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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收藏家張珩:從賭徒到大師,一個公子哥的反轉人生

作者:白衣輕舟渡江來

20世紀著名書畫鑒藏大家張蔥玉

大收藏家張珩:從賭徒到大師,一個公子哥的反轉人生

張珩

一個在欲海中身不由己、

跌宕起伏的人。

他的一生,

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

半生藏,半生賭。

張蔥玉 (1915~1963) 名珩,字蔥玉,又字希逸。浙江吳興人。現代著名鑒定家、收藏家、書法家。以收藏和鑒定唐宋名畫名揚天下,也是解放後新中國第一代書畫鑒定大師,曾任故宮博物院鑒定委員,國家文物局文物處副處長,被譽為中國20世紀最偉大的藝術鑒賞家。

古董堆裡,練就火眼金睛

張蔥玉能夠成為泰鬥級的書畫收藏、鑒定大師,和他所擁有的旁人無可比拟的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是分不開的。

浙江湖州的南浔小鎮,是一個神奇的寶地。這裡先是雲集了近代中國最大的絲商群體,出現了富可敵國的“南浔四象”。後來這些商賈家族由“大富”漸而“大貴”,讀書藏書、收藏古玩字畫的風氣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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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浔當地有民謠雲:“劉家的銀子,張家的才子,龐家的面子,顧家的房子”。曾是中國首富的張家,為世代收藏之家。張家的發迹,可追溯到張蔥玉的高祖張頌賢。中國鴉片戰争失敗後,南浔産的“輯裡絲”暢銷外洋。張頌賢看準時機,做起了輯裡絲的出口業務,成為巨富。你要問有多麼富?這麼跟你說吧!1842年鴉片戰争中國失敗,根據《南京條約》規定,中國須向英國政府賠款兩千一百萬銀元,而當時張家的資産約值一千多萬銀元,可謂富可敵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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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頌賢長孫是張石銘,張石銘第四個兒子就是張蔥玉的父親張乃骅,張乃骅不僅繼承了祖父嗜古如命的特性,工詩文書畫,又精于版本目錄之學。可是很不幸,1918年張乃骅在從上海乘船去杭州的途中不慎失足溺水而逝,年僅26歲,這時他的獨子張蔥玉才4歲。張乃骅去世後,祖父張石銘對張蔥玉這個孫子就格外疼愛,整天把他帶在身邊。當時張家來往的朋友不是來欣賞張乃骅新得手的字畫和古籍版本,就是懷揣着珍籍秘寶前來共同鑒賞。張蔥玉就這樣整天泡在古董堆裡,日夕熏陶,加上祖父在旁親自指點,其練字、讀書、品畫的功夫自然非同一般。20歲的時候,已是詩書棋畫,無所不能。在這樣優越的生活環境下,張蔥玉“欣賞書畫,天資獨厚,穎悟過人,已練就敏銳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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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萱《唐後行從圖》(局部) 張蔥玉舊藏

繼承巨額遺産,交“學費”玩收藏

鐘愛自己的祖父去世後,張蔥玉内心充滿了孤獨與落寞。而家底之殷實與家蘊之深厚,也養成了他骨子裡的清高與驕縱。三年守孝期滿後,張家開始配置設定财産。五房分家,各得二百萬元。此外,長輩們念及四房張乃骅早逝,身後隻有張蔥玉一個兒子,特意把上海大世界那塊地這塊“大肥肉”分給了他,讓他坐收租金,準保一生無憂。闊綽的公子哥兒張蔥玉,花錢如瀑布,他的花費主要有兩大途徑:一個是收藏,成就了他;一個是賭博,榨幹了他。張蔥玉最初的藏品是祖父傳給他的一批字畫。祖父去世後,就全靠自己“掌眼”了。他開始買畫時常上人家當,付了不少“學費”。上海廣東路上的古董鬼子見他如此年輕,手裡又有的是錢,就拿赝品騙他。他明白真相後從不怨天尤人,當然也從不認輸,所謂“輸了錢也不能輸人”。

于是他發奮鑽研,刻苦磨練,買進賣出,廣交朋友。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張蔥玉當時收藏圈的朋友可謂星光熠熠:有吳湖帆、張大千、韓慎先、陳定山、孫邦瑞、王伯元、黃寶玺、徐思源、徐伯韬、徐俊卿等人,同時也各式各色,魚龍混雜,官員、商賈、買辦、古董商和幫閑的應有盡有,這些人組成了文物書畫鑒藏、交易的頂級圈子。

除此之外,張蔥玉不怕也有底氣交“學費”,真貨假貨都拿來比較,“全部的心思”加上“海量的鈔票”,終于練就了目光如炬的真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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顔真卿的竹山連句

少年得志,跨入一流藏家之列

1934年,張蔥玉剛20歲,弱冠之年就被故宮博物院聘為鑒定委員,真是前無古人,很可能也後無來者。吳湖帆對同時代的諸多鑒藏家頗有微詞,但對張蔥玉青睐有加。他曾在《醜簃日記》中寫道:“蔥玉年才廿六,所藏法書為海内私家甲觀,而自書仿元人亦至佳,洵少年中英俊才也。”的确,憑借過人天賦、雄厚财力、精深造詣和豐富閱曆,青春無敵的蔥玉少爺昂首跨入一流藏家之列。1938年他24歲,其時龐萊臣已74歲,吳湖帆44歲, 張大千39歲,王己千31歲。在海派五大收藏家中,他實在太“嫩”。但當時他在上海寓所的“韫輝齋”,和龐萊臣的“虛齋”、吳湖帆的“梅景書屋”、張大千的“大風堂”,形成了海派收藏的“四大名齋”。

張蔥玉的夫人顧湄記得,1940年她和張蔥玉去北京,在戲院看戲時,後排兩位長者在議論,“聽說上海的張蔥玉來北京了。”又說,“張先生對古畫如此精通,必五十出頭了。”顧湄聽後不禁暗暗好笑,張蔥玉就坐在他們前面,時年才2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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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賭如命,敗家執绔

不幸的是張蔥玉有一個壞的嗜好:賭。

在張蔥玉的日記中,幾乎每天都有關于賭博的記錄。甚至愛妻顧湄住院剖腹産生孩子時,他去醫院探望之後,即去賭上一把,簡直是賭瘾大過天!

因為賭博,先是讓他一個一個輸掉名下的房産。房産賣完了,賭瘾依然戒不掉,這就要殃及他的字畫了。他是一個“愛書畫入骨髓”的人,出售自己的珍藏,他常會黯然神傷:“雖雲煙過眼,殊不能自已。餘每售一物,或與親知相别辄然,亦性之多感耳。”

真是可憐又可恨!這麼難舍難分,他還是抵不過嗜賭心魔的勾引。

張蔥玉既嗜賭如命,又性格倔強,永不服輸,幾乎每日必賭上一場。他在賭場上的傳奇故事,至今還被人津津樂道,某次一口氣輸掉了淮海路的半條街,眼皮也沒眨一下。有些人串通一氣,暗地裡作弊和出老千。短短的幾年裡,年輕氣盛的張蔥玉便輸得傾家蕩産、一貧如洗。

據說,做手腳的主角是譚敬,廣東人,胖乎的圓臉上,總是挂着憨厚的笑容,給人誠懇老實的印象。自幼與張蔥玉來往甚密,是所謂的“刎頸之交”。祖上是廣州十三行之一,曾在漢口路開設譚同興營造廠,成為上海灘上的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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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一為譚敬

俗話說“當面稱朋友,背後下毒手”,譚敬就是這樣一個唯财是圖、見利忘義、兩面三刀、心狠手辣的人。每當張蔥玉輸了,他總是主動及時地出現,帶來大筆的現銀,讓張蔥玉感激不盡,事後卻強索他的藏畫來抵帳。張蔥玉收藏的唐代張萱《唐後行從圖》、元代倪瓒《虞山林壑圖》、元代趙原《晴川送客圖》等珍貴書畫,就這樣地被譚敬據為已有了。

逐漸地,張蔥玉手中書畫和物業均已輸光,僅剩下上海大世界的地皮和武康路119号住宅。此刻,譚敬策劃了給他的最後一擊。1947年極冷的除夕之夜,譚敬串通幾個人,與張蔥玉賭了一個通宵。最終,大世界的地契被他收入囊中,揚長而去。張蔥玉獨自在黃浦江邊清晨的寒風中,痛不欲生,徘徊了幾個小時,還是沒有勇氣跳下去。

第二天,又有人上門索債,張蔥玉隻好将武康路的住宅抵押出去,全家人搬到石門路逼仄潮濕的弄堂裡。

1949年解放前夕,昔日的富翁張蔥玉,已是家徒四壁、窮困潦倒,僅依靠告貸和親戚接濟度日。這時,他手頭僅剩下幾件東西:顔真卿的《竹山堂聯句》、歐陽修的《灼艾帖》、元初錢舜舉的《八花圖》等。

1949年解放前夕,張家的大部分人和昔日的土豪朋友們紛紛準備移居海外或香港等地,張蔥玉卻連一張船票也買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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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珩及夫人

反轉人生遇貴人,從此改天換新顔

正當張蔥玉坐困愁城、焦頭爛額之際,北京傳來一個好消息。好友鄭振铎(著名的藝術史家和收藏家,中國民主促進會發起人之一,曾經長期在上海從事左翼文化工作,後任國家文物局長)打電話請他出山,任新組建的國家文物局文管處的副處長。兩人相識于1938年。當時鄭振铎是好幾所大學的教授,有機會就向張蔥玉請教古書和字畫。後來鄭振铎搶救淪陷區的古籍善本,張蔥玉出錢出力還調動自己的人脈,積極相助。

此次的邀請,使張蔥玉看到實作自身價值的曙光,他毅然脫離上海那幫酒肉朋友,不顧北京胡同居住條件差,欣然來京上任。他真正的内在能量終于得以爆發,精神上格外充實。他上任後的首要工作是恢複、充實故宮繪畫館,從民間征集、鑒定藏品。張蔥玉幹這個太得心應手了,他一生都泡在字畫中,過眼的東西實在太多,中國最重要的書畫藏品,很多他都親眼見過。

張蔥玉1950年到北京國家文物局工作時,先吃住在鄭振铎家裡。1951年全家都搬去之後,局裡就把他們安頓在南鑼鼓巷胡同的北屋,從此,張蔥玉徹底告别了滬上的狐朋狗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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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鑼鼓巷後,張家的特點是朋友多,隻要是星期天,家中必定是賓客盈門。有時是圍繞一兩件字畫,有時是交流情況,有時就是談天說地。因為張蔥玉見多識廣,待人又随和,大家和他在一起覺得很有趣。啟功、王世襄、徐邦達、張伯駒、謝稚柳、黃永玉、黃胄等,都是這裡的常客。

啟功住在黑芝麻胡同,離張家的南鑼鼓巷隻有幾分鐘的路,是以三天兩頭晚飯後到張家來。王世襄住在芳草園,離張家較遠,總是騎自行車來,由于能燒一手上好的菜,是以有了什麼美味好菜,就請張蔥玉全家去他家品嘗。每年過年他總是第一個來拜年,大年初一一大早,大家都還沒起床,他就在門外扯着嗓門叫“過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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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珩一家人

神靜歸本心,著錄耀千秋

《怎樣鑒定書畫》

1962年國家文物局又專門成立了張蔥玉、謝稚柳、劉九庵參加的“三人書畫鑒定小組”,張蔥玉擔任組長,先後前往天津、黑龍江、吉林、遼甯四個省市鑒定書畫達10萬餘件。張蔥玉還總結了書畫鑒定的六種輔助方法,它們的着眼點分别是印章、紙絹、題跋、收藏印、著錄、裝潢。應該說,這些鑒定的方法并非張蔥玉的獨門絕技,事實上這些鑒定方法也是古玩商們所熟悉的,隻不過,張蔥玉能夠針對每一種方法進行深入的研究,了如指掌,而當他把這些林林總總的鑒定方法彙集于一身,這就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利器。謝稚柳、啟功、徐邦達是當代書畫鑒定三大體系代表人物,謝稚柳以“望氣”為主,主要注重書畫的神韻,筆墨水準;啟功以“學術”鑒定著稱,遵循文獻理論及著錄;徐邦達以鑒定“技術”聞名,強調書畫的材料、裝幀、款識、印章。而張蔥玉則是集大成者,所謂三大鑒定流派,都是從他的鑒定思想分派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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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精絕,見證曆史

在北京工作期間,張蔥玉一手絕妙的書法還發揮了一次重要作用。在解放初出版的一部介紹敦煌壁畫的書中,有一篇鄭振铎先生寫的序言,毛筆字是請張蔥玉代書的。書出版之後,毛澤東也得到了一本,看到序言的毛筆字寫得這麼好,就記住了,以為是鄭振铎的字。後來在簽訂西藏和平解放公約時,毛澤東就提議讓鄭振铎來抄寫正式文本。鄭振铎得到通知後才知道是主席誤會了,于是讓張蔥玉進中南海執行任務。張蔥玉為此專門準備了筆墨,到中南海認真地完成了任務。當時他書寫時用的毛筆和硯台沒有讓帶出中南海,後來就與書就的《和平公約》原件一起,陳列在中國曆史博物館裡。有一次,張蔥玉陪客人參觀該館,意外地發現自己的筆墨也被陳列在玻璃櫥裡,感到非常高興,大家也是以知道了這件事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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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我待,英年早逝

張蔥玉曾立志把自己的鑒賞經驗和心得進行總結,把傳世的曆代重要書畫作一次全面的整理著錄。從1960年開始,他數年夜夜筆耕不辍,先列目錄,再逐項介紹,計劃要寫二三百萬字。那時正逢三年困難時期,連像樣的稿紙都不易覓到,隻能用像草紙一樣粗糙的紙張,而張蔥玉那蠅頭小楷卻一筆一劃毫不馬虎。

可惜這個宏大計劃未能全部實作,1963年,49歲的張蔥玉因患肺癌告别了人世。

至今,50多年過去了,張蔥玉的盛名和他書畫鑒賞的思想和方法,仍然強烈地影響着我們這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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