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毛國典
展覽作者：胡抗美
主持人：剛才，你在講“筆法的意義”這個問題時，講到“锺王”是帖學的源頭。請你順着這個源頭，談談你對帖學的認識。
胡抗美：關于帖學這個問題，康有為有個定義：“晉人之書，流傳曰帖。”他把帖學定義得非常準确，我們學習書法經常遇到的顔真卿、張旭、懷素、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楊維桢、徐謂、王铎、傅山，等等，都是帖學的代表性人物。
帖學的發展有兩個曆史階段。一是唐代人臨摹晉書，如《蘭亭序》。我們今天看到的《蘭亭序》，實際上不是王羲之寫的，而是歐陽詢、褚遂良等唐代人臨摹的。二是到了宋代開始刻帖，對晉人之書，也包括唐人的經典進行刻帖，這就是閣帖。我們要厘清帖學和閣帖的不同，帖學是一個大的層面，包括晉人之書及流傳、刻帖，以及所有的帖學行為、帖學現象，而閣帖是一個特指，尤其是從《淳化閣帖》開始，就形成了這樣一個特殊的現象。我們對帖學的了解，實際上是從閣帖開始的。因為我們誰也沒有見到過晉人真迹。從晉人之書，到閣帖，中間有600年的曆史。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康有為提出來“帖學大壞”，對帖學提出了批評。我們怎麼來看待這個問題，就涉及到碑帖關系問題，前面我談到筆法的意義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涉及到了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怎樣學習帖學？
第一，黃庭堅說：“今時學《蘭亭》者，不師其筆意，便作行勢，正如美西子捧心而不自寤其醜也。餘嘗觀漢時石刻篆隸，頗得楷法，後生若以餘說學《蘭亭》，當得之。”學習《蘭亭序》，不學習篆隸，你肯定學不好。在碑學思潮過程當中提出了一個委婉的概念，叫“二王外有書”，因為在碑學思潮之前，帖學是大一統的，至少是從唐代以後，一直到清中期的時候，帖學産生了這樣一個概念。“二王”本身就是和碑學聯系在一起的。
第二，大家可能讀過沙孟海的《近三百年的書學》，在這篇文章裡面，沙孟海說：“近三百年裡的帖學家，有一派（大多數）是守着二王遺法，隻在二王範圍以内求活動的；有一派（少數）想要于二王以外另開一條路徑的。”他舉例說，如董其昌、王铎、姜宸英、張照、劉墉、姚鼐、翁方綱、梅調鼎，這是純粹走得“二王”，這是在“二王範圍内求活動”的。那麼，在“二王”外另辟蹊徑的，他舉例黃道周、倪元璐、沈曾植。
第三，沙孟海在這篇文章當中，單獨列了一個“顔字”，這是很重要的環節，因為前面我講到篆隸筆意的丢失，是從唐代開始的。我們現在所了解的“二王”，可能并不包括張旭、懷素，并不包括楊維桢、徐謂，顔真卿的意義就在于他對篆隸的回歸做出了貢獻。沙孟海說：“顔真卿的字，有的說他出于《高植墓志》，有的說他出于《太公望表》，有的說他出于《瘗鶴銘》，有的說他出于《郙閣頌》……這些評語，各有各的意思。其實，他是無所不學的，他那副雄偉深厚的精神，全從漢碑得來，用筆方法，是把锺繇參入隸體中，換句話說，就是用隸書的方法來寫真書。”我認為他講得非常有道理。人們對帖學與碑學的思維慣性，造成了人們對書法的許多誤解，我認為碑學思潮的實質，是對魏晉帖學的捍衛。捍衛的措施就是有力地解決帖學發展中的問題，如不同時代，翻刻造成了帖學源頭的失真、變味。碑學不僅是帖學的源頭，而且通過碑學運動具體地提出了解決帖學的一些具體辦法。
另外，還有一個刀與筆的關系問題，刀向筆學習，筆也向刀學習。在帖學的認識當中，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刀與筆是一個互相轉換的關系，我們不要人為地将兩者對立起來。
（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