲，二是對接客對象有選擇，她看不上眼的即使願意支付數倍錢鈔也拒之門外。漸漸，史靜娟就有了若幹相對固定的對象，一月之中就接待那幾個主兒。由于收入還不錯，她小生意也不做了，靠出賣皮肉掙錢，不接客時就和一班跟她從事同一行當的姐妹們喝茶聊天，用她自己的話說，小日子過得也别有一番滋潤。
不過，這種滋潤到廣州解放後就打了折扣。這倒不是人民政府幹涉，建國伊始百廢待興，政府一時還顧不上取締妓院，更别說對付像史靜娟這樣的暗娼了。她原來的那些固定接客對象中，一半以上都是軍警特務，或是流氓惡霸，新舊政權更疊之際，這等角色要麼逃之夭夭，要麼落網進了局子，即便有僥幸沒被收入法網的，也絕無逍遙之心，東躲西藏還來不及，哪還敢跟暗娼來往？如此，史靜娟的收入大為減少，隻好放低身價，原先看不順眼被拒之門外的對象也勉強接納了，價錢出得低些的也讓其進門了。這樣的風聲一傳出去，登門“拜訪”的主兒又漸漸多了。
半月之前，來了一個青年混混兒，這人姓王，小時候不注意衛生患過黃癬，即民間所說的“癞痢”，是以得了個“王癞子”的綽号。這人說起來跟史靜娟還算熟人。十餘年前史靜娟剛嫁給童大年時，王癞子的癞痢頭還沒治好，經常跑童氏診所請童大年治療，史靜娟那時在診所幫丈夫打雜，自然跟王癞子有點兒接觸。後來，這二位的境遇都發生了始料不及的變化，史靜娟由醫生太太、國小教師堕落為暗娼，王癞子呢，則由茶葉店小開變成了一個地痞混混兒。
王癞子聽說史靜娟成了暗娼，對這個比他大五六歲的“史姐”産生了興趣，于是登門求歡。他願意付錢，不過手頭拮據，想跟史靜娟商量打個折。史靜娟呢，一想起這主兒曾經患過癞痢頭就倒胃口，便以錢鈔太少為由把王癞子拒之門外。這種事兒對于史靜娟來說是經常發生的，把人攆走了事，轉眼就忘了。哪知，王癞子對她卻是念念不忘，昨天下午忽然登門，拿出一塊18K金表相贈。這自然就是嫖資了。史靜娟這幾天沒人登門，看着這塊價值顯然可以抵數次接客之資的金表不禁就動了心。不過有條件，她對王癞子說，就今天一次，以後恕不接待！
專案組副組長李寶善把麥達榮帶來的那塊金表翻來覆去反複端詳，認定這是一塊頗值些錢鈔的真貨，尋思這表可能真是張友菊被劫的那塊，就問麥達榮：“那個王癞子是否跟姓史的女子說過這塊表的來路？”
麥達榮說：“我問了，她說沒問人家。”
往下就該調查王癞子了。這主兒跟麥達榮住一個區，屬于兩個派出所的管轄範圍，不過兩人的住所隻有七八分鐘路程。麥達榮帶了兩名刑警先去了管段派出所，一打聽，派出所民警都知道王癞子其人。這個二十三歲的青年原是茶葉店小開，六年前茶葉店失火，其實火勢不大，不過救火時水龍頭總歸要噴的，火被噴滅了，茶葉也統統報帳了。王癞子的老爸王老闆又氣又急，生了一場大病，待到治好，家裡的積蓄也花得差不多了。這樣，正在讀初二的王癞子被迫辍學，請人介紹找了份工作。但他不是個肯安分的人，幹了沒幾個月就離開了。之後，又結交了一幫痞子，幹起了敲詐勒索、坑蒙拐騙的營生。他那初二文化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的痞子中也算是鳳毛麟角，就負責躲在背後出謀劃策搖鵝毛扇。
廣州解放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人民政府為勞苦大衆撐腰，那些被他們當成作案對象的勞動人民底氣足了，敢于反抗了，一旦發生糾紛就去派出所，警察肯定是支援勞苦大衆的。痞子們不得已改變政策，開始行竊。目前已掌握的線索表明，最近派出所管段内發生的十七起盜竊案件中，至少有一半與王癞子這夥痞子有關。
刑警把王癞子傳喚到派出所，問了他去找史靜娟的事兒，他一口承認，說過之後似乎生怕刑警對法律規定不盡了解，特别強調他跟史靜娟的這種行為是合法的，因為兩人都沒有配偶，屬于“兩情相悅”，沒準兒往下就結成夫妻了也說不定啊。刑警問：“那麼金表又是怎麼回事呢？”
這主兒卻是一臉驚奇地反問：“什麼金表啊？我不明白。”
“不明白？你小子伸長了耳朵聽着，我們這裡有史靜娟的陳述筆錄，必要時還可以讓史靜娟跟你當面對質！”
王癞子還是一臉的不以為然，直到聽刑警說那塊表上有他的指紋，這才承認确實是他給史靜娟作為嫖資的。至于來路，他說是昨天上午一個姓金的哥們兒送來的，不是贈送，而是用來償還賭債，作價三十萬元（此系舊版人民币，一萬元合新版人民币一進制，下同）。他拿到手後立刻去鐘表店估價，師傅說的确是18K金表，德國貨，世面價格大約在八十至一百萬元之間。
刑警把王癞子寄押在派出所，又去找那個姓金的痞子。金痞子承認這塊表是他參與一起盜竊案時給人望風所得的報酬。刑警聽着心裡一涼，忙問那是幾時的事兒。金痞子扳着指頭算了算，說至少有一個星期了，是另外兩個痞子莊亮津、忻予笙邀他去沙面那裡的一處民宅作的案。莊、忻兩人爬院牆進屋子，具體竊得些啥東西他不清楚，出來時給了他這塊金表。
當時廣州市一共有二十個城區，沙面是其中之一。刑警随即往沙面分局打電話了解，對方說2月22日晚上該區确實有戶居民遭竊，次日早晨方才發現，失竊财物七件，都是男女主人臨睡前放在卧室床頭櫃上的首飾、錢包之類。
刑警請沙面分局聯系了失主，經辨認，那塊金表的确是男主人被竊之物。該案移交沙面分局處置。對于沙面分局的刑警來說，那自然是一個意外之喜，可對于專案組刑警來說，這條線索就斷了。
不過，當天下午專案組又獲得了另一條線索：有人在逍逸園内的溝渠裡撿得一把尖刀！
逍逸園原是一個南洋華僑在1900年回廣州老家定居時出資購買土地建造的一座私人花園，不大，占地兩畝，園内除了一幢三層洋房外，其餘的就是假山涼亭、小橋流水，還有一個可供垂釣的池塘。池塘和園外的河流有一條一米多寬的溝渠相通，以保證池塘有活水。1938年秋日軍進逼廣州時，逍逸園的主人看看勢頭不對，立刻打點細軟攜家帶眷去了海外。不久日軍侵占廣州，逍逸園成為日軍進階軍官的寓所，直至抗戰結束。國民黨方面接收逍逸園後，以為原主人會回國居住，是以也未作處置。哪知原主全家這一去，竟猶如斷線風筝，再也不見影蹤。幾個月後，接收官員便安排了十來個單身屬下入住該園，作為集體宿舍。可是，據說園裡時常鬧鬼，他們隻住了一個多月就搬離了。國民黨市政府遂決定把逍逸園辟作免費開放的公園，當時沒有園林管理機構，就劃歸社會局管理。廣州解放後，逍逸園仍是公園，新政權不設社會局，就交民政局暫管。
這天下午，有遊客進園遊玩時，一不小心把鑰匙串掉進了溝渠，就向花匠老韋借來長竹竿打撈，結果意外撈得了一把尖刀。老韋馬上想到了前天發生在逍逸園後門外的那起兇殺案，當下鑰匙也顧不上撈了，騎了自行車把尖刀送到了派出所。專案組接到派出所的電話，組長譚祖德立刻叫上刑警朱水生、程熾，三人一起前往檢視。
那把尖刀刀身連柄長二十厘米，雙刃，精鋼打就，極其鋒利。蔣法醫的屍檢報告上說死者身上的創口深十一厘米，寬2.5厘米，譚祖德用尺子一量，從刀尖到刀柄正好十一厘米，再量寬度，正是2.5厘米。于是認定這把刀就是案犯用來殺害張友菊的兇器。當時新中國公安的刑事勘查手段、檢驗技術不過如此，不可能再進行更進一步的科學鑒定了。
譚祖德、朱水生、程熾三人在派出所民警陪同下去了逍逸園，檢視打撈起兇器的溝渠。三刑警尋思不知兇手是否還把其他什麼物品扔進溝渠了，便脫了鞋襪下到溝裡仔仔細細掏摸了一遍，沒有發現其他物品。
當晚，專案組開會對此進行了讨論，一緻認為案犯行兇後，并未馬上逃離，而是從後門進入公園，把兇器丢進了溝渠，然後從前門逃遁。
于是，專案組找到了新的調查方向：全組出動，分頭走訪花匠、晨練者和公園前門外馬路上的住家、商販和路人，指望獲得破案線索。
三、五個嫌疑對象
本案的情況有些特殊，在市局組建的專案組開展偵查的時候，另一個由省公安廳政治保衛處六名偵查員組成的專案組也在進行調查。
前面說過，張友菊父子兩代都有着非同一般的社會關系。張友菊之父張執瀛自不必說，就是張友菊本人也頗為了得，二十二歲就已是廣東省議員，隻不過他對政治缺乏興趣，才沒有在仕途上更進一步。而他的社會關系之廣泛、結交的權貴之多，在民國布衣中當屬鳳毛麟角。正因為張友菊是布衣百姓，是以那些具有政治背景的朋友們對他并不設防，在中共統戰部門眼裡他是屬于跟人家說得上話、捎得上信的那種人，比較适宜開展統戰工作，發揮橋梁作用。
早在廣州解放前夕，張友菊就已被北京圈進了可以協助政府進行秘密統戰工作的民主人士名單，張友菊屬于其中的“無黨派進步人士”。廣州解放後，廣東省相關部門受北京委托，派員不公開拜訪了張友菊，之後又多次悄然約見。幾次談話進行下來，組織上對張友菊的政治态度、社會關系有了透徹的了解，認為他可以為國家做一些特殊而有益的工作。而張友菊也非常樂意為祖國統一出力。
兩個月前，廣東方面根據北京指令，派員跟張友菊探讨與台灣一位掌握相當權力的官員的嶽丈取得信函溝通的可行性。張友菊表示，讓他進行這種溝通沒有問題，根據他家兩代人尤其是其已故父親與對方的交情，對方多半是會作出回應的，而且他非常願意接受該項使命，會為此盡最大的努力。于是，1月下旬，張友菊以“探親訪友”的名義悄然去了一趟香港。張家在香港、澳門、台灣以及國外的親朋好友甚多，光在香港的就有三十多位。他在香港逗留了一周，見了一些親戚朋友，其中有一位開布店的楊老闆就是那個台灣高官在香港的私人代表，北京方面的信件通過楊老闆轉給了那位官員的嶽父。
春節後，張友菊收到了一封香港來函，是那位官員嶽父的親筆複函，對方用隐晦曲折的措詞表示願意為海峽兩岸的接觸溝通做些撮合工作。張友菊把這封信交給了廣東那位聯絡員，幾天後，聯絡員以拜晚年為名前往張宅向張友菊轉達了北京對他的謝意。對于張友菊來說，這是國家對他所做工作的肯定，自是高興。
可是，就在張友菊根據聯絡員的要求準備再次前往香港的時候，卻橫遭不測。張友菊不幸遇害的消息當天即由廣東方面報告北京，北京有關方面連夜發來密電，要求中共廣東省委指令省公安廳政保部門對該案進行調查。廣東省公安廳政保處根據省委指令，抽調偵查員組建了另一個專案組。
省廳專案組偵查的着眼點是張友菊的被害是否與其身負的秘密使命有關。市局、省廳兩個專案組各自開展工作，之間不發生橫向聯系。
省廳專案組組長唐博是延安時期的中央社會部培養的保衛工作者，陳泊的老部下。他原在江西省公安廳從事政治保衛工作，去年秋天中央決定委派葉劍英主政廣東，陳泊由葉劍英點名調廣東主持公安工作，唐博于是随陳泊來到廣東。當時廣東省的政保工作以廣州市為主，唐博自去年10月廣州解放參與接管舊政權轄下的廣東省警察廳後，主持了兩起敵特案件的偵查，小有成就，并積累了若幹新形勢下隐蔽戰線對敵鬥争的經驗。這次受命主持張友菊命案省廳專案組的偵查工作，經與專案組其他偵查員研究，認為省廳專案組的調查重點應是張友菊自接受北京下達的特别使命至被害前這一階段的社交情況，特别是他奉命赴香港執行那樁秘密使命後跟哪些人有過交往。省廳專案組認為，如果張友菊的被害确實跟其所執行的那樁秘密使命有關，那麼肯定可以從被害人最近的交往對象中找到破案線索。
省廳專案組随即對張友菊的社交情況和最近的交往對象進行了秘密調查。張友菊整個人生中的社交情況有很大變化：他年輕時盡管于改治缺乏興趣，于仕途也頗淡泊，可是由于性格和家庭背景、生活環境的原因，社交範圍很廣，交往對象甚雜；辭去省議員職務從商後，交往對象以商人為主；待到辦起了農場，又和一些從事農業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交上了朋友；抗戰時期，他的交往對象減少了，被迫沾上了政治色彩，前面說過，他跟汪精衛、陳璧君都是熟人，那些主政廣東的漢奸官員對他還不都是趨之若鹜？抗戰勝利後，張友菊由于健康原因以及對國民黨的失望，社交活動更少；新中國成立後，張友菊的身體狀況大不如前，中風雖然治好了，但康複期内腦子不大好使，甚至說話都經常詞不達意，是以基本上閉門不出，直到1950年，身體狀況有些好轉，方才跟外界有了接觸。
省廳專案組向張友菊的家屬調查下來，得知最近兩個餘月裡，張友菊曾跟五個人有過實質性的接觸。這裡所謂的“實質性接觸”，指的是對方曾來過張家當面拜訪。
第一位名叫王振寰，這人跟張家是親戚，他是張友菊妻子的小妹妹的丈夫，與張友菊是連襟。王振寰是初級師範學校畢業生，相當于國中，畢業後當了一名國小教師。他家裡是開茶葉店的，老爸王玉峰對茶葉鑒評十分在行，茶業公會遇到茶葉品質方面的糾紛需要調解時，他是必須到場的一位。十年前，王老闆去外地進貨時，失足跌落山澗而亡。老爸死後，王振寰接班做了茶葉店老闆，業内稱為“小王老闆”。小王老闆人很聰明，之前竟然教書學藝兩不誤，在做國小老師的同時，還用心學習老爸那套鑒識茶葉的本領，沒幾年就成了廣州茶葉行業的業餘鑒定師（當時隻有業餘，沒有專業）。
王振寰跟張友菊的真正交往，就是從此開始的。之前，他雖是張友菊的連襟，但比張小十八歲，張友菊根本不把他放在限裡，除了逢年過節見個面，平時沒任何來往。近幾年來，張友菊着眼于修身養性了，戒煙喝茶。以張友菊的經濟狀況和品位，物質生活方面自然都是上檔次的，茶葉也不例外，于是，王振寰就成了他的顧問。當然，張友菊是不會去拜訪這位比他小十八歲的連襟的，都是王振寰過來，每周至少三次，有時弄到極品好茶，則随時登門。張友菊也不會白麻煩人家，連襟每次過來，他都有禮物相贈，有時還價值不菲，比如春節前贈送的一枚徽墨，乃是明朝之物。
第二位是個比張友菊小十來歲的中醫，名叫賈思大。賈郎中跟張友菊是世交，其已故父親賈必祥當年系羊城名醫，治療陰虛火旺引發的諸般疑難雜症頗有一套，而張友菊的父親張執瀛生就一副熱性體質，是以離不開賈中醫。後來張執瀛去了日本，竟然把賈必祥也請到東京開了家診所，診所的位址就選在自己居住的那幢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樓内，以便随時看病問診。張友菊繼承了父親的禀性，也繼承了父親的體質，而賈思大則繼承了其父的醫術，是以，張賈兩家的第二代還是繼續友好交往。
賈思大對張友菊的健康非常關心，以前即使張友菊沒有中風而僅僅是患高血壓等“三高症”時，他就提出讓其運動養生的建議。張友菊聽是聽了，卻沒有落實到行動上，于是後來就中了風。張家人迷信賈思大，一家之主中了風不送醫院，而是去請賈郎中。賈思大當機立斷打電話叫了救護車，親自護送老友去醫院。西醫救了張友菊一命，不過出院後的調理還得靠中醫。張友菊吃了苦頭，腦子算是開了竅，不但聽從賈思大的囑咐每天準時服藥，還全盤接受了運動養生的建議，他那套太極拳也是賈郎中傳授的。
第三位名叫劉懷谷，四十二歲，以前是張友菊農場的賬房先生。這人跟張家也有些淵源。劉張兩家以前是緊鄰，關系一向很好；劉懷谷的父親是南拳好手，早年張執瀛在上海海關當官時，被張聘為私人保镖。再說劉懷谷跟張友菊的關系。别看劉懷谷一個文質彬彬的賬房先生，卻是一條血性漢子，一手由其父傳授的南拳功夫出神入化，還生就一副暴烈性格。日軍侵占廣州後，農場被迫歇業，張友菊即把劉懷谷薦往朋友開的工廠，仍是做賬房先生，收入比農場還高，而且離家近，可以每天回家。劉懷谷卻并不領情，時不時罵幾聲工廠老闆，因為他看不慣老闆替日軍加工軍需品（其實老闆也是迫不得已）。工廠老闆跟張友菊關系鐵，對劉懷谷不予計較，可日僞當局卻不會放過他，為此，劉懷谷曾三次被捕，都是張友菊通過關系将其營救出來的。第四次的禍闖得大了，劉懷谷竟然打傷了來廠裡檢查賬目的稅務局日本顧問和漢奸科長。老闆吓得六神無主，給張友菊打電話，張友菊說先滑腳開溜吧。
劉懷谷逃走後，日本憲兵隊貼出了通緝令。張友菊一面派人給躲在鄉下的劉懷谷送錢送物，一面為其說情打點，還沒見眉目時，日本投降了。劉懷谷傳回廣州市區，可是不久又丢了飯碗，倒不是被炒了鱿魚，而是老闆被國民黨當局以漢奸罪逮捕了。張友菊又給劉懷谷介紹了一份職業，然後營救那個老闆朋友，劉也不忘舊主，出力出錢。劉懷谷的新飯碗捧得還算牢靠，一直到廣州解放還在幹着。去年7月裡聽說張友菊中風，特地請了假去醫院服侍。張友菊出院後，他幾乎天天來張家探望。他精通氣功，也懂醫術，每次來都給張友菊推拿按摩，促其康複。
第四位是個二十八歲的青年，名叫曹化鐵，是廣州開遠輪船公司的技術員。一個二十八歲的青年怎麼會是年過六旬的張老先生家裡的客人呢？原來，這個曹化鐵已故的父親曹立彬是張友菊的朋友。曹立彬當年也是一條漢子，少年時就已參加洪門秘密組織的活動，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又冒着被清廷殺頭的危險收殓烈士遺體。在資産階級革命陣營裡，他也算是老資格了。老曹跟張友菊父子都相識，建立民國後，他跟張友菊來往較多。曹立彬江湖上人頭極熟，兩廣、兩湖、福建、台灣、澳門、香港都有朋友，當年張友菊創辦實業伊始，一些江湖上的事情就是通過他去辦的。
曹立彬最後一次去香港替張友菊辦事途中，所乘坐的船隻觸礁沉沒，不幸遇難。那年，曹化鐵才六歲。張友菊原準備将其收為義子，可是請羊城最負盛名的算命先生“露天機”陳鏡沖算了一卦，說曹化鐵的生辰八字跟他犯克，隻好作罷。不過，張友菊還是将曹化鐵視同己出，承擔了曹的全部生活、學業開支，一直到曹化鐵從廣東省機械技術學校畢業進入輪船公司工作。抗戰勝利那年，曹化鐵娶親，張友菊承擔了全部費用。而曹化鐵呢，也是把張友菊當作義父一般看待的。不管刮風下雨，小夥子每周休息時必定要來張家看望張友菊，陪伴個半天一天的。
第五位是個四十歲的女子，名叫趙慧雯。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句常用語來說，這位女士屬于“曆史不清白”。不清白在哪裡呢？她在1942年1月到1945年底這四年裡，做過“軍統”廣州站的地下交通員。
趙慧雯國小畢業後自學會計業務，不久考入廣東省簡易會計學校，畢業後從事會計工作。二十歲上出嫁，丈夫姜蔚比趙慧雯大五歲，是廣東省政府的一名文書。婚後不久，第八集團軍總司令陳濟棠通電全國反蔣，驅逐原省長陳銘樞，與汪精衛聯手組建廣州國民政府。姜蔚得以留用，競被汪精衛看中。“九一八事變”後，蔣汪聯合，汪精衛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姜蔚攜妻前往南京投奔，被任命為行政院庶務科副科長。在南京期間，姜蔚結識戴笠，于1937年春加入“軍統”。抗戰爆發後，姜蔚奉戴笠之命前往廣州參與組建“軍統”廣州站，憑借車行老闆的公開身份從事情報工作。1941年太平洋戰争爆發，姜蔚被“軍統”派往海外工作，臨走時把車行轉租給别人，其妻趙慧雯仍做車行賬房，但很快就被“軍統”發展為地下交通員。一直到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底，“軍統”廣州站撤銷，她的特務工作才算結束。趙慧雯領到了一筆獎金，正在高興，卻又收到了姜蔚從香港寄來的離婚聲明，從此，她就過起了單身日子。
那麼，趙慧雯跟張友菊又是什麼關系呢？用張家人的說法，她可算是張家的恩人。兩年前，張友菊三歲的孫子走失，已經落入人販子手中，她正好經過，目睹孩子哭鬧掙紮，便知不對勁。那時的警察通常是不管此類事兒的，弄不好是人販子的同黨也有可能，趙慧雯信佛，有心行善，于是悄悄尾随。走了一陣，看見與姜蔚熟識的兩個流氓，便上前求助。那二位一出面，人販子立刻丢下孩子逃走了。張友菊的獨苗孫子失而複得，全家上下自是歡喜不盡，對趙慧雯更是感激涕零。從此，趙慧雯就和張家有了來往，而張友菊夫婦也就把她作為女兒看待。
省廳專案組決定對這五個對象進行秘密調查，調查結果如何？稍停再作交代，讓我們先看看市局專案組這邊的進展情況。
四、幫會涉案
市局專案組在逍逸園的溝渠裡發現了兇器，進而決定全組出動分頭走訪花匠、晨練者和公園前門外馬路上的住家、商販及路人。
按照分工，專案組副組長李寶善和刑警程熾、齊道生去了逍逸園，向花匠、清潔工以及遊客（包括晨練者）了解情況。花匠老韋告訴李寶善，2月27日早晨，他在公園裡檢視花草情況，走過後來發現兇器的溝渠那個位置時，看見一個年約三十五六，穿咖啡色燈心絨夾克衫、黑色褲子，頭戴黑色鴨舌帽的男子蹲在溝渠旁洗手。聽見背後的腳步聲，男子倏地回頭，見是花匠，笑了笑，點點頭說：“師傅這麼早就上班了。”沒等老韋回答，他又指着溝渠說，“這條水渠裡怎麼不養些金魚呢？”
老韋說：“這個問題經常有人提，我也很想養些金魚，可是，費用成問題，這個公園……”花匠比較饒舌，話匣子一打開，沒有半個小時刹不了車，正要跟對方唠一通逍逸園的曆史和現狀，後門方向傳來一陣喧嘩，有人大叫“出事啦”、“殺人了”。老韋便刹住話頭，急忙往外奔。他是個很喜歡看熱鬧的人，向來不肯放棄任何一次看熱鬧的機會，像這種殺人現場，他活了五十多年還沒親眼見過，是以有這份積極性也是可以了解的。不過，老韋有些遺憾，因為他奔到後門外面，剛剛擠進人群，就被沈園長（民政局派來管理逍逸園的幹部，沒有職務，“園長”是老韋等僅有的三個下屬對其的尊稱）叫住，指派他去找塊門闆來把人往醫院擡。之後一通忙碌下來，那個黑衣男子早被他忘到腦後了。
刑警程熾走訪晨練者老陳時了解到一個情況。老陳是聽見喧嘩聲後較晚趕到現場的一位，因為當時他正在公園前門入口處的草地上打太極拳，聽見聲音趕過去肯定要比其他人慢些。他趕到時，現場已經有數十人了，本來他是擠不進去的，正好有一個跟他前後腳趕來看熱鬧的男子從後面硬擠進來。那人是個瘦高個兒，人雖瘦，卻頗有力氣，往老陳前頭一站便往裡擠，竟然硬是讓他擠了進去，老陳就緊緊尾随，一直擠到圈子最裡面，成為第一排觀衆。而那個瘦高個兒男子的裝束，與花匠老韋在溝渠畔遇到的男子一模一樣，都是咖啡色燈心絨夾克衫、黑色褲子，頭戴黑色鴨舌帽，應該是同一個人！
公園的掃地工（如今稱為“保潔員”）黃媽也見過那個瘦高個兒男子。她回憶說，之前這個男子曾連續兩天來過逍逸園，不過不是晨練的時候。一次是上午十時許，另一次是下午一點多。逍逸園是個小公園，來的人不多且都是附近的居民，時間長了，黃媽都看得熟了，是以一眼就看出該男子系生客。那男子見黃媽打量他，索性駐步，詢問公園開門關門的時間，解釋說他是新搬到附近居住的，今後想天天來公園打拳。
每天早晨到逍逸園打拳的柏老頭兒向刑警齊道生反映了一條線索。柏老頭兒六十多歲，年輕時在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的部隊當過兵，因為身懷祖傳武藝，被選進陳炯明司令部衛隊。陳炯明對警衛工作非常重視，曾聘請蘇聯安保專家來廣州對衛士進行安全警衛業務教育訓練，柏老頭兒也參加了教育訓練，并取得了“總分優秀”的好成績。通常，年輕時學過的東西到老還忘不了，柏老頭兒就是這樣。
2月26日早上，他去公園打拳，離開時，在後門外的那條馬路上遇到了那個瘦高個兒男子，不過這人當時穿的不是咖啡色夾克衫，而是一件藏青卡其中山裝，褲子倒是黑色的，頭上戴的也是黑色鴨舌帽。柏老頭兒馬上想起，這個人先前他也曾經見過，是尾随張友菊進逍逸園後門的。當時他覺得這個人有點兒面生，顯是公園的新客，不過也沒在意。現在之是以稍稍注意，是因為這人進公園不到十分鐘就離開了。既然不想晨練，那到公園來幹嗎？即使散步呼吸新鮮空氣，那也該轉悠上半小時吧。
回家路上，柏老頭兒和往常一樣去了逍逸園附近的一家小面館，一碗面還沒吃完，看到那男子也進門來吃面條了。吃面條倒沒啥，問題是他之前穿的中山裝已經換成了一件咖啡色夾克衫。柏老頭兒根據年輕時從蘇聯教官那裡學得的安保知識判斷，這人可能有些蹊跷。果然，隻過了一天，張友菊就在公園後門外橫死了。柏老頭兒聞訊，馬上跟那個男子聯系起來，可是，因為刑警沒找他調查，他也不會主動去找人家反映這一情況，畢竟他是有曆史問題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這樣，這事在腦子裡一擱四天，直到今天刑警上門方才吐露。
市局專案組分析，瘦高個兒具有很大的作案嫌疑。他在作案後進了逍逸園，把兇器丢進溝渠，然後洗去了手上沾到的些許血迹（不會很多，否則在進公園後行至溝渠畔的這段距離裡容易被晨練的人們察覺）。根據刑警現場勘查和法醫的鑒定，張友菊中刀後并不是馬上就血如泉湧，其右小腿踝骨稍上位置的褲子上有一處嵌入布縫的泥迹，那是因為兇手把尖刀刺入張友菊肝髒的同時用鞋尖掃了一下該部位将其放倒在地。由于這一掃，張友菊倒下時身子後仰，兇手趁機抽回兇器。死者衣服上沾染的血迹也印證了上述判斷。
分析到這裡，不止一個刑警對案發伊始分析案情時形成的一個觀點提出了質疑：原認為兇手是在對張友菊捅刀子後方才下手搶劫财物，現在看來似乎不對，因為現場地面因昨晚下雨比較潮濕，案犯動手搜劫财物時，勢必會翻動被害人的身體，可被害人的衣服上卻沒有明顯的被翻動過的痕迹。是以，案犯應該是先持刀強逼張友菊交出财物，再動手殺害。
這樣看來，這厮作案并非僅僅是為謀财，劫财的同時還謀命。那麼，謀命的動機是什麼？是搶劫後生怕暴露行蹤呢，還是原本就要殺害張友菊，而搶劫不過是一個幌子，為的是轉移警方的偵查視線？衆人把此案跟廣州解放以來發生的同類案子進行比較，試圖找出案犯的作案動機。可是，大家回憶下來，從廣州解放至今，雖然兇殺、搶劫案件高發，也有在劫财同時又殺人的，可大多是因被害人反抗而遭到殺害，也有因被害人是熟人而遭滅口的，隻有一起案件，被害人既未反抗，也非案犯的熟人。據案犯落網後供稱，他在搶劫後準備離開時，忽然發現這個女性被害人的側影酷似曾經傷害過他感情的一個女人，一怒之下就下了殺手——用當今的說法，這似乎屬于“激情殺人”。如此分析了半天，對于案犯的作案動機還是無法得出結論。
不過，有一點引起了所有專案組刑警的注意。案犯在搶劫殺人後，沒有迅速逃離現場，反倒進了公園，丢棄兇器，洗去手上的血迹，然後，竟然傳回作案現場，擠入圍觀人群“看熱鬧”。這種行為，表明兇手不僅喪心病狂、膽大妄為，而且具有非同一般的心理素質和反偵查意識，其作案手法之老練，防範意識之周密，不慌不忙從從容容，足以證明這家夥要麼是個前科累累的江洋大盜，要麼是個經驗豐富的職業殺手。
市局專案組由此認為，本案絕對不像之前大家所認為的那麼簡單，張友菊的被殺也并非偶然，而是經過周密策劃的，其動機目前尚難以判斷。分析到這裡，自專案組正副組長譚祖德、李寶善以下，個個愁眉不展。大家一邊苦着臉抽煙，一邊你一言他一語地讨論下一步應該如何開展偵查，最後，議出了一個方向：看來得從張友菊的曆史中去尋找他被害的原因了。
當晚，市局專案組刑警都回去休息，沒有像上幾天那樣天天加班。譚祖德、李寶善兩人聚在一起，弄了瓶白酒，豆腐幹、花生米作為下酒菜，一邊喝酒，一邊翻閱一份材料。
這份材料是從省政府秘書處借來的張友菊在去年11月被推舉為廣東省首屆各界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時所寫的履歷。所謂“各界人民代表大會”，相當于後來的“人民代表大會”。當時規定，被推舉為代表的人，需要向大會籌備處交一份本人履歷。張友菊盡管對政治缺乏興趣，他這個代表資格也是内定的，但也得寫一份。其他代表的履歷不過一兩張紙，經曆複雜的最多也就六七張，而張友菊有一股子“大丈夫事無不可對人言”的坦率，他的經曆又遠比他人豐富，字寫得又大，是以他一寫就是二十七張紙，裝訂起來像本冊子。現在，譚祖德、李寶善就是想看看在這份材料中是否能發現一些導緻張友菊死于非命的線索。
這類人民代表的履歷，以本人的政治經曆為主。至于非政治性事件，除非是大事，一般不會提及。張友菊經曆豐富，在履歷中當然不會寫到他所經曆的每一樁非政治性大事，可是，民國時期社會秩序混亂，足以引起嚴重後果的非政治性大事恰恰比較多，尤其對于張友菊這種背景的人來說更是如此。而且，這種大事他并不一定能夠意識到，他可能會以為是小事一樁，而對于與此事相關的另一方來說，沒準兒就是深仇大恨。
分析了一晚上，譚祖德、李寶善沒有在材料裡發現什麼值得注意的事情或者人物，不過，他們堅持認為這個思路是對頭的，決定次日安排刑警對以前和張友菊交往緊密的社會關系分頭進行調查。
從3月3日開始，這項調查進行了三天，專搞刑偵情報的留用刑警麥達榮果然不簡單，又讓他查摸到了一條線索。
麥達榮舊時曾是幫會中人，做過洪門緻公堂下面分支機構的“探風”（收集情報的密探），跟廣州地面上的幫會人士比較熟悉。是以，譚祖德分給他調查的是廣州的幫會這一塊兒。麥達榮接受使命後，憑着他以前的一些關系，四處打聽相關情況。這樁活兒聽起來似乎容易，具體做起來卻是頗有些難度的。因為廣州一解放，幫會就自動停止了活動，麥達榮的那些熟人朋友能跑的都跑了，沒跑的也都躲藏了起來，麥達榮又是幹刑警的，想打聽他們的行蹤難度頗高。如此奔波了兩天，終于找到一個熟人倪某。倪某并非幫會人士，不過他對廣州幫會的熟悉程度甚至比幫會骨幹分子還高，因為他曾是國民黨廣州市社會局特情科的文書。社會局特情科接觸的就是本市大大小小的幫會組織，是以倪某對各個幫會的情況如數家珍。麥達榮跟他從九點一直聊到下午兩點多，終于不露聲色地打聽到一個情況：張友菊可能與幫會方面結下了梁子。
由于其父張執瀛的原因，張友菊跟洪門、天地會、哥老會都有交往。這種交往不是他主動的，而是人家找上門來跟他套近乎。張友菊則是能推就推，推不掉就敷衍。縱然如此，十八年前他還是被天地會鴻雄堂推舉為記名堂主。鴻雄堂建立于清光緒二十年，打出的口号是“驅鞑興漢”，也确實為清政府制造了一些麻煩。不過後來路子漸漸有點兒歪，到民國前期江湖上已有傳聞，說鴻雄堂與土匪、海盜有染。
鴻雄堂想找一個靠山，曾多次派人給張友菊送禮，要求其加入，他們願推舉其為堂主，自然遭到張的拒絕。這樣到了1926年，當時蔣介石已經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駐軍羊城。忽一日，蔣氏想到要整頓治安，就由衛戍司令部和市警察局聯名釋出公告，令全市大小幫會堂口須在七日之内前往登記。黑道上便傳言，這是誘捕不合當局心思的幫會堂口頭目的一個伎倆，不能上當。但是，軍警聯合公告中說得很清楚，逾期不去登記的，就予以取締。鴻雄堂頭目心裡明白，如果軍警真要為難幫會的話，本堂肯定是第一個被收拾的。于是，就想到了請張友菊出任堂主以避禍的主意。不過，再像之前那樣登門拜訪，張友菊必定拒絕，非常時期隻好采取非常手段：你不肯幫忙，就逼你點頭。
兩天後的早晨，張友菊醒來時，驚駭地發現卧室床頭插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床前椅子上放着一支壓滿了子彈的駁殼槍！張友菊還沒回過神來，鴻雄堂就送來了請帖，請其中午前去“南國飯店”用餐。張友菊江湖經驗頗為豐富，知道此事必是鴻雄堂所為，這是最進階别的警告——不合作，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殺了你！他隻好乖乖赴宴，下午回家時，他已是鴻雄堂的記名堂主。而鴻雄堂則憑着張友菊的名頭，順利地逃過一劫。
事後，張友菊拒絕了鴻雄堂的重金酬謝，堅決要求将其名字從鴻雄堂的花名冊上删除。鴻雄堂方面尋思，總不見得再次以死亡威脅張友菊，隻得答應了他的要求。不過，是有條件的——鴻雄堂遇到生死攸關的大事時，張友菊有義務伸手相助。從此，張友菊雖然不算鴻雄堂的人，可是跟該堂口總是脫離不了關系。逢年過節人家送上的一份厚禮照例是堅決不收的，但是，該堂遇到麻煩時，他就得遵守承諾設法幫助解決。好在經過蔣介石那次幫會大整頓後，鴻雄堂方面行事不敢過分，有時還做一些善事，總算沒有再闖大禍，張友菊伸手的次數也不算頻繁，事兒也不算大，靠他的面子和人際關系還是搞得定的。否則，如果鴻雄堂還像1926年以前那樣與土匪大盜勾結作惡的話，别說幫不了他們，弄不好隻怕張友菊自己也得搭進去。
到了1949年初，張友菊跟國民黨那班要員的關系明顯疏遠了，鴻雄堂卻有樁重要的事兒要求張友菊必須出面解決。這件事跟社會治安沒有關系，而是該堂口的内部問題。
抗戰爆發次年，鴻雄堂由原先的一個總堂拆分為兩個分堂：承鴻堂和崇鴻堂。分堂上面設一個名義上的總堂，兩個分堂的堂主每年輪流擔任總堂主。這樣到了1949年春天，發生了一件内部大事——承鴻堂的堂主劉繼秋病殁了。這年輪到崇鴻堂堂主潘四淵擔任總堂堂主，他就行使總堂主的職權下令由與他私交甚笃的承鴻堂老三張生根接任，引起了承鴻堂其他堂主的不滿，集體抵制總堂的任命，并推舉承鴻堂老二汪化擔任分堂堂主，争執由此産生。兩個分堂坐下來談判，誰也說服不了誰，總堂主原本不過是名義上的職位，并無指揮另一堂口的實權，而雙方的實力也是旗鼓相當，如若火并，尚不知鹿死誰手。最後雙方決定幹脆把鴻雄堂一拆為二，今後承鴻堂、崇鴻堂各自經營，互不相幹。
本來，雙方已經談妥了，分開就是。可是，事情卻沒有這麼簡單，在分割堂産時遇到了麻煩。鴻雄堂的公産中有一座大宅院，那是老堂主潘仁山的私人産業。潘仁山無子嗣，大家都以為他會把該宅院留給堂侄潘四淵，潘四淵自己也是這樣認為的。可是，潘堂主當衆留下的遺言卻是把宅院留給鴻雄堂，作為總堂的公産。現在，兩個分堂要分家了，這座宅院該算誰的？潘四淵認為應歸由他執掌的崇鴻堂，承鴻堂則認為本堂已在該宅院裡待了十年，香堂也不知開過多少回了，難道叫他們離開？那該搬遷到哪裡去？你潘四淵另外給本堂安排辦公場所嗎？
雙方争執不下，于是有人想起了張友菊，說咱們也别吵了，聽張先生的吧，他說應歸哪個堂口就歸哪個堂口，不得再生異議。雙方都認為這個提議能夠接受，因為雙方都認為張友菊會幫自己的堂口。
張友菊本來不想管這事，可是承鴻堂、崇鴻堂各推出二十名成員前往張宅拜訪求告，那副架勢顯然是志在必得，如果不答應，隻怕大大不妥。張友菊隻好裁決，裁決的結果是：該宅院歸原待在裡面的承鴻堂所有。
此語一出，崇鴻堂當場亮出刀子，不是對承鴻堂，而是想朝張友菊身上招呼。承鴻堂見狀也亮了家夥，他們不但有刀子，還有短槍和手榴彈，一家夥就把崇鴻堂那些弟兄趕出了宅院。
這是去年4月間的事，聽說崇鴻堂對張友菊恨之入骨．四處揚言要給他好看。承鴻堂呢，從4月到10月整整半年，每天派保镖暗中保護張友菊，即使老先生中風住院期間，也派人去醫院暗中護衛，隻不過張友菊和其家人不知道罷了。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廣州解放，各幫會堂口都被迫停止活動，頭目骨幹逃跑的逃跑，被捕的被捕，承鴻、祟鴻兩個堂口的成員都作鳥獸散，張友菊也就失去了保護。
四個多月後，張友菊竟然被幹掉了，這起命案是否與崇鴻堂有關呢？
五、疑犯脫逃
3月6日，市局專案組開始對承鴻堂、崇鴻堂進行調查。刑警接觸了幾個了解這兩個堂口最近情況的幫會宿老，得知承鴻堂、崇鴻堂正在為那座有争議的宅院打官司。于是，李寶善就叫上刑警程熾前往法院調查。
崇鴻堂的堂主潘四淵已于去年秋天廣州解放前夕病殁。潘四淵對自己的堂叔、老堂主潘仁山的财産落入他人之手一直念念不忘，臨終前留下遺言，讓其子潘小洲出面向法院提起訴訟，通過法律途徑追索堂叔的遺産。潘小洲還沒開始行動，廣州解放了。占據争議房産的承鴻堂跟由他主持的崇鴻堂一樣土崩瓦解，可那座争議房産卻換了主人。
原來，承鴻堂在張友菊的調解下得以繼續占據該房産後，堂主汪化通過關系做了手腳，把房産轉到其妻馬錦花的名下，然後跟馬錦花離了婚（其實還是住在一起）。這樣一來，廣州解放後，汪化雖然逃往香港了，但該房産的産權實際上還是屬于他的。馬錦花是個有點兒見識的女人，她自己也不住這宅院，而是租給了解放軍的一個對外不公開的機關，按月收取房租。潘小洲得知後，心裡就像整天堵着一團棉花，恨不得馬上一紙訴狀告上公堂。可是，當時新政權的法院還沒開張，潘小洲隻好耐心等待。
過了一個多月，法院開始受理民事官司了，潘小洲就以原戶主潘仁山堂孫的身份提起訴訟。那時還沒有什麼民事訴訟法，各地法院辦理民事案件沒有統一規範，頗有些随意性，承辦法官就把馬錦花傳去談話。馬錦花不簡單，不談案子，而是反映潘小洲系惡霸潘四淵之子，其父死後被徒衆推舉為崇鴻堂的新任堂主，人民政府應該将其法辦。法官告訴她這個情況已經了解過了，原告本人沒有曆史問題，其生活靠自己所從事的銀行職員工作維持，其父死後雖有徒衆推舉其為新堂主，但他并未接受，是以他跟廣州解放後已經自動解散的崇鴻堂沒有什麼關系，也不必為崇鴻堂以前犯下的罪惡承擔法律責任。他是國家公民，享有繼承遺産的權利——如果最終法院調查下來争議房産确實屬于遺産範圍的話。
馬錦花随即又有了一個主意，她已經從報紙上公布的廣東省各界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單中看到了張友菊的名字，尋思這老頭兒在共産黨的天下照樣吃香，是以就把張友菊主持調解争議房産的情況跟法官說了。法官說那得提供證據，打官司得憑證據說話。法官告訴李寶善，他在次日找原告潘小洲談話時也提到了這個情況。
刑警尋思，潘小洲得知法院讓馬錦花找張友菊驗證的情況後，肯定會意識到張友菊如若出面作證，這場官司八成對自己不利。潘小洲或者原崇鴻堂的殘餘分子是否是以動了滅口的念頭呢？
市局專案組決定由李寶善率領朱水生、程熾、麥達榮對此進行暗查。四刑警先去了潘小洲住所所在地陳塘區公安分局，分局治安科長大鐘跟李寶善是同鄉，兩人以前在老區幹公安時搭伴偵破過數起命案，當下見面自有一番親熱。大鐘一聽李寶善的來意，大眼一瞪：“你的耳朵還真靈，我們才摸到一點兒線索，竟然就被你們探聽到了！”
李寶善莫名其妙，問下來才知道原來是這麼回事兒——
昨天上午，潘小洲的鄰居老邬悄悄來到分局，說要求見上司。那時候上司比較容易見，不過也不是随時随地随便任何人都可以見的，否則還讓上司工作不？是以，門衛就問老邬有什麼事兒，要見哪位上司。老邬說：“你問我要見哪個上司？這我可說不清，我又不認識你們的上司。哪個上司管對付土匪的事兒我就見哪個吧。我看見慣匪‘海上飛’了，這家夥混進廣州來啦！”
門衛是個剛從部隊轉業下來的老兵，北方人，不知道什麼“海上飛”，不過一聽“慣匪”兩字，尋思該是治安科管的（當時刑偵歸治安部門上司），便說那該找鐘科長。大鐘是知道“海上飛”的——這主兒是海盜出身，後來被官方的追剿和内讧逼上了岸，糾集了一夥土匪，起了個匪号叫“海上飛”，意思是從海上飛來陸地的。這夥匪徒作惡多端．血債累累，臭名昭著，廣州人都知道。大鐘是北方人，不過幹着治安科長的活兒，是以也知道這厮的名号。那麼，老邬要向大鐘提供關于“海上飛”的什麼線索呢？他說，他親眼看見“海上飛”兩次進出鄰居潘小洲的家門。
老邬是個鐵匠，三十七歲，二十年前他還沒滿師時，跟着師傅和一個師兄走村串鄉攬生意，曾在南海邊的一個小漁村被“海上飛”匪幫拉夫。當時“海上飛”剛從海上逃到陸地拉起竿子，槍支不夠就用刀子湊數，指令老邬師徒三個給他們制作長刀和匕首。老邬就這樣跟這個慣匪見了幾面，一直把對方的那副尊容記在心裡。
2月22日年初六，暮色初降時分，兩輛黃包車停在老邬鄰居潘小洲家門口，下來兩個穿着闊綽的男子，手提禮品，叩門而入。老邬當時正在附近的朋友家下象棋，對方來時沒有看見，下完三盤棋回家時正好看見潘小洲送客出門，遠遠看去心裡便是一個激靈：這人怎麼看着像“海上飛”啊？他生怕“海上飛”還記得自己這個當年被拉過夫的小鐵匠，不敢走近，隔着十幾米距離看着“海上飛”兩人跟潘小洲告别後朝另一方向去了。
老邬心裡納悶兒，尋思這小潘先生是銀行職員，一向斯斯文文，怎麼會跟“海上飛”這樣的慣匪交往呢？回家跟老婆一說，老婆說小潘先生他爸不是承鴻堂的堂主嗎？聽說他爸以前專跟江洋大盜交朋友，沒準兒小潘先生跟“海上飛”是哥們兒呐！不過，因為當時天色晚了，老邬離得又遠，不敢确定自己看見的一定是“海上飛”，也就沒向政府反映。到了前天，也是傍晚，那棋友到老邬家下棋。兩人下得難解難分時，老婆從外面進來招呼老邬出去一下。老邬走到外間，老婆朝外面一努嘴，他從視窗望去，正看見潘小洲送客出來，這回是一個客人，老邬看得真切，确是“海上飛”其人！次日，老邬便奔分局反映來了。
“海上飛”韓雲是列入廣東省公安廳、廣州市警察局首批緝捕名單的要犯，這個名單早在廣州解放前就已經根據地下黨提供的情報定下了。大鐘送走老邬後，立刻向分局上司報告，上司非常重視，讓治安科安排偵查員晝夜監視潘小洲家所在的柳樹巷，留意潘家進出的所有人，并嚴令暫時保密，等把情況搞清楚了再報告市局。大鐘沒想到的是，剛剛過了一天，竟然讓李寶善知道了，帶了三個刑警登門拜訪，那架勢擺明了是想搶案子嘛！
李寶善聽大鐘如此這般一說，解釋說這是誤打誤撞正好碰着了，遂将張友菊命案的情況簡單介紹了一下，說此番登門是為了調查潘小洲是否跟命案有涉。但是李寶善又補充：“我們原不知潘小洲跟‘海上飛’有來往，現在聽你老兄這麼一說，倒是要特别關注一下了。看來這個案子你們得讓一讓，換上市局專案組的同志接着調查，畢竟我們這個案子是省廳督辦的，聽說北京也發過話哩。當然，具體如何協調，咱還是聽市局上司的。”
李寶善傳回專案組把情況向組長譚祖德一說，譚祖德立刻向主抓本案偵查的陳坤副局長報告。陳坤訓示陳塘分局撤出對潘小洲線索的暗查，由市局專案組接手。
從3月7日淩晨開始，市局專案組派出多名刑警晝夜秘密監視潘小洲的住所。當天上午，市局專案組又通過派出所出面跟潘家女傭黃媽的兒子小姜聯系，做通其工作，答應動員其母協助政府進行調查。午後，小姜前往潘宅，找了個借口将母親帶到外面。專案組長譚祖德出面跟黃媽談話，打消了她的思想顧慮，随即向黃媽了解“海上飛”兩次去潘家的情況。
黃媽聽說過“海上飛”，卻不知兩次登門、自己為其端茶送水的那個四十來歲的中年男子就是廣州盡人皆知的江洋大盜。刑警問她“海上飛”跟潘小洲談了些什麼。黃媽說潘小洲最初是在客廳接待被稱為“韓先生”的“海上飛”的，吩咐她上茶，當她把茶水、零食送去時，主客卻已轉到書房去坐了。她來到書房外面，聽見“海上飛”在說：“老四，這件事就交給你去辦了。”然後是那個跟“海上飛”同去的漢子的粗嗓音：“放心，我馬上安排，準定辦妥。”黃媽推門而入後，三人不再開口，隻是抽煙喝茶。黃媽當時感到“海上飛”看她的眼光似有幾分警惕，但也并未在意。不過，3月5日“海上飛”再次去潘宅時，潘小洲就不再叫她上茶，而是自己往書房拎了個熱水瓶。
市局專案組對此情況進行了分析。“海上飛”韓雲是廣東省公安廳通緝的要犯，廣州解放前的國民黨警察廳、廣州解放後的廣東省公安廳的通緝令都曾貼遍廣州市的大街小巷，坊間可以說是無人不知。而潘小洲卻還在跟“海上飛”來往，光這點就可以逮捕判刑了。是以，他跟“海上飛”的交往肯定有重要目的，聯系到他跟汪化前妻馬錦花的房産訴訟，以及黃媽聽到的“海上飛”與其部屬的對話，不能不使人将其跟張友菊命案聯系起來。“海上飛”的那股匪幫雖已作鳥獸散，不再作為一個幫夥公開活動，但匪首“海上飛”安排個職業殺手殺害張友菊并不是什麼難事。當然不會白幹，潘小洲肯定是需要支付一筆酬金的。
黃媽挺得力，當天晚上就讓兒子小姜送來了一條情報。潘小洲四歲的兒子在玩玩具槍時告訴她，潘家藏有槍支彈藥，孩子說就放在他父母睡的那張大床下面，他聽爸爸對媽媽說，是韓伯伯的。“韓伯伯”，那不正是“海上飛”韓雲嗎？
譚祖德、李寶善正在研究這條情報，監視潘小洲的刑警又報來一條消息。潘小洲今天從銀行下班後，去了“小南園飯店”，進了一個小包房。大約過了一刻鐘，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也進了包房。化裝叫賣香煙火柴的刑警小曹推着一輛自行車在飯店附近監視，一小時後，老刑警覃君前去換班。覃君化裝成三輪車夫，在飯店斜對面佯裝修車，小曹向他通報了跟蹤情況。覃君聽說和潘小洲一起吃飯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心裡一動，便問身材。小曹說是個瘦高個兒。覃君尋思别是那個殺害張友菊的兇手吧，就讓小曹進飯店探看。正說着，潘小洲和那男子出來了，那男子果然是個瘦高個子，穿一身黑色西裝，頭上扣着一頂薄呢禮帽，遮住了大半張臉，隔着一條馬路，看不清相貌。
潘小洲揚手正要叫覃君的三輪車，一輛空三輪從旁邊巷子裡拐出來，那男子就上了車。覃君正要上車跟蹤，潘小洲卻指着他叫“三輪車”。覃君不假思索立刻佯稱“車壞了，正修理呢”。潘小洲便叫了另一輛路過的黃包車走了。等拉着潘小洲的黃包車遠去，覃君連忙跳上三輪車，向瘦高個兒的方向追去。覃君身強力壯，拉的又是空車，不過兩三分鐘就把兩車的距離縮短到十來米。正暗自高興，不料腳下“咔嚓”一聲，鍊條斷了，三輪車真的壞了！就這樣，他眼睜睜地看着載着瘦高個兒的三輪車消失在巷子裡。
另一刑警小曹騎着自行車跟蹤坐黃包車回家的潘小洲倒挺順利，一路無話，一直跟到潘宅，把目标交給在那裡監視的戰友，這才傳回市局交差。
譚祖德和李寶善交換了意見，認為瘦高個兒如果确是潘小洲向“海上飛”雇傭的兇手，兩人今晚在“小南園飯店”見面，可能是潘小洲向他支付酬金。這個猜測倘若準确，那麼瘦高個兒将不會再跟潘小洲聯系。是以，現在要考慮是否下手逮捕潘小洲了。這個決定，市局專案組是不能作主的，譚祖德立刻寫了一份書面報告連夜去見陳坤。可是，陳坤卻不在辦公室，秘書科值班員告訴他，陳坤和陳泊局長一起去市委參加緊急會議了，幾時回來還不知道。沒辦法，這份報告隻好放到天明後再說了。
次日上午，黃媽的兒子小姜來報告，黃媽今天一早就被潘小洲打發到郊區鶴潭泉，去照料在鄉下休養的潘小洲的母親。接着，監視潘宅的刑警又來報告，說快九點了，潘小洲還沒出門，今天是星期三，他應該去其供職的銀行上班的。譚祖德感到有點兒為難，如果黃媽沒去鄉下，可以通過小姜去打聽潘小洲不去上班的原因，現在怎麼辦呢？他跟李寶善商量了一下，決定請法院幫忙開一紙公函，刑警化裝法官去潘宅走訪當事人，了解一下其不去上班的原因，先穩住他，這邊則立刻把昨晚那份批捕報告送陳坤副局長，如果獲批，立刻實施抓捕。
那時的法院是沒有制服的，一律便服，通常以中山裝或者列甯裝為主。專案組刑警劉明道穿了身中山裝，去區法院拿了公函，借了一輛挂有法院标牌的自行車去了潘宅。沒想到，潘家人告訴他說潘小洲不在家。劉明道暗忖，專案組刑警兩人一班整夜盯着潘宅，上午換班後到現在更是沒敢松懈，哪裡看到過這厮的影兒？肯定是在宅子裡躲着。可是，他此刻的身份是法院民庭的法官，沒有搜查民宅的權力，隻好悻悻離去。
這時，陳坤副局長已經準許立刻逮捕潘小洲，市局專案組接到劉明道的報告後，譚祖德、李寶善當即率領一幹刑警出動。到了潘宅，随即進行搜查，果然沒有發現潘小洲的蹤影。黃媽所說的潘小洲夫婦卧室床下藏着的東西倒是搜出來了，是十支嶄新的美制左輪手槍、六百多發子彈，還有一箱美制高爆手雷。這種手雷衆刑警從來沒有見過，更沒有聽說過，竟然隻有乒乓球大小，後來請兵工專家鑒定時試爆了一顆，威力相當于二戰時日本甜瓜式手雷的兩三倍。
譚祖德尋思，這些東西是哪兒來的呢？若說是“海上飛”那厮藏的吧，他一個海盜出身的慣匪，從哪兒能弄到這麼些美制武器彈藥？而且都是嶄新的。這明明是特務用的玩意兒嘛！放下這些先不說，潘小洲昨晚是坐黃包車回家的，跟蹤的刑警親眼看見他進了家門，之後再沒出過門呀！況且，大清早的時候潘小洲還讓黃媽去鶴潭泉鄉下照料老太太。莫非這家夥會隐身術，青天白日就在監視人員的眼皮底下開溜了？刑警把潘家人——潘小洲的老婆、姑媽和兩個妹妹叫來，分别詢問，最後得知潘小洲昨天午夜就從後院爬牆出逃了，逃往哪裡不清楚。至于今天早上吩咐黃媽去鶴潭泉，那是潘小洲的妻子發的話，她說這是昨晚丈夫關照的。
潘小洲這一逃，市局專案組上下頭都痛了，譚祖德和李寶善隻得把潘家人都帶進局子，讓她們交代潘小洲的所有社會關系，好歹也要把他抓回來。
六、錯疑
回過頭來，再看看省廳專案組的調查進展——
省廳專案組從張友菊生前衆多社會關系中排查出王振寰、賈思大、劉懷谷、曹化鐵、趙慧雯五名對象，初步調查下來，王振寰、曹化鐵兩人可以排除，其他三人似有涉案嫌疑。
前面說過，賈思大跟張友菊是世交，兩人的父親就是好友，賈氏父子用祖傳的醫術為張氏父子祛病延年，那份友誼自是非同一般。是以，張友菊跟賈思大可以說是一對無話不說的摯友。那麼，張友菊受命前往香港去執行特殊使命之事是否向賈思大透露過呢？張友菊已死，賈思大此刻還不能驚動，刑警便向張友菊的家屬詢問——因為張友菊身負的特殊使命是連其家屬都不知道的，是以不可能直截了當詢問，隻能用旁敲側擊的方式，可是，并無收獲。但張家人提供，賈思大的大女婿嶽吉祥是國民黨特務，供職于“國防部保密局”，少校軍銜。而且賈思大與嶽吉祥的關系甚好，翁婿倆以前經常吃吃喝喝，廣州解放前夕，嶽吉祥攜家眷逃往海外前兩天，賈思大還在“大鴻運酒樓”為女兒女婿設宴餞行，那一次，張友菊也應邀參加了。
這一情況自然引起了省廳專案組的重視。張友菊與賈思大關系密切，而他又認識嶽吉祥，賈思大如果知曉張友菊去香港“探親訪友”，是否會請其給女兒女婿捎信或者捎東西？張友菊一旦跟嶽吉祥接觸，那就難免會引起敵特方面的注意。
省廳專案組決定對此進行調查。偵查員打聽到賈思大夫妻關系不睦，賈在外面有個情婦，就通過該情婦的兩個小姐妹做通了她的工作，悄悄取出了賈的日記，審閱下來，發現賈思大并不知道張友菊去香港之事——這說明張友菊還是具有一定保密意識的。如此，省廳專案組就把賈思大的涉案嫌疑排除了。
另一個嫌疑人劉懷谷出身南拳世家，一手祖傳的南拳出神入化，連香港、澳門甚至南洋都有國術愛好者慕名前來切磋拳藝。功夫練到劉懷谷這等程度，自然有若幹徒子徒孫，還有同門師兄弟，往上還有師伯師叔，等等。這些人都在廣州，所幹的營生五花八門，三教九流都有，其中有幾個還是國民黨軍警憲特的國術教官。軍警憲特學員學的是實戰本領，是以還要進行實戰訓練即所謂的“喂招”，劉懷谷這樣的拳術好手經常會被他們邀請去點撥指導。
新中國成立後，劉懷谷的那幾個擔任過反動軍警憲特國術教官的師伯師叔和師兄弟，凡是有國民黨政權委任的官職的，都被逮捕，有幾個手上有血債的還給槍斃了。劉懷谷并非正式教官，隻是客串幾回喂招，再說也沒有其他曆史問題，是以人民政府沒有找他麻煩。可是，他卻并不領情，時不時會爆幾句粗口指桑罵槐發洩不滿，并數次拒絕省公安廳警察學校、部隊偵察幹部訓練班和省市體委的邀請，堅決不為新政權貢獻自己的一技之長。
上述情況當然不能作為劉懷谷涉案的依據，省廳專案組之是以懷疑他，是因為他知道張友菊去香港“探親訪友”的事情，還寫了兩封信請張捎給其在香港的兩個師弟。兩個師弟一個姓羅，一個姓王，張友菊把信函送到了羅姓拳師手裡，因為王拳師已經去了新加坡，是以，給王拳師的信隻能由羅拳師轉寄了。據調查，羅拳師在抗戰期間曾擔任過“軍統”廣州地區特工教育訓練班的國術教官，抗戰勝利後還受到過“軍統”的獎勵。至于之後是否跟由“軍統”改組的“保密局”有什麼聯系，那就無法查明了。
省廳專案組認為沒有理由排除由劉懷谷捎信引起敵特方面對張友菊的香港之行産生懷疑的可能性，盡管不一定是劉懷谷的主觀故意，但有可能成為敵特獲知張友菊懷有秘密使命的觸點。如果這個推測被證明，就解決了專案偵查中一直困擾偵查員的作案動機問題，同時也找到了偵破本案的管道。
按照規定，省廳專案組将偵查進展情況向省公安廳廳長陳泊每天一報。涉及劉懷谷的情況送上去後，陳泊召見省廳專案組組長唐博，訓示這條線索不必往下查了。為什麼不查了？陳廳長沒有說。後來才知道，張友菊赴港執行特殊使命，其中一個環節就是通過羅、王二拳師了解那個工作對象的一些情況。張友菊并不認識羅、王，是以組織上讓他故意向劉懷谷洩露自己要去香港“探親訪友”的消息，料定劉懷谷肯定會借此機會請其給羅、王捎信，張友菊自然就會結識那兩個拳師。那麼，那位跟張友菊見面的羅拳師是否會向敵特方面告密？或者雖未告密，但無意間透露了與張的接觸進而引起敵特方面的懷疑呢？在張友菊被害後，北京方面對此啟動了海外調查，結果是羅拳師到香港後從未跟那些在海外的原國民黨政權的朋友來往，是以可以排除這種推測。
第三個涉嫌對象就是抗戰時期曾為“軍統”當過地下交通員的趙慧雯。這個被張友菊夫婦當女兒看待的離婚女子是一家南洋華僑開的貿易公司的職員，跟老闆有些親戚關系，是以老闆有事外出時，就把公司一應事務交給她處置。省廳專案組對她進行調查的這段時間，她正擔任臨時老闆。由于是外圍調查，是以省廳專案組偵查員李先君、楊登山先去趙慧雯供職的那家公司所在地的管段派出所問了問，得知她的住所離公司不遠，屬于同一派出所的管轄範圍。不過，派出所的兩個管段民警（住所和公司兩個地段）對趙慧雯其人竟然都沒有什麼印象。這下李先君、楊登山奇怪了，暗忖趙慧雯曾是“軍統”地下交通員，按照軍管會頒布的規定應該到公安機關登記，不管她是去市局、分局還是派出所登記，最後都得讓管段民警知曉，這二位兄弟怎麼會不知道呢？雙方一交換資訊，都感到意外——派出所方面竟然根本沒掌握趙慧雯曾經當過“軍統”地下交通員的情況！後來才知道，這個女人在廣州解放後并沒有向公安機關登記自己從事過“軍統”特務工作的經曆。
然後，派出所方面就協助省廳專案組對趙慧雯進行外圍查摸。管段民警下到巷子裡一了解，得知趙慧雯這一陣似乎有點兒不安分，具體表現就是跟兩個臉相兇狠一看便知絕非善類的男子來往。最近半個月，那兩個男子至少進出趙慧雯獨居的住所五六次，鄰居聽見他們說一口粵語，應該就是廣州本地人。接着，管段民警又應李先君、楊登山的要求，把趙慧雯供職的那家貿易公司所在商務大樓的看門人老徐悄悄喚到派出所。李、楊跟老徐談下來，得知那兩個同樣被看門人認為“不像好人”的男子還曾去過趙慧雯供職的公司。商務大樓的管理一向比較嚴，一直有訪客必須向門房登記的規矩。據老徐說，那兩人的名字很好記，一個叫陶大弟，一個叫陶小弟，來自羊城南郊鄉下的龍灣村，好像是一對兄弟。
偵查員查閱過工商局的公司雇傭人員登記材料，知道趙慧雯正是龍灣村人，陶氏兄弟和她同村，是不是親戚不清楚。李、楊兩人向省廳專案組組長唐博彙報上述情況後，唐博讓他們二赴派出所，請派出所民警配合他們進一步調查趙慧雯的人際交往、生活狀況。李先君、楊登山來到派出所，剛走進院子，就聽見屋裡傳出一個女人穿透力甚強的吵嚷聲，進去一看，接待室裡那個指手畫腳跟民警吵嚷的女人正是趙慧雯。
趙慧雯到派出所來幹什麼？原來，商務大樓的看門人老徐回去後，并沒把民警叮囑他的“必須保密”放在心裡，有人問他剛才去哪裡了，他随口就說被派出所找去了。對方自然要問派出所找你幹什麼，你是不是有什麼曆史問題啊？那時候，人們對“曆史問題”這個說法頗為忌諱，老徐急赤白臉地要表白，便說是民警調查四樓某某公司的那個趙女士……說到這裡，意識到是洩密，急忙咬住了舌頭。可是已經晚了，一轉眼這消息就傳遍了全樓，當然也傳進了趙慧雯本人的耳朵。這個平時看似很有教養的知識女性竟勃然大怒，二話不說便直奔派出所質問民警：“陶氏兄弟是我的親戚，貧苦農民出身，進城來看看我難道也犯法？值得你們警察偷偷摸摸地調查？”
這是省廳專案組下來調查的案子，派出所民警不便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回答趙慧雯。一幹民警正沒奈何，李、楊二位到了，所長急忙把兩人扯到另一間屋裡說了情況，問應該如何處理。兩個偵查員商量了一下，說幹脆就由派出所出面了解陶氏兄弟跟趙慧雯的關系，做一份筆錄。如果她拒絕回答，就說這是因為她沒有按照市軍管會的要求将自己的“軍統”特工經曆向公安機關主動登記，是以警方要進行補充調查，料她也不敢抗拒。
派出所長擔心民警應付不了趙慧雯，就親自出面跟她談話。趙慧雯聽了之後果然不敢再吵嚷，申辯說她當時為“軍統”做地下交通工作是為了抗戰，而且并非“軍統”正式人員，既沒有填表，也沒有軍銜，是以沒有向政府登記。至于陶氏兄弟，是她娘家龍灣村的兩個表弟，他們的母親和她的母親是嫡親姐妹。他們準備進城做海産品買賣，不知門道，是以請她相幫找内行朋友給點撥點撥。
派出所長把趙慧雯的這番話轉達給偵查員，李、楊兩人說既然到這一步了，那就讓趙慧雯說出陶氏兄弟目前在哪裡，把他們找來也做個筆錄。一問趙慧雯，她說把兩個表弟安置在朋友的一處空房子裡暫住着。派出所長随即派人把兩人喚來，兩人的說法跟趙慧雯一緻。
陶氏兄弟一現身，偵查員看着，覺得果真面目兇狠不似善類，便打電話給省廳專案組組長唐博，要求立刻派人把逍逸園的花匠老韋、清潔女工黃媽接到派出所，讓他們暗中辨認這二位之中有沒有案發那天出現在現場的那個瘦高個兒。老韋、黃媽看了又看，最後搖頭否認。陶氏兄弟的殺人嫌疑被排除了。警方把兩人連同趙慧雯打發走的時候明确告知，鄉下農民進城做買賣可以，不過，必須去鄉政府開證明，另外，在廣州市内不管是買房、租房還是在親朋好友處借住，都須按規定到管段派出所辦理臨時戶口。
對于派出所來說，這樁活兒算是結束了。可是，省廳專案組好不容易查摸到趙慧雯這個嫌疑對象，還沒查出個結果來呢，唐博哪肯輕易放棄？老唐辦案經驗豐富，他在派人把老韋、黃媽送到派出所辨認陶氏兄弟的同時，又安排另外兩位偵查員周鎮、吳誠信前往龍灣村所在的金龍鄉，找公安特派員了解情況。
金龍鄉的公安特派員告訴他們，陶氏兄弟跟趙慧雯确實是表姐弟關系。趙慧雯出生于龍灣村，三歲時就過繼給在廣州城裡開糧行的伯伯。伯伯每年數次回龍灣村老家都會帶上趙慧雯，是以趙慧雯對自己的出生地并不陌生。上學後，寒暑假時趙慧雯總要回龍灣村住上一段時間，跟陶氏兄弟一向處得很好。陶氏兄弟出身貧苦，雖然天生一副兇狠之相，在鄉裡倒并非作奸犯科之徒，二十幾年一直規規矩矩。總之，兩人的一貫表現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安分守己。
唐博聽了偵查員的上述情況彙報，馬上做出判斷：這件事的背後十有八九有問題。老實本分的兩個青年農民，哪來的膽量、勇氣和本領敢到廣州市裡搞海産品經營？再說，他們是貧農，又何來本錢？唐博堅信自己的判斷沒錯，馬上決定對陶氏兄弟和趙慧雯進行秘密監視。
監視的第一天，偵查員發現趙慧雯上午八時許出門，在其住所附近的人力市場叫了一個挑夫，回家後讓其一根扁擔兩頭各挂了一個裝得鼓鼓囊囊的旅行箱，讓挑夫随其離開住所前往汽車站，坐車去了金龍鄉。在她家附近執行監視使命的偵查員小王初時不知她準備去哪裡，待到上了汽車，聽見她向售票員買兩張去金龍鄉的車票，方才知道她是要回老家。這下，小王有些為難，盡管他是化了裝的，但似乎不便一直尾随其到龍灣村，那樣的話過于顯眼了。但這時候肯定來不及彙報了，小王決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跟上再說。
車到金龍鄉，趙慧雯下了車，這裡到龍灣村還有三裡多路，還得讓挑夫出力。可能是挑夫說肚子餓了，趙慧雯便帶他去路旁的面攤上吃面。就在兩人吃面的時候，小王忽然發現被唐博派到鄉下來監視陶氏兄弟的三個偵查員之一——老郝。老郝是廣州郊區人，地下黨出身，廣州解放前跑交通時就經常化裝成各色人等，此刻化裝成走鄉串村的泥瓦匠也是惟妙惟肖。他是到鄉政府來打電話彙報監視情況的，出門後一眼就發現了小王，順着小王的視線朝旁邊一掃，看到正在吃面的趙慧雯，馬上明白了小王朝他使眼色的用意，當下微微點頭知會小王：你離開吧，由我繼續盯着目标。
誰也沒有料到，老郝等三位兄弟竟然失手，讓趙慧雯和陶氏兄弟溜走了！
老郝化裝成泥瓦匠師傅，帶着化裝成徒弟的偵查員小江、小闵，由龍灣村農會主席安排進村執行監視使命。他們特地在陶氏兄弟家附近選了家農戶搭建豬舍，一邊幹活一邊盯着陶家大門。老郝尾随趙慧雯來到龍灣村，看着陶氏兄弟出門從挑夫手裡接過行李，趙慧雯掏錢打發了挑夫後進了門。哪知，趙慧雯并未在陶家停留，和陶氏兄弟一起直接從後門離開了！
老郝這邊，三人已經把豬舍蓋成了，看陶家仍無動靜，就去找農會主席請他安排人去探看。一看，家裡早沒人了。
好在偵查員機靈，随即找到了趙慧雯的娘家人，将其父母兄弟姐妹都帶到村委會，分别詢問，終于得知趙慧雯已由陶氏兄弟護送去了番禺南沙海邊的小漁村。趙慧雯要偷渡前往香港，陶氏兄弟是送她上船的。船是趙慧雯事先聯系好的，具體情況家人并不清楚。
省廳專案組随即全體出動，一路到趙慧雯的住所搜查，另一路則去番禺，總算趕在天黑前把還沒等到接應船隻的趙慧雯以及陶氏兄弟逮捕。在市區搜查趙慧雯住所的偵查員卻并無收獲，趙慧雯的貴重細軟都裝在旅行箱裡帶走了。去小漁村抓捕的偵查員搜查了旅行箱，并沒有發現涉案物品或者可以證明趙慧雯與敵特有聯系的證據。
那麼，趙慧雯偷渡香港又是怎麼回事呢？省廳專案組對三人進行訊問後，得知趙慧雯前不久遇到一個從香港來廣州的朋友，告訴她其前夫姜蔚已經離開了“保密局”，在九龍開了家飯館。他沒有再婚，與一個女人同居了一段時間。兩年前那女人去了新加坡，嫁了一個華僑老闆。趙慧雯聽了不禁心動，想去香港跟姜蔚複婚。這些日子，趙慧雯一直在暗暗尋找能夠幫她偷渡的蛇頭，把娘家兩個表兄弟找來就是托他們跟在廣州的龍灣村老鄉打聽這方面的消息。後來，還是她自己找到了曾和前夫一起在“軍統”混過的一個哥們兒，此人姓郭，現在已經離開特務機關做起了生意。通過老郭介紹，她終于找到了一個可以幫她偷渡的漁民。
趙慧雯對偷渡之事供認不諱，但偵查員問及張友菊命案，她一概搖頭。省廳專案組訊問了整整一夜，最終排除了趙慧雯涉案的嫌疑。
七、真兇落網
3月9日，省廳專案組排除趙慧雯涉案嫌疑的當天傍晚，市局專案組在太平區長虹巷的一個小尼姑庵裡抓獲了潘小洲。
一天前潘小洲失蹤後，市局專案組對潘家四口進行了訊問，根據她們交代的情況作了一番分析，列出了十七個潘小洲有可能前往躲藏的地點，長虹巷的那座尼姑庵便是其中之一。
這座尼姑庵很袖珍，就三間平房、一個花園，外面是黃色圍牆紅漆庵門，‘庵内隻有一個尼姑，法名靜珠，三十二歲。這靜珠本名陸清姝，出身富家，自幼聰慧，十九歲從省師範學校女子班畢業後，當了一名高小教師。其時教育部門為解決師資缺乏，推出“師生同更新”的臨時措施，即初小老師随同其所教的學生一起升到高小，高小老師随考取國中的學生一起進入國中當中學老師。當然，老師更新必須得有一個前提：本身業務素質出衆，足能承擔更新後的教學工作。陸清姝具備這份素質，是以教了兩年高小就更新去教國中國文。教了一年國中，她遇到了從外校轉來的初二學生潘小洲。跟班升到了初三，這對師生竟然玩起了師生戀。最後的結果是，陸清姝懷孕打胎，辭職出家做了尼姑。
潘小洲與陸清姝的這層關系，被偵查員從其老母口中挖了出來。市局專案組通過秘密偵查，終于吃準潘小洲藏匿于尼姑庵，于是将其捉拿歸案，陸清姝涉嫌窩藏，也一并進了局子。訊問之下，潘小洲供出了真相，雖跟張友菊命案無關，卻也令一幹刑警大吃一驚。
原來，潘小洲竟是“國防部保密局”的潛伏特務，受命潛伏後，根據上峰指令将與其父潘四淵頗有交情的慣匪“海上飛”等六名土匪發展為特務，最近正準備接受台灣秘密指令，伺機進行破壞活動。潘小洲出面跟馬錦花打官司争奪房産，系受上峰指使，本意倒并非為錢鈔，而是從安全計為自己塗上一層保護色——一個對财産斤斤計較之徒，應該不會當特務的，因為當特務的一旦暴露必須即刻滑腳開溜，要房産幹嗎？
潘小洲特務案上報市局後，上司讓轉交給政保部門接着往下偵辦，市局專案組繼續張友菊命案的偵查工作。
這時候，市局專案組已經沒别的路可走了，不得不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到那個曾在張友菊命案現場出現過的瘦高個兒男子身上。3月12日，市局專案組全體出動，分頭對瘦高個兒在逍逸園附近那家小面館出現的情況進行走訪。那家面館正好地處三個派出所管段的交界處，是以這次走訪的範圍比較大。大夥兒從市局出發時，誰也沒想到運氣已經悄悄降臨了。
市局專案組副組長李寶善和刑警小段去了紫雲裡派出所。派出所指導員葛任辛把李寶善和小段讓進辦公室，沏茶遞煙，剛聊開個頭，外面來了個群衆，說要找派出所上司反映重要情況。這是一個六十歲上下的老者，說話跟公鴨有一比，偏偏嗓門兒又大，那音質擾人耳鼓可想而知。他在外間一開口，裡面李寶善和葛任辛基本上就不能開口了，說了也是白說，隻能聽他的。
接待這個老者的是留用警察老蘇。在舊社會，即便算不上惡警，也不可能對老百姓和顔悅色，現在不同了，跟人家說話得特别耐心。老蘇忍着對方的公鴨嗓聽下來，終于聽明白了，原來那老者這兩天外出時，總覺得後面似乎有人盯梢，就懷疑有人要對他圖謀不軌，不是謀财就是害命。老蘇乍一聽暗吃一驚，忙請對方坐下，遞上一杯水，請教對方貴姓。老者說免貴姓錢，草字永顯，原住太平區，年前剛搬到附近的大福巷16号居住，戶口還沒遷來呢。然後就說到正題，說來說去就是有人盯梢，至于是什麼人、幾個人、憑什麼認定是盯梢，則一概說不上來。
老蘇便換了個角度提問，錢老先生您是幹甚營生的？以前是否有仇人？是否得罪過什麼人？錢永顯說自己是廣州本地人氏，六十二歲，幹典當行營生，十六歲時從學徒做起，一直到典當行首櫃（進階店員）。兩年前回家賦閑，一向安分守己，膽子小得樹葉掉落都怕砸破腦袋，從來沒有得罪過什麼人；且向不過問政治，更不結交官府、幫會，連和尚道士也不打交道。錢永顯說完後問老蘇：“你看我這樣的一個小老百姓，在舊社會尚且沒人跟我過不去，現在解放了反倒有人盯我梢了！民警同志，您看這不是奇怪了嗎？”
錢永顯覺得奇怪，接待他的老蘇同樣感到不可思議。想來想去，他懷疑這位來訪者可能是腦子出了問題，哪根神經短路，于是便耐心誘導，指望經過婉轉的點撥使其從雲裡霧中回到清明現實中來。老蘇的用意挺好，可是錢老先生卻不肯領情，見民警不信他反映的情況，就着起急來，越着急，聲調就越高，公鴨嗓震得裡間外間的人耳膜嗡嗡作響。
李寶善尋思跟葛任辛談不下去了，遂起身告辭。哪知，李寶善注定是要撞好運的，他和小段走出葛任辛的辦公室，正好和那位錢老先生照面，不禁一怔——乍一看，這老頭兒長得競跟被殺害的張友菊一模一樣！他回頭想示意小段，看他是否有同感，小段正睜大了眼睛盯着錢永顯，嘴巴大張，像是含着一個問号。
錢永顯見李寶善從辦公室出來，以為是派出所長，當即撇下老蘇向他求告，聲稱自己受到威脅，如若政府不問不管，那肯定不是喪生就是破财。
李寶善事後承認，如果不是因為對方酷似張友菊，他肯定會跟老蘇一樣，懷疑此人精神不正常。可是，因為錢永顯這張臉跟張友菊酷似，是以他就對這個老頭兒産生了興趣。當下便朝葛任辛使個眼色，本意是想讓老葛先以派出所上司的名義出面把對方穩住，至于自己是誰，那就不必介紹了，對方認為是所長也好，副所長也好，将錯就錯，先跟他談談再說。哪知葛任辛領會錯了意思，沒說自己是派出所指導員，反而指着李寶善說這是分局刑偵隊李隊長，是下來檢查基層治安工作的。錢永顯一聽大喜，便纏着李寶善反映情況，把已經對老蘇說過的那些話又複述了一遍。
不過，李寶善不像老蘇那樣隻聽對方陳述，而是邊聽邊啟發引導，這樣一來，對方所說的内容就顯得有些靠譜了。比如，錢永顯說最近五六天裡，他出門時不管是步行還是叫黃包車、三輪車，都有人騎着一輛自行車超越他，那輛自行車是六七成新的日本“富士山”牌，他以前供職的典當行也有一輛，是以一眼就認得出。至于騎車者的模樣、身高，他卻說不上來，因為對方是從後面超越他的，他來不及細看就已到前面去了。不過，到了前面對方卻又不加速了，用和他差不多的速度行進。由于對方沒有下車，他也不知對方身高多少。從那人的背影以及踩車的動作估計，應該是個介于青年和中年之間的男子。
錢永顯還告訴刑警，在這期間，他曾去戲院看過一場京戲，幕間休息時想想覺得不靠譜，決定回家。他是個戲迷，廣州的大戲院家家都熟，是從後門溜出去的。出去後，為印證自己的這個決定是否正确，又傳回戲院前面，在停着的那幾十輛自行車周圍轉了一圈，果真發現了一輛六七成新的日本“富士山”牌自行車！至于是不是之前跟蹤者騎的那輛，那就說不準了。那輛車沒牌照，不知是根本沒上牌呢，還是車主故意把牌照卸下來了。
錢永顯反映的情況引起了市局專案組的重視，當天晚上，全組刑警開會讨論此事。衆人反複看過錢永顯和張友菊兩人的照片，除了越看越覺得此公的相貌跟張友菊酷似之外，找不出絲毫錢永顯被人盯梢的理由。錢永顯曆史清白，沒參加過國民黨和日僞政權的黨政軍警特和反動會道門，老實本分，遇事以和為貴。錢有三個子女，都已成家獨立，有穩定的工作，家庭也和睦。如此，衆刑警就形成了一個共識：張友菊可能是被兇手當成錢永顯錯殺的，至于對方為何要沖錢永顯下手，那就需要繼續調查了。
正讨論到這裡時，陳坤副局長來了。他聽了最新案情的彙報後，訓示順着這個方向秘密調查，同時安排便衣刑警保護錢永顯，這也是查摸那個跟蹤者的一條途徑。
從3月13日開始，市局專案組刑警化裝對錢永顯提供保護。派出所出面跟老頭兒取得溝通，告訴他，您的反映引起了政府的重視，警察局已經采取措施，您盡管放心活動，想上哪兒就上哪兒，保證您安全無恙，另外對您老府上也作了安保布置，絕對不會出問題。
刑警對錢永顯和其住宅進行了全方位的監控，也就僅僅一天，即當天晚上九時許就發現有人騎着那輛“富士山”牌自行車出現在錢家附近，轉了兩個圈子就離開了。刑警程熾化裝車夫蹬三輪載着李寶善進行跟蹤，卻未能成功，因為載人三輪車的速度跟自行車是沒法比的。衆刑警自然感到惋惜，還有點兒擔心被對方發覺。不過，這份擔心卻是多餘的，午夜過後，“富士山”再次出現在錢永顯住所附近，鬼鬼祟祟轉悠片刻，進了旁邊的小巷。刑警蹑足悄行閃至巷口，借着另一頭射入的路燈光一瞥，隻見那厮已把自行車靠在錢宅一側的院牆邊，支好撐腳架，正往車上爬。三名刑警待他上了自行車正往牆頭攀爬的時候直撲過去，當場連車帶人撲翻，在他身上發現匕首一把，腕上還戴着一塊金表。
押解市局訊問時，最初這厮一口咬定他是想進錢宅行竊，直到專案組長譚祖德派刑警駕車把張友菊的家屬、逍逸園花匠老韋、清潔工黃媽接到市局，經辨認确認金表系張友菊生前之物，被捕者正是命案發生之前及當天都曾出現在現場的瘦高個兒男子後，他才交代了作案情況——
案犯名叫齊高舟，廣東省新會縣（今江門市新會區）古井鎮人氏，三十五歲，父母早亡。少年時出家七年，練得一手南拳。十七歲入粵軍陳濟棠部當兵，因擅長散打擒拿，且生性機靈，被選人陳濟棠的特别衛隊。特别衛隊其實并不承擔警衛勤務，隻負責執行暗殺、綁架、爆炸、縱火之類的特别使命，相當于後來“軍統”的行動處，是以，齊高舟接受的都是行動特工的那套訓練。
1936年，陳濟棠聯絡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反蔣抗日”的旗号發動“六一事變”，失敗後逃亡歐洲，其特别衛隊遂作鳥獸散，齊高舟于是在江門做了一名小販。不久，娶妻生子，過着一份清貧但還算安逸的小日子。從1936年到1949年這十三年裡，齊高舟經曆了抗戰、解放戰争兩個曆史階段，盡管身懷特殊技能，完全可以施展出來謀利，可是他一直沒有出手，這可能跟沒有人登門勸其出山也有關系。新中國成立後，一個不速之客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迹。
此人名叫朱義淳，是當初齊高舟在陳濟棠特别衛隊時的排長，和齊高舟拜過把子，後來跟着陳濟棠去了海外。抗戰爆發後，陳濟棠回國出任國民政府委員，朱義淳卻留在香港當了資本家的上門女婿，跟着嶽父做起了生意。抗戰勝利，老朱回廣州探訪親友時跟齊高舟見過面，送了義弟一份厚禮。廣州解放後兩個餘月，1950年元旦前，老朱又回來一次，這次是特地來找齊高舟的，他要求義弟為其辦一件事兒——殺一個人。
朱義淳告訴齊高舟，要幹掉的那人名叫錢永顯，是個六十來歲的老頭兒，原在典當行，現已回家養老。為什麼要殺他呢？老朱生意場上的摯友老馬的嶽父是南洋富商，晚年移居香港與女兒同住。這富商終生未娶，所謂女兒是抗戰初期香港尚未淪陷時在交際場上逢場作戲認下的。不過，老馬夫婦對富商照料得很好，這後面當然也有着一份觊觎其财産的用意。不久前，一向健康的老人查出患了肝癌，驚懼之下精神崩潰，癌症倒是得到了暫時性的控制，卻成了精神病人。
根據法律規定，老人雖然尚未去世，但因患精神病，是以即使立下遺囑也是無效的。是以，老馬的妻子隻要準備一應材料證明她确系老人的幹女兒，待老人去世後就可繼承遺産了。可是，老馬聘請的律師在進行相關準備工作時卻意外發現老人在移居香港前是立過一份遺囑的，言明其身後将一半财産贈予其表弟錢永顯，附加條件是隻給錢永顯本人，其家屬無權繼承；另一半财産倒是留給幹女兒的。老馬夫婦面對這個意外情況感到難以接受，便動了把錢永顯幹掉以獨霸财産的念頭。
老馬把這事跟朱義淳一說，朱雖然願意相助，可其時他已是一個大腹便便的中年胖子，當年的身手不再，不可能親赴廣州幹掉錢永顯，于是就想起了義弟齊高舟。此次前來找齊高舟，言明老馬那裡願意為這樁活兒支付黃金十兩，先付定金三兩。齊高舟既重義兄之情，又貪圖那十兩黃金，再說這活兒也不難做，就答應下來。
朱義淳給了齊高舟一張錢永顯的照片，那是從十年前老馬的嶽父去廣州時與錢永顯的合影上裁剪下來翻拍的單人像，位址卻沒有，不過提供了一條線索：錢永顯是典當行老手，對古玩鑒定頗有一手，是以他經常去廣州市古玩業公會與一班古玩發燒友交流。朱義淳讓齊高舟去古玩業公會守候，必能守到。
齊高舟這一守，卻遇到了長相與錢永顯酷似的張友菊。張友菊是廣州頗有名氣的古董玩家，他也喜歡光顧古玩業公會，跟那班行家神聊。中風康複後去得少了，哪知年初五古玩業公會接财神菩薩時應邀去露了一下面，恰恰就讓齊高舟撞着了。齊高舟見他的長相、年齡都跟朱義淳說的一樣，又暗暗對着照片反複核對，最後認定此人就是目标，便跟蹤到了張友菊的宅第。之後，連續數日跟蹤，摸清其每天早晨要去逍逸園晨練的規律，就在2月27日下了手。
行兇後，齊高舟扔掉兇器混在現場人群裡看熱鬧，哪知聽人說死者姓張而非錢，更不是從事典當業的，便知殺錯了人。這厮膽子甚大，且具有職業殺手的素質，馬上決定重新開始，非要把正主兒幹掉不可。幾天後，他再去古玩業公會守候，果然讓他撞到了錢永顯，故伎重演，仍舊跟蹤到其宅第。之後又連續跟蹤了幾天，發現這個目标的活動沒有規律，隻好夜晚入室行刺，不料卻被刑警蹲守拿下。
1950年6月9日，齊高舟被廣州市軍管會判處死刑，執行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