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館故事會】我是怎樣參加地下黨的（六）

作者：金沖及

（作者：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中國史學會原會長，研究員）

來源：百年潮

上海一解放，我回到學校。遇到正擔任上海學聯組織部長的程極明，我們也是極熟的朋友。他是1946年在南京入黨的，組織關系到1949年初才從南京市委系統轉到上海市委系統。他問我：大逮捕後你到哪裡去了？組織上本來準備送你到解放區去，可是找不到你了。我就把前面所說的那些情況詳細地同他講了一遍。他告訴我那個組織是南京市委上海聯絡站，同上海市委的黨組織不發生橫的聯系。“老何”的名字叫賀崇寅，是聯絡站負責人，直接受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上司，現在是上海總工會秘書處處長，并且陪我去看望了一次賀崇寅。不久，他又告訴我：卓家玮在建國後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類似的情況，當時我還聽說過不少。組織上曾告訴我：化學系有個同學鄭某（名字忘了，隻記得是個單名）是“托派”。但解放初我曾在上海市委見過他。更離奇的是：江濃告訴我，和他同在新聞系二年級的兩個同學楊本駒和吳友被一個自稱共産黨員的政治系同學吳懷書送到解放區去了，但吳懷書并不是黨員。他講了後很傷感地說：“他們兩個現在可能都關在國民黨的集中營裡了。”實際上，楊本駒順利地到解放區後長期在新華社工作，改名為袁木（後曾任國務院研究室主任）。以後，我同他一起起草檔案時，曾問他：“你到解放區去，是不是吳懷書介紹的？”他說：“是的。”可見原來對吳懷書的懷疑也是完全錯誤的，同時可見地下黨當時所處環境多麼複雜。

把話再說回來：為什麼南京市委要在上海設立這樣一個聯絡站？

上世紀90年代，賀崇寅到北京來，給我打電話要我去看他，說他住的地方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由喜貴安排的，他這次來北京是來看望江澤民同志的。去後，我就問他上面提到的那個問題。他說：那是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同志在1947年4月布置給他的任務。解放後，他寫過一份材料講到陳修良布置這項工作時所講的話，并說記下的這段話經陳修良看過。

陳修良同志當時說：“南京有不少黨員因各種關系不得不撤退到上海，其中有的是為了政治避難，有的是已經考取了大學或就業，等等。這些黨員本來都可以轉給上海黨組織的，但由于政治環境十分險惡，由南京轉來的黨員中有的面目已經暴露，留在南京很危險，轉到上海，也恐牽連上海黨組織。是以經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決定，暫時不把這些南京黨員的組織關系轉到上海，單獨建立一個聯絡站，仍由南京市委上司。這個聯絡站的任務是儲存實力，而不是開展群衆工作，這一點你要特别注意。組織生活的内容主要是學習形勢和理論。”後來她又補充說明：這些黨員“隻能以一個積極分子的面目出現參加一些群衆性的活動，不可暴露身份，随便發生橫的關系。”

這樣，我才明白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也才了解為什麼“老何”每次來都隻是幫助我學習形勢和理論，從來不談具體工作。有一次我向江澤民同志談起賀崇寅，說我本來隻知道他叫“老何”，江澤民同志說：我那時隻知道他叫老徐。

複旦的地下黨組織系統還有不少，都沒有發生橫的關系。單以我所知道的再舉幾個例子：

蘇南軍區在複旦也有個組織。農學院的女同學夏佩榮（解放後在農業部工作）後來告訴我：她就是這個系統的地下黨員，曾要發展上海市委系統在農學院同學中的黨員袁識先“入黨”。上海的黨組織也要袁識先參加進去“觀察”，參加後就由夏佩榮聯系。上海解放前夜，蘇南軍區地下黨這部分組織同上海市委系統的組織合并，袁識先入黨比夏佩榮早，年齡也大，就由他聯系夏佩榮。夏佩榮解放後告訴我：“本來是我上司袁識先的，一下就變成袁識先上司我了。”

蘇南還有個茅山工委也到複旦發展組織。1948年10月決定成立上海總支，由我也認識的新聞系同學羅我白任總支書記。在複旦大學也建立支部，由曾朝棣任複旦支部書記，在複旦發展黨員。我熟悉的新聞系同學陳方樹、練福和就是由他們發展入黨的。上海解放後，這部分黨員大體上都到蘇南地區去工作了。

史地系二年級同學陳金燦後來告訴我：他是福建根據地的組織發展入黨的。解放後去福建工作。改革開放後，曾擔任中共福建省委辦公廳主任（也可能是副主任）。

據說，上海局外縣工委、浙東臨委、蘇中和淮南根據地黨組織也曾在複旦發展黨員，互不打通關系。對他們的情況，我完全不清楚了。情況如此複雜，彼此間絕不打通橫的關系，有時甚至會發生誤會，如程極明組織召開一些會時，上海系統的黨組織還特地派人進去觀察他們所談的内容，準備應對。

為什麼要采取這樣特殊而又複雜的做法？因為國民黨當局特務機關實行白色恐怖的手段既兇狠又狡猾，以往有過不少血的教訓：一處黨組織被破壞，往往牽連一片，犧牲許多優秀的同志。

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特務破壞各地黨組織活動的手段更加周密和毒辣。中共中央在1941年5月接連發出《關于大後方黨組織工作的訓示》和《關于隐蔽和撤退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力量的訓示》。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連續開會，要求各級黨從組織形式到工作方法實行完全的轉變：各地方黨組織同公開機關脫離聯系，縮小各級上司機構，建立平行支部，實行單線聯系，各組織之間不發生橫的關系，嚴格秘密工作制度等。這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遭國民黨特務機關破壞，省委書記被捕。8月23日，周恩來緻電由南方局上司的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書記方方：堅決建立自下而上的平行組織；黨員轉地方不接關系，仍由原地原人聯系。

中共黨組織在國民黨區域遭受的一次最大破壞是發生在1942年的“南委事件”。這年5月，南委派遣到江西檢查工作的組織部長郭潛不遵守嚴格規定而被捕，并很快叛變，帶領特務逮捕正在南委駐地曲江的廖承志和南委副書記張文彬、粵北省委書記李大林、廣西省工委副書記蘇蔓等。南方局立刻決定：南委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一律暫時停止活動，防止事件繼續擴大。不久又決定南委上司取消，原有工作在南方局直接上司下重新得到發展，并采取了更嚴格的防護措施。

由于周恩來先後主持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南京局規定并堅持靈活多樣的活動方式和極端嚴格的紀律，整個解放戰争期間，上海的學生運動蓬勃開展而黨組織從來沒有遭受過一次破壞，這樣巨大的成功來自以鮮血代價換來的沉痛教訓。

再講講我第一次黨的組織生活和入黨不久後的反美扶日運動。

我經曆的南京市委聯絡站活動，隻是賀崇寅對我的單線聯系，沒有第三人在場。而上海市委系統發展我入黨後，江濃就通知我到複旦以北不遠的葉家花園（正式名稱是澄衷療養院）開黨小組會。到的一共四個人。那裡人很少，坐在草地上就像聊天那樣，并不引人注意。四個人中，除江濃和我外，都是史地系我極熟的人：呂明倫、陶承先。陶承先（後改名陶牧，解放後長期在廣東辦報）是史地學會會長，平時我們常在一起，這次和我同時入黨，可以說意料之中。呂明倫卻使我吃驚，因為他就和我住在一間學生宿舍内，四個人朝夕相處。他年歲比我們大，在我眼中已顯蒼老。對他的政治态度，我當然了解，但他平時講話很少，從沒聽到他長篇大論地發過議論，不料他早是共産黨員了。

會上主要是江濃講話，除講形勢和黨内紀律外，主要是正在展開的“反美扶日”運動。

“反美扶日”是一個簡稱，比較完整地說就是反對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複活。那時離抗日戰争勝利才兩年多，創痛猶存，這個問題一提出，人們舊仇新恨一齊湧上心頭，有極廣泛的群衆基礎。運動一步一步展開，有條不紊，計劃周密，得到廣泛社會階層的支援。國民黨當局一時也不便立刻公開阻撓。

史地系在這次運動中走在前頭。3月31日，史地學會舉辦晚會，請日本問題專家李純青來作題為《複興中的日本》的講演，列舉事實，揭發美國正在扶植日本軍國主義複活。接着又請孟憲章教授來作《日本問題》的講演。

合作系同學出了十多版的大幅剪報，分門别類地用報刊資料揭發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的具體事實，還有漫畫，很有刺激力，在學校裡引起很大轟動。

4月1日，“缪斯社”等三團體在登輝堂演出《黃河大合唱》。由新聞系同學司徒漢指揮。他的指揮充滿激情，整個大合唱産生巨大的感染力。在學校裡演出後，又開着卡車先後到交通大學和聖約翰大學演出，也引起強烈反響。這兩次外出演出，我都随着去了。

那時也有一些說法：你們是學生，首先應該好好讀書，不要去搞那麼多活動。周谷城教授講了一句話，我至今難忘。他說：“你們第一是中國人，第二才是學生。”這話很能打動同學們的心。

5月4日，全市1.5萬名學生在交大民主廣場舉行篝火晚會，也請孟憲章教授做“反美扶日”的主題報告，會上宣布成立“上海市學生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搶救民族危機聯合會”。我也去參加了。5月30日起，複旦的反美扶日運動走向高潮。5月30日是個星期日，這天400多名複旦同學組成30多個小隊，到南市和上海美專、立信會計學校等進行宣傳和演出，收到良好效果。

當晚，在校内舉行五卅晚會，主題自然是反美扶日。本來安排在子彬院101大教室開。由于去的人太多，坐不下，臨時湧到登輝堂舉行（平時不經校方準許，學生是決不能到那裡開會的）。這次參加會議的教授很多，有張志讓、陳望道、周谷城、潘震亞、章靳以、方令孺、張孟聞等。張志讓教授第一個發言，還有好幾個教授講了話。這在以前不曾有過。

第二天開始，校内舉行“反美扶日周”，圍繞這個中心，每天有一個主題，如：“回憶日”“通訊日”“歌詠日”“展覽日”。這大概是模仿抗戰初武漢時期政治部第三廳的做法，顯得很有聲勢和吸引力。

6月5日，全市學生準備在外灘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複旦同學準備集合趕往外灘參加示威。集合人數有1800多人，先在校内繞大草坪周圍遊行，唱着歌，喊着口号，隊伍的首尾剛好銜接。這樣的規模過去在複旦從來沒有過。大家都很興奮。

對這次活動，國民黨當局下狠心作了充分準備來阻撓。隊伍正要出發，校門已經關閉并且上了鎖。同學們轉向校門東側的籃球場邊門出去，門外密聚的軍警已支起湯姆遜式沖鋒槍，還有裝甲車堵住大路。隊伍隻得掉頭從校園北面的後門出去，繞道田野小路前進，将到大八寺時，國民黨軍警的馬隊已先趕到，堵住了前進的道路，嚷道：“今天不能進市區。”談判也沒有結果。雙方相持很久。同學們越來越憤怒，一部分同學已積壓了很長時間的憤怒，大聲叫道：“沖過去！”遊行主席團（實際上由地下黨主持）比較冷靜，看清沖過去必将造成流血慘劇，并且得到消息，交通大學的隊伍在1000多名武裝軍警嚴密包圍下已改為校内示威遊行，市區内各要道密布軍警，大多數學校的隊伍也沒有能到達外灘集合，便果斷決定将隊伍全部帶回學校。我一直在隊伍裡，有過以往的經驗教訓，明白這個決斷是完全正确的。

但隊伍也不能回到學校就解散了，那樣對士氣是不利的。是以回到校内後，大部分同學在新聞館前小廣場上集合，由遊行主席團講話，還由新聞系一年級同學演出活報劇，一個高個子（梁增壽）演美國人，一個矮而戴眼鏡的（武振平）演日本軍官，表演他們之間的互相勾結。活動結束後，隊伍才解散。同學們在這次行動中受到深刻教育，又避免了重大損失。周谷城教授也對同學說：“反對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是長期的鬥争，不能認為遊行沒有成功，就是運動失敗。”

這時已近暑假。校方匆匆忙忙地結束本學期的課程，提前宣布放假。相當多同學回家。留校的人大大減少。我家在上海，也回去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