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藝朝（複旦大學曆史學系博士生）
陳寅恪約在1940年代嘗言“中國之内政與社會受外力影響之巨，近百年來尤為顯著”。近代中外交往頻繁，留下了大量的史料，這對于我們研究中外交流史、外交史和中外互識等問題提供了寶貴的材料。《近代中外交涉史料叢刊》是由複旦大學中外現代化程序研究中心主編、整理近代中外交涉交往材料而成的史料彙編叢書。其整理團隊的成員多為活躍在學界第一線的高校内年輕學者，在工作特色上表現為整理與研究相結合，叢書各種均附有問題意識明确、論述嚴謹的學術性導言，便利于讀者的閱讀與了解。《叢刊》第一輯共十種已于202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得到學界和讀書界的歡迎和好評。該《叢刊》的整理刊行，拟為一持續的事業，後續工作也正在推進之中。
複旦大學中外現代化程序研究中心編《近代中外交涉史料叢刊》第一輯
2021年11月6日，由複旦大學中外現代化程序研究中心與複旦大學曆史學系聯合舉辦的“鈎沉與拓展”：“近代中外交涉史料叢刊”工作坊線上、線下同步召開。三十餘位學者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媒體代表出席會議。
會議首先由複旦大學中外現代化程序研究中心主任、複旦大學曆史學系章清教授緻辭。章清教授首先感謝了與會專家學者的到來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對第一輯《近代中外交涉史料叢刊》的支援，希望借助本次工作坊持續推進近代交涉史料的整理與研究，也希望專家學者與編輯通過工作坊實作更好的溝通。
一、書信、報刊及圖像史料的利用
會議第一場由複旦大學曆史學系戴海斌教授主持。四位學者圍繞書信、報刊與圖像史料進行報告。
馬忠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以《台北近史所藏辛亥前後梁啟超函劄考釋》為題，介紹并考釋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康有為存劄。這批書信可能是近史所從康有為之子康同籛處獲得，現已整理并發表于今年7月出版的《近代史資料》中。存劄中有梁啟超親筆書信18封，從中可見梁啟超對甲午前後朝局的觀察和評價；梁啟超未随伍廷芳出使緣于他擔心受後者挾制且不願放棄《時務報》事業；康黨刺殺劉士骥案，梁啟超事後知情并幫助同門窩藏案犯；梁啟超對載沣攝政後的國政非常失望，但對自己治理國家的能力極為自信。從中亦可見康梁師生間坦誠情誼。通過考釋，這批函劄可澄清曆史疑點，豐富我們對康梁政治活動的認識。
姜鳴（複旦大學中外現代化程序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強調了近代史料中的“一對一”往來書信集的整理工作。近年來，尺牍整理、出版成為史料發掘的一個重要領域，其中“一對一”的往來書信可能是最有趣、最有價值的部分。它給了我們一個長時段觀察、研究的視窗，非常寶貴，如史學界常用的《中國海關密檔》及近年整理出版的《李鴻章張佩綸往來信劄》《陳寶琛張佩綸往來信劄》《張佩綸家藏信劄》等都是此類。“一對一”書信集的價值展現在對通信作者人際關系及他們對政治、外交、軍事、經濟和社會文化的全方位了解。通過有應有答的一對一信件，研究者可以完成對某一事件的連續追蹤，避免閱讀單向信件的缺憾，進而更深刻地把握曆史真相；還能找到當年的現場感，觸摸曆史溫度，了解人物沖突，使作品能夠代入寫作者和曆史時代互相溝通的情緒，也能把讀者真正代入到曆史沖突的現場。在書信整理中應當高度關注“一對一”信件的順序複原，這樣可以大大提升史料價值。
蔣海波（神戶孫文紀念館主任研究員）的報告以神戶《東亞報》為研究對象。《東亞報》是日本最早的中文雜志。維新運動期間，康氏弟子和族人與廣東商人、熱心中國變革事業的日本士人一起創辦了《東亞報》暨神戶東亞書局，辦報者包括萬木草堂大弟子韓文舉、族弟韓昙首等中國人及橋本海關等日本中國通。該報的刊載範圍幾乎涵蓋了所有的“新學”，集中在宗教、政治、法律、商務與“藝學”五方面，最大特色是登載了衆多的學術譯文。主要欄目有論說欄、宗教欄、法律欄與新書譯錄欄等。該報因戊戌政變停刊，在短暫的半年時間裡，翻譯、刊載了為數衆多的日文著述。不僅數量龐大，而且涉及面非常廣泛，關于社會學、美國憲法的翻譯和介紹都是開拓性的。它部分地實作了康有為維新派希望通過翻譯日文著作，為變法維新運動提供“資訊”“學問”和“思想”資源。
徐家甯（中國美術學院視覺中國協同創新中心）以《檔案文獻的整理對清末人物照辨識的重要性：以那桐照片為例》為題報告。報告指出圖像也是一種文獻，每幅圖像上都寫滿了資訊，圖像可以使曆史研究中的人物或場景更加立體，可以補白文字描述中超越了人們想象的部分（比如魯迅筆下的“血饅頭”，有相關照片留存）。識讀圖像時，時間、地點與相中人最重要，但僅通過圖檔中的資訊識讀不夠嚴謹，需文獻檔案旁證。
如下圖左二和左四兩人難辨識，但通過《那桐日記》可找到線索。
通過《那桐日記》可知，四人從左到右分别是王文韶、銘安、孫家鼐和豫師
再如下圖在網上流傳很廣的照片，一般被标注為“皇族内閣合影”，但已有研究者指出此說不确。現據《那桐日記》等史料推斷照片攝于1905年2月1日，因各部院堂官賀新年而攝。
日記、信函、公文、報紙，特别是涉及中外交流内容的檔案文獻整理，對識讀曆史人物的圖像非常有幫助，而這樣的識讀反過來也會促進和豐富曆史研究。
二、近代交涉史料的收集與價值
工作坊第二場由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的張曉川副教授主持。工作坊的第二個主題是近代交涉史料的收集與價值。五位研究者分别以顧維鈞檔案、英國藏威海衛租借地資料、近代中國武器進口相關史料、清政府與國際組織交涉檔案、北洋政府條約研究會檔案為研究對象進行報告。
侯中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介紹了顧維鈞檔案的史料價值。顧維鈞深度參與了整個民國外交史及國民黨敗退以後的對外交涉史，不同時期的顧檔史料有不同特點。袁世凱逝世後的北洋時期，職業外交官能夠決定國家外交政策。南京國民政府後，外交官是外交政策的執行者，但他們對外交決策也産生影響。
北洋時期的巴黎和會是顧維鈞的高光時刻，但此期顧檔較少。顧檔的核心史料是“九一八事變”以後。要整理顧檔“九一八事變”中交涉史料，必須結合近史所及二檔館檔案。此期顧檔的價值在于顧維鈞與國聯的交涉檔案很多未錄入《外交檔案》，展現顧維鈞的個人見解。七七事變以後，顧檔最重要的價值在于有助于研究戰時中法關系（因顧維鈞時任駐法大使）。另外，一線的外交人員對國民政府外交政策推動的線索也可通過顧檔展現。此期不限于外交，顧檔對經濟社會事件也有涉及。二戰後中國如何參與聯合國籌備，顧檔也有詳細史料。顧檔最主要的部分是國民黨敗退台灣以後的内容，這些檔案對我們了解台灣地區在整個冷戰格局中的地位、角色與影響很有價值。
顧維鈞檔案可在社科院或複旦大學閱覽
劉本森（山東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的報告介紹了英國藏威海衛租借地資料分布、國内的編譯、出版與利用情況及進一步整理設想。英國租借威海衛後形成了大量檔案，租借地歸還中國後英國将這些檔案運走，現藏英國國家檔案館。這批檔案既能反映中英交涉，又能反映英國殖民者的治理思想與具體做法，同時也是中國走向近代社會的一個縮影。
英國國家檔案館中最重要也是數量最多的是殖民部檔的威海衛部專檔，外交部檔案與陸軍部檔案也有相關檔案。除英國國家檔案館外，蘇格蘭國家檔案館、劍橋大學與倫敦大學也藏有威海衛檔案。國内關于英租威海衛的資料編譯和整理出版情況并不樂觀，出版資料較少。有待整理的威海衛租借地資料有日本《威海衛占領軍紀事本末》、《威海衛政府公報》及較為分散的威海衛史料，需分專題搜集與彙編。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殖民部威海衛專檔
費志傑（上海建橋學院副教授）以《近代中國武器進口相關史料研究與利用》為題報告，研究對象主要涉及到武器彈藥成品與生産武器彈藥所需的裝置和原料。近代軍品進口貿易規模龐大、時段較長，牽涉國家衆多、涉及器料繁雜，與晚清軍政關系、中外關系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系，值得深入研究。但相關史料卻比較零散，需要下大功夫去收集與利用。目前相關研究集中在清政府與列強對中國軍品貿易的态度、晚清對軍品貿易的管理、列強對華洋軍品貿易的奪控、武器與裝置物料的外購問題等方面。這些成果以個案研究居多，系統性研究不足。相關史料因涉及時間跨度大且軍品貿易往往在官方記錄中語焉不詳，是以為了更充分的對近代華洋軍品貿易進行分析，需用多方面的文獻資料，包括官方檔案、大型史料集、近人專書等。
劉洋（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所學生）介紹了他目前整理的史料《清政府與國際組織交涉檔案選編》。晚清時期，因“社會”力量相對缺乏，清政府是中國與國際組織交涉的主體。《選編》選取清政府與當時頗具代表性的六大萬國公會——萬國監獄大會、萬國海關稅則公會、萬國鐵路公會、萬國行船公會、萬國郵政公會、萬國電信聯盟交涉往來的外交檔案進行整理，共收錄檔案530件，約21萬字。檔案選編具有外交史、政治史、思想史等方面研究價值。
吳文浩（武漢大學曆史學院博士後）以《北洋政府條約研究會述論》為題報告。條約研究會檔案現存台北“國史館”，共14卷約18萬字，内容包括成立大會、曆次會議記錄、研究會的經費、人員任用等方面。條約研究會于1926年北洋政府推行修約外交時由顧維鈞成立，囊括了北京政府的外交精英。此期外交決策權由條約研究會掌握，研究會是近代中國最後一個由外交官主導的享有外交決策權的機構。
盡管學界對修約已有較充分研究，但從治外法權角度展開的研究并不多。既往研究認為治外法權無法廢除因中國的司法存在各種問題，但問題症結實在于列強要求中國開放内地與廢除在華治外法權是一體兩面的關系。研究會對開放内地有諸多探讨，并對開放内地有多方面顧慮。在他們看來廢除治外法權是“虛名”且司法改革會承擔經濟上的損失，開放内地也會對國家領土安全造成不利影響，是以他們更注目于對關稅自主權的收回。條約研究會檔案對研究北洋末期的修約決策及相關人物的外交思想均有重要價值。
三、外交程式、外交機構與外交文書
工作坊第三場由複旦大學曆史學系曹南屏副教授主持。工作坊的第三個主題是“外交程式、外交機構與外交文書”。四位研究者皆從外交程式或外交機構角度出發，考察近代中外交涉中方、英方、日方檔案文書的産生與編纂諸問題。
張曉川（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副教授）以《總署大臣與駐京外國使節的會面與交流》為題進行報告。研究依托的史料是《晚清外交會晤并外務密啟檔案彙編》中的總理衙門各股問答節略薄。報告介紹了問答節略的基本情況、基本樣态與史料價值。問答節略是公務性記錄，因中外交往中出現的新情況而産生，這批檔案涉及光緒部分年份的美國股、法國股與英國股。形成過程大緻是首先由章京在中外雙方會晤時記錄，會晤後由堂官書“閱定”并交供事謄抄，謄抄畢交軍機處、總署各堂官閱看。問答節略可反映總署大臣的性格和大臣間的恩怨、可作為重大交涉事件的補充、反映日常交涉與“中等”交涉事件、展現日常政治與臨時性交涉，具有重要史料價值。
王藝朝（複旦大學曆史學系博士研究所學生）以《晚清外交會晤并外務密啟檔案彙編》中的密啟檔為研究對象，考辨了自總署發出的密函自繕寫至歸檔的過程、密函在文書流轉中的位置與作用及1874年台灣事件中公函洩密與保密問題。報告指出通過對照同一密函的發函與花押時間，可判斷此函件的主責總署大臣，進而推斷總署發函僅需主責大臣花押後即可發與各省将軍督撫或駐華公使。密函應保密需要，最初作為清代奏折制度在晚清的延伸而産生。1870年代密函運用範圍擴大，緻函國内官員與各國公使時皆可使用。1874年台灣事件中，清政府内部公文洩漏。清廷申饬下，總署增加了密函的使用。《密啟檔》中所有函件不存于其他各類文書檔案，具有重要史料價值，可與督撫文集、外方檔案等文獻結合，加深對台灣事件、中俄伊犁交涉的研究。
總署大臣花押
鄭彬彬（上海大學曆史系博士後）以《英外交部對華檔案的書寫、流轉與體系演變（1843-1870）》為題報告。英外交部對華檔案具有重要學術價值，但體系複雜且産生了紛繁的衍生品。迄今相關研究皆忽視了這部分檔案生産的整體性、脈絡性和不同類别檔案之内在聯系，本報告旨在系統展現該檔案的内在邏輯與體系演變。
随着英對華機構設立，一整套公函書寫與傳遞機制産生，外交部政治處、駐華公使館與各口領事館是英對華外交機構，也是檔案産生的主體部門。FO公函的書寫遵循一函一事等原則，展現了宏觀資訊與微觀資訊的互補。
FO17是外交部政治處中國檔案，檔案歸檔邏輯核心是服務決策。完整的倫敦與駐華外交代表的通信由“往來外交代表函”與“事件類專輯”共同構成。FO228是英國駐京公使館檔案，檔案在一個自然年内，在各通信主體下按信件收發時間集結成冊，因基本保留了收發信件的原始狀态而具有“檔案源庫”的性質。同一份檔案在FO17與FO228分屬正本與稿本，兩者共同構成相對完整的FO檔案。此外在FO682等處還有大量漢文檔案。這些檔案因相關的制度架構而具有跨越時空、體系互補、内部互聯、公函可溯的“帝國檔案”性質，成為英國認知中國、決策對華事務的資訊基礎。
薛轶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介紹了《日本外交文書》的編纂與出版情況。該文書目前已出版221冊，涉及明治期（1963年出版完畢）、大正期（1987年出版完畢）、昭和戰前期（2015年出版完畢）、昭和戰後期四個時段，其中214冊的電子版可在外務省首頁上直接下載下傳與閱覽。一戰後在歐美各國大規模編纂出版本國外交史料的影響及日本國内外交官與學者的呼籲下，日本外務省為啟發群眾對外認知開始了特定外交案件出版的試點工作，1928年正式開始設定文書編纂計劃，1936年第一卷出版。1948年編纂的負責部門由外務省調查課轉向文書課，且确立了以資當局檢討、普及外交知識與有助交涉時援引先例的方針。此後文書編纂體制愈發完備，在編年體基礎上，還有别冊、特集等形式。時至今日，該文書仍在持續出版。但外交文書的編纂也存在昭和時期外交文書的重要史料大量缺失，昭和戰後期的檔案量龐大，如何進行判斷、甄别、編纂、刊行等問題。如今外交檔案公開方式多樣化，如在亞洲曆史資料中心網站可閱讀原始檔案，《日本外交文書》如何與原檔結合也給學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四、近代人物與“近代交涉史料”
工作坊第四場由複旦大學曆史學系孫青副教授主持，主題是近代人物與“近代交涉史料”。四位學者分别以袁寶齡、章宗祥、劉式訓、裘毓麐及四位人物留存的史料為研究對象，探究近代中外交涉與交往諸問題。
孫海鵬（大連圖書館館員）以袁寶齡緻丁汝昌的《緻北洋水師統領》《緻丁禹廷軍門》兩封函劄為核心，考察了袁寶齡在北韓“甲申政變”中的作用。經考訂，兩函作于光緒十年十二月間，其中“清帥”指吳大澂。結合其他史料可知李鴻章對袁寶齡高度信任，令其作為旅順營務處工程局總辦參與軍機要務。袁寶齡協調駐北韓慶軍的指揮排程、協調北洋船隻，對保障清廷順利解決“甲申政變”起到關鍵作用。袁寶齡對丁汝昌的态度也從最初的憎惡厭煩轉為憐憫擔憂。函劄展現出袁寶齡考量周全、深謀遠慮的辦事風格。
袁寶齡
韓策（北京大學曆史學系助理教授）以《章宗祥及其〈日本遊學指南〉》為題報告。章宗祥這一人物重要但研究少。《日本遊學指南》是時為留學生領袖章氏撰寫，流傳廣泛但至今無整理本，有整理之必要。《指南》現可見四個版本，皆出版于1901至1902年。《指南》的産生源于友人慫恿，有着勸學生留學及賣書賺錢的考慮。書未出版時已有廣告宣傳，出版後由開明書店老闆王維泰推銷。短期内此書在多地出版，風靡一時。《日本遊學指南》除緒論與結論外凡四章，介紹遊學之目的、年限、經費與方法。書中對赴日學習速成科提出意見并認為應在國内讀普通學，遊學時學專門和大學；鼓吹和辯護赴日遊學行為。
《日本遊學指南》書影
李峻傑（四川師範大學曆史文化與旅遊學院講師）選取近代職業外交官劉式訓為考察對象，關注職業外交官群體的崛起、人才培養選拔機制等問題。劉式訓的人生履曆可分為五個階段。分别是從廣方言館的法文翻譯生至總署八品翻譯官（1879-1893）；作為翻譯生、翻譯官随公使出使歐洲（1894-1898）；由專使二等翻譯官升任駐外公使（1901-1905）；駐外公使階段（1905-1911）；民國初年三次出任外交次長，并作為首任公使出使巴西和秘魯。通過對劉式訓生平經曆的考證，作者認為劉式訓是近代中國第二代外交官，第一代靠語言技術成長起來的職業外交官，并代表了第二代沿海實用技術型知識分子。
劉式訓
裘陳江（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講師）以《裘毓麐及其〈遊美聞見錄〉》為題報告。考證裘毓麐生平後，報告重點介紹裘毓麐撰述的史料。裘氏在京師分科大學畢業後，赴美入加州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1916年學成回國。1915年2月至12月巴拿馬萬國博覽會舉辦，裘毓麐任中國駐美賽會監督處的事務員，留下的見聞記錄便是《遊美聞見錄》。該史料有三個版本，分别發表在《時報》《大公報》與《中華實業雜志》上，介紹美國風土人情與博覽會，對中西社會與文化各有批判。同期他也在期刊上發表了總計15萬字以上的文章，介紹博覽會中國參會情況及外國經濟和科技發展。這些史料可作為研究近代博覽會和民國初年中外經濟交往等領域的重要史料。
裘毓麐及其《遊美聞見錄》
五、“近代交涉史料”與個案研究
第五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薛轶群助理研究員主持，四位研究者皆關注近代中外交涉與交流中的個案問題。
譚皓（天津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以《新中國留華教育之始——清華大學東歐交換生中國國文專修班研究》為題報告。報告的研究對象是清華大學東歐交換生中國國文專修班。借助該研究可了解新中國建立伊始中外教育交流的基本樣貌，也可為了解後世中國留華教育的發展提供曆史解釋。1950年，中國與東歐五國在一系列接洽後就互換留學生事宜達成協定。清華大學在教育部的安排下承擔東歐交換生的語言訓練工作。11月33名東歐學生抵達北京，新中國留華教育的大幕由此拉開。專修班随後制定了管理辦法與教學計劃并編寫教材，實施教學。學生學習漢語有一定基礎後學習曆史與政治課程。課餘生活中，留學生進行政治學習、康樂活動與暑期旅行。經過這段學習，留學生與中國教師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學成回國後，大多從事與中國學有關的工作，為中外交流的深入做出了重要貢獻。
首批來新中國學習的東歐交換生
吉辰（中山大學曆史學系（珠海）助理教授）以《中日史料中的日俄戰争時期東北“馬賊”》為題報告。日俄戰争中，日俄兩軍皆廣泛利用中國馬賊作為己方武力，對此期馬賊的研究具有軍事史、社會史、政治史與外交史意義。該研究可利用中方、日方的檔案史料與日方的私家記載。日俄雙方相比，俄方率先利用馬賊，日方對馬賊利用較晚但規模較大，主要命馬賊從事諜報與破襲等活動，其中“滿洲義軍”是日軍利用較大規模的馬賊團夥。馬賊對戰區及中立區的中國居民造成嚴重傷害，且屢屢引發清政府與日俄兩國的交涉。清政府向日俄交涉無果，日俄兩國反而一再指責清政府偏袒對方。日俄戰後，清政府收編了部分日軍馬賊。
《日俄戰争清政府因應檔案》中有記載“馬賊”的史料
王剛（西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報告标題為《從〈支那年鑒〉看東亞同文會的調查和編纂》。報告介紹，目前對東亞同文會編纂活動的研究很少，但編纂活動卻是同文會的重要活動之一。《支那年鑒》共七本，出版于不同時期，可作為研究同文會編纂活動的重要史料。調查編纂部是東亞同文會總部的主體部門，成立于1901年，人員編制不多、經費很少但産出很高。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于編纂部的靈魂人物根岸佶在調查與編纂活動的樞紐作用。除編書外，調查編纂部還編輯機關報并得到财團支援。同文會的編纂活動主導調查活動，交通與貿易方面的材料最多，皆服務于日本的對華方針。
鄭澤民（山東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博士後）以《從外交情報看日本政府對晚清政局的觀察及因應：以庚子“西狩”為中心》為題報告。《日本外交文書》中有《北清事變》别冊專錄庚子事變，其中大部分内容未被譯介到國内。《北清事變》對庚子“西狩”及此間中國政局、政要有不少記錄，可深化我們對庚子“西狩”的認識，并管窺日本的資訊網絡及對華觀念。将《北清事變》與中方材料齊觀，可知日本對“西狩”各階段有較多關注，對西狩期間政治動向有所把握，尤其對端王等排外官員關注頗多。報告也關注到“西狩”情報背後的資訊網絡及“西狩”情報的史料價值。最後鄭澤民指出除外務省外，日本國立公文書館、防衛省等機構尚有部分庚子事變及“西狩”的史料，有待進一步挖掘。
圓桌讨論
姜鳴：近代交涉史料要出的東西不少，對國外外交檔案的翻譯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對重要時段的外文翻譯工作非常必要。若将英國外交檔案翻譯幾卷出來，對學術界有好處。日本、法國外交檔案也很有價值，如中法戰争中的法方電報非常寶貴，但我們的曆史叙事并未參考法方資料，仍是在原先的叙事系統裡。若将法方的檔案和中方的電報在一起重新做，肯定能在學術上往前走一大步。或是重新影印重要的中外交涉文獻，給專業學者提供友善也很有價值。
馬忠文：青年學者一定要把資料的整理與研究結合起來，雖然資料整理在現在的學術評價體系不受待見，但培養一個成熟的學者，或從學術發展的本身而言，非常建議青年學者要花精力做這樣的史料整理，這對未來的學術研究有很多助力。另外，《交涉史料叢刊》這套書盡量要做比較精緻與比較小的主題。官方文書體量太大，選擇一部分做會更有意義。大規模的外交史料由官方或國家社科基金做。
侯中軍：有一批同仁在集中對外交史料的收集與整理，一個學科要獲得推進，一定要有這樣的基礎性工作，這一點對我鼓勵很大。另外，外交史同仁在關注哪些資料、有哪些進展，這些提示我們在未來幾年哪些方向會有突破。我也有兩個建議，其一如果可能，能否請相關領域學者集中對英語與日語外小語種史料的翻譯與整理，如俄文、法文與德文。我們史學出身的學者對這方面史料的處理能力有所不足，如法國外交部也出版有專門的外交檔案，中文學界對這套重要史料的利用很不充分。第二是能否集中于重大案例、重要節點與題材的精細史料整理與出版，這對學界将有幫助。
薛轶群：戰前與戰後日本外交文書的編纂方針不同，戰前文書全藏在外務省書庫裡，為了闡明日本立場、發出日本聲音。戰後，這方面的考慮較少。檔案的編纂是比較費力的工作，外務省各課在編纂外交文書時的重點也會不同。我們在利用檔案時要注意檔案的形成過程與具有的特性，尤其是已刊檔案選用的标準是什麼很重要。日本人在對日本外交文書出版的介紹中，對這些檔案的選擇标準也都不太知道。是以原檔對照外交文書的研究是值得探究的問題，這對研究日本外交文書的形成過程很有意義。這樣的工作會有新收獲，但需要很多時間和更多學者的關注。
蔣海波：再過三周，我的機關——孫文紀念館将舉行辛亥革命研讨會，紀念館既是博物館也是一個小小的研究機構，每年會舉辦學術會議，也會出版紀念文集，歡迎大家關注。康有為、梁啟超有不少活動都有華僑參與，華僑為他們的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保障。但康、梁在自己的著述中很少說這些日常生活。神戶在中國近代史上就像舞台的背景一樣，如孫中山、盛宣懷等在神戶都有自己住宅，一旦國内風聲不好就往神戶跑，梳理與研究神戶與近代中國的關聯也是我的心願。
李峻傑：我講一些疑惑和問題，即我整理的劉式訓史料因屬稿本，為最大程度保留史料價值，能否直接影印？若體例與叢刊不符，能否中文全部點校，法文請相關人士掃描錄入？
譚皓：我希望挖掘一些日方史料，如很多私人文獻不見于檔案，這些材料能豐富我們對曆史的認識。另外在篇幅上有困惑，我們出的叢刊每本字數要多少，若一個人物的史料不夠，是否要補充其他人物史料？
劉洋：我從馬老師的發言中收獲很大。曆史學研究的基礎是史料，整理的過程也是史學基本功的訓練過程，在這基礎上分析和利用史料做研究，可循序漸進的推進自己的學術進步。
胡文波（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對近代文獻史料的出版很重視，影印文獻不少，如《清代詩文集彙編》等。第一輯出版的十種文獻獲得了很大成功，也有很多操作上的經驗，第二輯可以繼承之：整理凡例要一以貫之，避免走彎路；前言的撰寫需比較精深，突出叢刊的研究性。
喬穎從（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史料的選品與版權問題值得關注：今日報告的學者拟整理的史料版權沒有什麼問題，但需注文獻的版本，如韓老師整理的《遊學指南》三個版本的關系是什麼，底本的選擇有什麼考慮，這些問題需注意。本輯史料的整理方式與上一輯相同：簡體橫排，點校整理，可以補充校勘記。若有注釋，可以再讨論其專門的整理方式。整理時為表示史料的樣态而選取不同字型時也需與編輯溝通。上海古籍社出版社拟推出本社出版史料的電子版資料庫。
張曉川：史料整理時要多溝通。叢書推出很不容易，策劃曆經十年。大家一起整理史料一方面人多力量大，另一方面也會有好建議。宣傳方面也需加大力度。每位整理者都是研究者，是以每一冊都要堅持研究取向，要呈現出研究性前言，争取做到出版後研究者利用我們的史料時，都要在腳注裡用到我們整理者的前言。另外，在分析史料作研究時很多都需要去“拼接”，各個學者整理的中外交涉史料互相之間有聯系，很多史料是可以拼起來的，互相多交流。
徐家甯：在識讀照片的過程中，檔案文獻非常重要。如第一輯的駐德檔案鈔，我此前一直沒找到的好版本，恰好第一輯就整理出來了。若第二輯的整理有何需要幫助的地方，我也将盡力而為。
費志傑：我在整理檔案時确實感覺雖然在自己的題目上研究了很久，但若自己的工作和相關學者一起研究的話，能少走很多彎路，希望大家多交流。
裘陳江：期待訓示更清楚一些，很多工作手頭上作了一半不知下邊如何繼續。我整理工作做得多，但研究上稍少，整理工作與研究工作應相得益彰。
張仲民：出版交涉史料是曉川老師最初發起，海斌老師這次執行主編。作這個事情确實有點吃力不讨好，大家願意一起做确實很難得。
鄭彬彬：檔案編輯多以重大事件與人物為中心，但我在讀FO時采取的方式是排除一切先行預設，一頁一頁地讀，将自己設身處地放到當時人的決策位置上。我的感觸是外交官的生活并不是以重要交涉為唯一的環繞。我的想法是能否以一定年代為斷限，盡量将史料以原始的狀态放出來，會不會有不太一樣的效果。另一想法是去年皇甫峥峥老師駐英使館的檔案出來了，今年張老師與王博士也在整理總理衙門檔案，其實在FO682裡原封原樣的中英文檔案、正件與附件都有非常完整的保留，完全的中文格式，其中的資訊對《籌辦夷務始末》、對《李鴻章全集》等都有很大補充，這一套材料能否做出來？至少在中英交涉上能有推進。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栾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