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位于秦都雍城郊外的雍山血池遺址，總面積達470萬平方米，是目前所見時代最早、規模最大（總面積達470萬平方米）、級别最高、持續時間最長（700餘年）、文化内涵最完整的秦漢時期國家大型祭祀遺址。圖中可見遺址所處位置及周邊環境。
1914年冬至，袁世凱身着他結合“周禮”概念恢複的祭祀禮服，于北京天壇舉辦了堪比皇帝之尊的祭天大典。袁世凱妄圖複辟稱帝的野心，如此已路人皆知。衆所周知，在儒家文化主導的中國帝王時代，都城南郊的祭天傳統素來是與皇權威嚴緊密相連的。其曆史可上溯至近兩千年前的西漢末年，彼時權臣王莽已将年少的漢平帝掌控于鼓掌，随即開始逐漸推行起自己儒家治國的瘋狂理想，其中就包括“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複還長安南北郊”（《漢書·郊祀志》），即效仿周初于長安南郊建立禮制建築。而這，也為日後新莽王朝在行将被綠林軍消滅之際，王莽率領滿朝官員于此“哭天”，企望上蒼可以開恩助他扭轉頹勢，埋下了荒誕的伏筆。
那麼問題來了：王莽以前的中國帝王，又是如何祭祀神明的呢？
玉為山川之精，天地之精，在商周時期，就被用來制作祭祀天地時使用的重要禮器。春秋戰國禮崩樂壞，人們附加在玉上的神性和禮義漸漸消失。圖為秦漢血池遺址中發現的玉明器組合，無論造型還是玉質，都已無法和商周玉禮器相媲美
故事要從起于今甘肅省的秦人剛剛救周朝于犬戎之手，被列為諸侯開始講起：秦襄公自認是西方天神白帝（少昊）的代表，于是在其封地建立“西畤”為之祭祀。何為“畤”？《史記·封禅書》中說，“蓋天好陰，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西畤”的建立，開啟了此後一路向東、挺近關中的秦人，随都城遷移而設“畤”的曆史。其中，位于今陝西省寶雞市鳳翔縣的秦人故都雍城，有傳言道其地勢高，神明便“聚居”下來，秦人在到達前此地就已有畤存在，雍城的祭祀傳統或起源自黃帝時期，直至周朝末年。定都這座“聖城”後，從秦文公至秦靈公的三百多年間，分别祭祀白帝、青帝（太昊）、黃帝、炎帝的鄜畤、密畤、上畤、下畤，在雍城周邊陸續出現，即後世著名的“雍城四畤”。迨至秦始皇一統天下，雖然秦人亦祭祀各式名目的大小神明，但地位最為尊崇還是非雍城四畤所祭天神莫屬，其祭祀大典皇帝都會親臨參加。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秦朝崩塌，劉邦創漢。戰勝項羽前，劉邦入主關中，忽然好奇起雍城四畤，發現其中唯獨不祭祀“五帝”中的北方天神黑帝（颛顼）。未來的漢高祖不禁感言：“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于是設北畤，并延續秦朝雍城祭祀制度。自此，幸“雍城五畤”又成為了西漢皇帝重要的“待辦事項”，僅漢武帝一生就曾“郊雍”13次。
經局部解剖發掘的“壇場”結構
那麼，曾在中國帝制史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雍城祭祀制度，至今豈能片羽不留痕？果然，在東南距離雍城遺址12公裡的雍山山梁上，考古工作者于上世紀80年代發現了一座“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的圓錐形土台。這一線索最終促成了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國國家博物館等機關組成聯合考古隊，于2016年對“陝西鳳翔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展開發掘，并将北畤這一“通天之地”，呈現于今人面前。
“夯土台”正如人們對畤的想像：登上通高5.2米、基座直徑23.5米的“壇”，壯闊雍山盡收眼底，壇上可能還存在過沿用至秦漢以後的亭、閣類小型建築。壇外是一圈環狀的“壝”，這裡應是原先壇牆的所在。壝外還有三層逐級擡高的“場”，即文獻記載人們登山而上的“垓”。此外，夯土台周邊又發現了從山下不同方向通向這裡的道路遺迹，所謂“神道八通”；附近山梁高處，另殘存疑為皇帝主祭的“齋宮”、祠官常駐的管理建築或祭具存放場所的基址與材料。總之，血池遺址不僅為畤無疑，而且保留完整，兩千餘年前帝王祭祀神明的虔誠與豪邁，仍令人仿若曆曆在目。
實用原大車四馬長方形深豎穴祭祀坑
那麼，皇帝迢迢至此，又是如何祭祀？史載簡略，可知秦德公在建都雍城的第一年就曾以三百牢——牛、羊、豬各三百頭祭祀鄜畤。甚至“血池村”這一如今地名也給人浮想，或否這裡曾作犧牲的宰殺與采血場地？畢竟《明史》中提到，北京天壇圜丘壇南門外設有處置犧牲的燎爐血池，以表達不忘祖先茹毛飲血之意。
此次發掘出的近百處祭祀坑，成為了管窺雍城祭祀規格的絕好樣例。其中一類形制較大的長方形豎穴深坑，坑底、四壁、頂部都有木闆，使祭祀坑仿佛一件超大木箱。其中祭品包括：四匹幼馬、一輛配有精美青銅飾件的模型馬車、多件玉器（男女玉人、玉琮、玉璜等）以及模型弓弩、箭镞。這一簡約不簡單的模拟戰車情境，應該便是祭祀者為神明瘗埋的“禮物”。考古工作者通過對血池遺址的發掘，推斷出了一些當時祭祀大典的具體細節：提請、擇吉日、出行、抵達、滌牲、省牲（君主親自過目馬牲的口齒年齡和毛色）、宰牲與聚血、入齋宮（做靜思、沐浴和更衣祭祀禮儀之前的準備）、壇場祭獻、迎天神（燔燎祭祀與歌舞演唱）、送天神、撤馔、瘗埋……
血池遺址的祭祀坑有3200餘座之多（圖中黃點所示為其中的一部分），可分為車馬祭祀坑、三牲獻食祭祀坑與血祭的空坑三類
繼2005年考古學家于甘肅省禮縣鸾亭山發現西畤遺址後，血池遺址使秦漢祭祀體制得以進一步廓清，因之摘得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最近兩年，紮根雍城考古近三十年的血池遺址領隊田亞岐先生進一步指出，劉邦創設的北畤，應是從秦人的上畤原址發展而來。想來漢代皇帝來到秦人故都已是舟車勞頓，不可能把“雍城四畤”分别祭祀一遍，便以北畤為代表，對“雍城五畤”進行統一祭祀。而當皇帝不能親臨祭祀大典時，在血池遺址周邊發現的“烽頭台”還會點起“權火”，一路向京城傳遞祭祀的資訊，由此進一步省卻皇帝的勞煩，非常的友善。
但如此這般，仍不能阻止雍城祭祀制度最終的淪落。勞民傷财的祭祀大典不僅不能真正“與天滋潤，強國富民”，反而加深了社會沖突。更重要的是，皇帝奔赴秦人故都行最進階别祭祀大典，與日漸掌勢的儒家觀念産生了龃龉。因年少時“鑿壁偷光”而聞名後世的大儒匡衡，即向漢成帝進言，稱雍城四畤本是諸侯秦國的祭祀體制，“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而在長安南郊祭天，“天—陽—天子—京城”形成了高度的統一，再好不過。自此，雍城祭祀體制見證了中國帝制通過推行儒家向中央集權轉型的曆史程序，開始逐漸風光不再，也便鋪墊下了日後王莽“哭天”及至袁世凱“祭天”的一系列故事。
其實想來，雍山之上的郎朗晴天千年未變，為何此地北畤卻化為陳迹？怕是人心滄海桑田，所謂虔誠，終是出于對現世的計算。
本文刊載于《中華遺産》雜志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