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雕版印刷術的發明已有一千多年的曆史，後來又出現了活字本、石印本等版本類型，是以熟練利用古籍牌記，對準确鑒定古籍版本，儲存人類文化遺産将起重要的作用。
1、牌記的内容、類型、特征
牌記，是出版者用以說明版本情況的一種專門标志，又叫牌子、書牌，或稱書牌子。牌記主要記錄刊刻時間、刊刻地點、刊刻者姓名、室名，甚至書坊字号、版本特點以及刊刻經過。帶有牌記的書籍起源于唐、五代，到了宋、元，已廣為推行，但最多的還是明、清兩代的刻本。最初的牌記隻是無邊框的題識，後來發展到在文字的周圍框以方格。常見有單行形、雙行形、三行形、四行形、長篇形、瓦當形。再後出現了鐘鼎形、香爐形、琴瑟形、蓮龛形、印章式等各種樣式。牌記所用字型通常有真、草、隸、篆四種。例：
民國二十年刊本《蓼辛詞一卷》，有“辛未嘉平镌成”隸書單行牌記。
清同治九年刊《說文解字義證》，刻有“同治九年湖北崇文書局開雕”篆書雙行牌記。
清光緒刊《玉函山房輯佚書》，刻有“光緒九年癸未長沙女郎 環館補校開雕”真書三行牌記。
清光緒刊《惜抱軒遺書》，刻有“光緒巳卯春三月桐城徐氏集刊歸安楊岘署檢”隸書四行牌記。
清嘉慶十八年黃氏士禮居刻本《論語音義》，刻有“孝經今文音義論語音義各一卷香嚴書屋藏汲古閣影宋鈔本士禮居倩人影寫重雕癸酉新秋工竣并記”真書長篇牌記。
民國十一年石印《小倉山房尺牍》，印有“掃葉山房”瓦當圖案牌記。有的牌記進行了藝術加工，造型優美，有很高的藝術性。例：
鹹豐七年梁氏十二石山齋本《 簩以詩》即有鐘鼎形牌記。
明萬曆四十年書林餘仙源刻本《新锓鈔評校正标題皇明資治通紀》，此書牌記，上覆荷葉，下托蓮花，獨具一格。
蒙古定宗四年張存惠晦明軒刻本《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刻有長篇牌記，頂部二龍飛舞，底部雙龜靜伏，圖形巧思異構，風味别調。
2、牌記的分布
牌記不但内容豐富，形式多樣，而且分布靈活，無固定位置，它們有的出現在序文、目錄、跋之前後，有的反映在卷首、卷中、卷末，有的直接刻在版心處，還有的将刊刻時間和藏闆處直接刻印在書的封面，再有的一書出現兩種以上牌記現象，例：
明成化十七年書林劉氏溥濟藥室刻本《新編醫方大成》，序後刻“成化辛醜書林劉氏溥濟藥室重刊”楷書雙行長方牌記。
明嘉靖十四年袁耿嘉趣堂刻本《世說新語注》，跋後刻“嘉靖乙未歲吳郡袁氏嘉趣堂重雕”行書長條式牌記。
明建業張氏銅活字印本《開元天寶遺書》，卷首刻“建業張氏銅闆印行”單行牌記。
元嶽氏荊奚谷 家塾刻本《春秋經傅集解》，卷二刻“相台嶽氏刻梓荊奚谷家塾”篆文雙行牌記。
明正德十一年華堅蘭雪堂銅活字印本《春秋繁露》,卷末印有“正德丙子季夏錫山蘭雪堂華堅允剛活字銅闆校正印行”楷書三行牌記。
清乾隆三十年鮑氏知不足齋刻本《湖山類稿》，版心處刻“知不足齋正本”牌記。
清乾隆十三年刻本，《春秋大事表》，封面印有刻本年代、初輯者、藏闆處等内容牌記。
3、牌記作用
從牌記的類型、特征可見，牌記上刊刻的年代，一般來說能給版本鑒定者确定版刻時代提供直接可靠的憑證。例：明正德本《文獻通考》，目錄後刻有“皇明正德戊寅慎獨精舍刊行”牌記和卷348末刻有“皇明正德已卯歲慎獨齋刊行”牌記，由此可證明此書是正德十三（1518）至正德十四年（1519）刻成。牌記上反映的著者、編輯者、校勘者，能給鑒定者提供真實可信的版本依據。例：同治甲子年刻本《唐人說會》封面欄上橫題：同治甲子冬镌，右刻：長沙周愚峰訂，山陰陳蓮塘輯，左側下方刻：雙門底緯文堂藏闆，由此讓鑒定者正确無誤地判斷出刻本年代、校訂者、編輯者以及藏闆處。牌記上出現藏闆者、版刻地、刻工名以及刊刻經過等文字，能給版本鑒定者鑒定版本、考訂版本源流提供重要的參考。例：元刻本《論語》，各卷卷末刻有一處長方形或橢圓形的牌記，其中寫着“盱郡重刊廖氏善本”。由此可知道是南京廖瑩中世彩堂刻本的重刊本。又例：明嘉靖間宗文堂刻本《皇明文衡》的目錄後有牌記曰：“《皇明文衡》一書，原版出在金陵，乃於我朝名賢之所著，纂集百餘卷。今書坊宗文堂購得是本，命工刊行，以廣其傳，四方君子幸為鑒焉。”據此可知宗文堂本出自金陵原刻。一些獨特造型的專用牌記，還往往能給版本鑒定者據此判定版刻年代提供有力的證明。例：南宋鹹淳間廖瑩中世彩堂刊本《昌黎先生集》，用的是“亞”字形牌記，中間篆書“世彩堂廖氏刻梓家”二行字。據《古籍版本學概論》一書記載：上海圖書館收藏的舊刻本《顔氏家訓》，曾經過清代名家何焯、孫星衍、錢大昕、黃丕烈等人鑒定，宋椠元刊，莫衷一是。最後還是根據刻本中一個琴形牌記“廉台田家印”确定為元刻本，因為這個特殊圖案的牌記隻在其他元刻本中出現過。是以，牌記作為版本鑒定的依據之一，在古籍版本鑒定中往往起到重要的作用。
4、利用牌記，鑒定版本應注意的問題
（1）要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來為我所用。很多古籍的版本源流問題，前人早有考訂，特别是清代的一些著名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和校勘家，他們對古籍版本的研究，遠勝今人，常有精湛絕妙、定不能移的論斷，我們應加以充分吸取。但在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中，還要注意避免盲聽盲從，因為智者千慮，難免一失，即使是名家裡手的考證也未必能盡依盡信。例如：清代名家黃丕烈對宋版頗有研究，自命為老眼。曾說過宋本闆口從無闊黑口，到見了宋刻本《新定嚴州續錄志》，闆口闊而黑時，仍懷疑不是宋刻本，後與顧千裡仔細研究，才肯定為宋版。據此可知白口黑口不能作為宋元本的唯一差別點。
（2）根據牌記來考訂版本源流時，注意有例外的情況出現。一般是後人翻刻時将牌記或封面照樣刻入造成，也有後人在用某書原版重印時換刻了封面，而正文并未改動，封面雕镌年月與原版刻時間不同，貌似另一刻本。另外，還有後世作僞，挖改牌記，以冒充早期刻本的情況。例：中國曆史博物館圖書館收藏的一部嘉靖年間王延吉吉覆刻宋黃善夫本《史記集解索引正義》，其序後原有的“震澤王氏刻于恩褒四世之堂”及目錄後原有的“震澤王氏刻梓”兩個牌記均被挖去，即是用明本充作宋本的一個明顯例子。
（3）牌記作為古籍鑒定的依據之一，要結合原書的序跋、批校、印章、版式、行格、字型、紙墨、刻工、諱字等古籍本身特征來綜合考訂，互相對比，互相鑒别，互相印證。我們在研究古籍版本中，要運用哲學辯證原理去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辯證地思考，批判地繼承，綜合地考訂，這就是我們在古籍版本研究中運用牌記應注意的方法。
研究牌記在古籍版本鑒定中的作用，對于挖掘、保護、繼承、利用民族文化遺産有着積極的意義，讓我們共同努力，為中國古文化發揚光大作出應有的貢獻。（顧惠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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