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子賢：融通的心學思想：讀《六經皆心學：宋濂哲學與浙東學術》

【導讀】元末明初之際的思想家宋濂在後世因文章而頗負盛名，但他思想的豐富性以及在儒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未得到應有的彰顯。宋濂是程朱理學向陽明心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一環。《六經皆心學：宋濂哲學與浙東學術》一書系統梳理和剖析了宋濂以心學為根基，融彙文學、史學，并以通達的态度在緻用層面吸納佛學和道學的學術思想，是儒學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收獲。

【關鍵詞】宋濂 心學 浙學

宋濂是元明之際重要的思想家，對後世影響深遠。在元朝時他就已享譽一方，入明後宋濂更是因負責編纂《元史》等數個重大的文化事項而被譽為明初第一文臣。宋濂建構了以心為本體的思想體系，在繼承浙學先賢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心學思想，對陽明心學産生了重要影響。學界對宋明心學的關注主要集中在陸九淵、王陽明以及陽明後學幾個問題域，近年來人們也開始進一步探究明代陳白沙、湛甘泉與陽明心學的密切關系。宋濂作為宋明心學中承上啟下的關鍵，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浙學從呂祖謙開始就重視文章，發展到元代中期，黃溍等人則以文名于世。《宋元學案》指出浙學理流而為文，同時将宋濂視為佞佛者。這些觀點對後人影響深遠。近年來已有研究者注重從多角度剖析宋濂的文學成就，但對其儒學思想缺乏深入探讨。劉玉敏的《六經皆心學：宋濂哲學與浙東學術》[1]（以下簡稱“《六經皆心學》”）系統探析了宋濂以心學為根基的思想，在此基礎上厘定其與浙學的關系。這一研究是在全面剖析宋濂，是對思想史上真正宋濂的還原，對進一步探明明初儒學的發展情形有重要的意義。

宋濂在自述中表明：“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稱之，則又艴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窮之而未盡也。聖賢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2]他并不認可文人的身份界定，深知自己肩負着重振儒學的重任。宋濂學識通博、思想豐富，對明朝及後世影響深遠。高足方孝孺指出：“斯文也，公之所為，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為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德業之盛，以歌詠太平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3]方氏擔心後人隻注意到宋濂的文章成就，而忽略其對思想文化的重要貢獻。這也可說明對宋濂思想整體探究的重要性。《六經皆心學》一書從宏觀的視野探析了宋濂的儒學觀，以此為根基，進一步探究其曆史觀、文學觀、三教觀。在此基礎上，作者試圖闡發宋濂對明清浙學的影響。

陽明心學是明代思想史上最耀眼的成就。學界受《宋元學案》中将心學視為獨立起源的觀點影響較深，更為關注陸九淵、朱熹對王陽明的影響。朱、陸的影響至關重要，但明代心學并非橫空出世。明代早期的程朱學派在經曆着顯著變遷之下，亦假設其變遷有一指定之方向，即預期心學一派之崛起，此心學至王陽明而造其極。[4]陳榮捷先生非常敏銳，看到了明初儒學思想對陽明心學産生的重要性。《六經皆心學》沒有局囿于固有觀點，在爬梳原典的基礎上，拈出宋濂思想的獨創性。作者指出宋濂建構了以“心”為核心且體系完備的哲學本體論，最大的特色是将心學與經學相結合。心是本體，包蘊天下一切之理，理主宰氣，進而化生萬物。六經是對心中之理的記載，經心一體，學習六經是治心的正途。進而作者提出宋濂的工夫論是以持敬涵養、研讀六經為核心。

從元代開始，理學家們雖然以朱子學為宗，但已經融入陸學，試圖調和朱陸。随着朱子學統馭地位的确立，它已顯現出過度注重傳注、開始僵化的端倪。《六經皆心學》指出宋濂的心學思想是對浙學先賢呂祖謙、張九成的繼承和發展，關于六經與心關系的思考對王陽明有重要影響。宋濂“六經皆心學”的觀點有較強的現實針對性。士人們有将理學視為謀取名利工具的傾向，對義理的闡發流于文字層面，更甚隻知拾人牙慧。在此情形下，宋濂強調人們讀書的旨歸是要于心深處有所得，研讀六經則是修心的正途。這一觀點在當時有很強的影響力。方孝孺傳承宋濂的觀點，提出六經需要人們盡心，并從曆史的次元進一步論述六經的重要性，将其視為對人類至高智慧的記載。六經的學習不能止步于涵養心性，而是在個人道德境界提升的基礎上，要讓“道”在更廣大的範圍和層面得以呈現。方孝孺強調對心的涵養最終要在踐履層面予以落實。宋濂的心學思想不論在當時還是後世都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影響。

宋濂的心學思想在其曆史觀和文學觀中一以貫之。作者指出宋濂具有自覺的曆史使命感，以倫理道德為準則形成道德曆史哲學，并提出“經史不異”的觀點。史書中也蘊含着“聖人之心”，需要仔細研讀，同時也看重家史即族譜的修訂，能利于民間自治。明朝初立，面臨是否承認元朝合法性的問題，楊維桢、王祎、胡翰等人都對正統思想進行了探讨。方孝孺進一步弘揚宋濂的道德曆史觀，以“居正”為核心提出“變統”說，進而嚴格地差別于正統。他試圖通過史書記載中的禮法差别以反對“變統”。方孝孺将宋濂的道德曆史觀進一步具化，對後世楊慎、章潢等人都産生了重要影響。元朝統治者荒于文治，朱元璋則一改其對百姓管理的粗疏，推行嚴苛的律法來管制百姓。在此情形下，修訂族譜有利于社會發展。方孝孺在宋濂的基礎上不斷完善宗族思想。他提出以修訂族譜為重要内容的系統宗族思想，并通過簡化和調試積極地在現實生活中予以推行。修訂族譜有了經世緻用的重要性。

文道關系是中國文論史上的重要論域。宋朝的文章家和道學家彼此敵對，文道分裂的情形比較嚴重，從宋末到元代的主流是反對文道的分離。虞集、王祎等人都提出“文與道一”的觀點。《六經皆心學》提出宋濂的文學創作真正實作了文道合一，他重新界定“道”是聖賢、六經之道，“文”是六經之文，強調六經是為文的根本。浙學的文章觀念中有重視六經的傳統。宋濂的恩師黃溍提出：“作文之法以群經為本根，遷、固二史為波瀾。”[5]同門王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崇六經，将其視為文章的最高樣态，是對永恒之道的記載。人們若效仿聖人之文，以載道為旨歸，就能寫出與聖人不會相差太多的文章。方孝孺在繼承宋濂以“六經”為至文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道”的遮蔽是文章衰敗的根源。後世學者隻能在語言層面下功夫，使得文學逐漸衰弱。古人文章醇正以闡明仁道為根基，而今人一味追求文辭華美，将文章視為封官晉爵的工具。宋濂的文道觀和文學創作是對當時“文道胥失”現象的有力匡正。

宋濂深谙儒、釋、道三家教義，著有大量關于佛學、道學的文章。晚明僧人輯錄其關于釋學的作品編為《護法錄》以振興佛教。《六經皆心學》指出宋濂以文辭弘揚佛法，強調教禅同源，試圖會通各派别以減少内部紛争。他在尊重三教義理各異的基礎上，從緻用教化的次元推崇三教相通。明初朱元璋采取以儒家為主導，對佛教、道教積極扶持利用并嚴加管控的政策。唐代的密宗、宋代的理學使儒、佛在義理層面都擁有比較完善深邃的體系。在此情形下，宋濂能直面三教原典，以更通達的态度面對三教。《明儒學案》将方孝孺視為明代理學的開山，因宋濂重視佛學，是以突出方氏受家學影響，進而剝離宋、方二人學脈上的關聯。黃宗羲的設計自有其苦心孤詣，但與事實不相符。方孝孺的儒學、文學、史學、政治思想均是對宋濂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六經皆心學》勾勒出從張九成建成體系，經楊簡、錢時、宋濂發展，到王陽明、劉宗周等人集大成的浙江心學，他們因注重從儒家經典中闡發心學思想、經史文合一而差別于陸九淵的心學一派。作者通過對宋濂思想的闡發以呈現其在學脈中的重要性。在易代的特殊情境下，宋濂主要從史料記載、融儒入佛、佛教普及的次元弘揚佛法。他依舊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最終訴求，不能因重視佛教而忽略宋濂儒學思想的重要性。程朱以理為本體，心為客體，強調理一分殊、格物緻知；後學有割裂心理、注疏支離的流弊。陸九淵以心為本體，注重道德踐履；後學有流于疏淺，空談頓悟的弊端。宋濂重視六經，強調要于心有所得，以匡正朱陸後學的弊病。他将文學、史學都視為弘揚仁道的重要路徑，通過撰寫大量優美的文章和史料，将儒學思想蘊含其中。《六經皆心學》深入系統地探究了宋濂思想，對全面觀照宋濂進而明晰明初儒學的發展情形有重要價值。

注釋：

[1]劉玉敏.六經皆心學：宋濂哲學與浙東學術[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此書為作者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成果。

[2]（明）宋濂.宋濂全集[M].黃靈庚編輯校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294.

[3]（明）方孝孺.方孝孺全集[M].徐光大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454.

[4]陳榮捷.朱學論集[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215.

[5]（元）黃溍.黃溍集[M].王颋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367.

原刊于《中國圖書評論》2021年11期。僅作學術分享，若有侵權，聯系即删，十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