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們有種流行看法：如果盧冬生在東北不犧牲，他很有可能代表紅二軍團授大将，果真會如此嗎？蒼茫大地認為：此言大謬也。盧冬生活到開國大授銜，最有可能還是由許光達代表紅二軍團和湘鄂西根據地領授大将銜，除非36位軍事家之一的段德昌活到五五年，原因如下：
一、在湘鄂西根據地和紅二軍團，許光達和盧冬生同為師級幹部，兩人資曆軍功幾乎旗鼓相當。
許光達1925年9月入黨，黃埔五期畢業，1927年7月任國民革命軍第4軍炮兵營見習排長，奉黨的指令赴南昌參加起義，在甯都趕上南下廣東的起義隊伍，先後任11軍25師75團3營11連排長、代理連長，不久許光達在三河壩戰鬥中因傷離開部隊，仍積極參加革命工作，1929年7月在中央軍委軍事訓練班學習，9月被中央派往洪湖從事軍事工作，1930年2月參與組建紅六軍任參謀長，7月任紅2軍團17師師長，10月率部參加南征作戰，1931年3月任紅3軍8師22團團長，在馬良坪戰鬥後與主力失聯，率部攀崖突圍，與主力會師後任8師師長兼25團團長，1932年1月在應城戰鬥中身負重傷，先赴上海，後在當年夏天赴蘇聯治療，他離開湘鄂西根據地。
上圖為許光達大将
盧冬生，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12月入黨，比許光達晚了兩年，以中央交通員身份在1929年赴湘鄂西根據地，曆任排、連、營、團長，獨立師師長，1933年先後紅三軍8師師長兼政委、7師師長，1934年10月任紅二軍團4師師長。
紅軍時期兩位均是師級，許光達在湘鄂西打了上半場，盧冬生在根據地及長征打了下半場。許光達起點較高，但離隊較早。
二、抗戰時期，許光達明顯比盧冬生軍功高些。
盧冬生抗戰時起點較高，紅二軍團、紅六軍團合編成120師，盧冬生任358旅旅長，但因為總總原因，盧冬生并沒有實際到任，1939年春天赴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45年才回國。幾乎缺席了整個抗日戰争。
許光達傷愈後，入莫斯科國際列甯學院學習，1936年申請回國被王明所拒，後轉入東方大學汽車訓練班學習，1937年11月終于回國。1938年初到延安任抗大訓練部部長、教育長、第3分校校長，發表多篇軍事論文，顯示其較高軍事理論素養，1941年1月任軍委參謀部部長兼延安交通司令、防空司令、衛戍司令，1942年春任120師獨2旅旅長兼晉綏軍區2分區司令員，1945年任雁門軍區副司令員。雖沒前線名将陳赓、陳錫聯、楊成武等出名，但畢竟擔任同等級别軍事要職。
三、解放戰争中，許光達憑軍功、資曆升至一野兵團司令員，盧冬生至少在軍職上很難達到他的高度。
上圖為松江軍區司令員盧冬生
1945年10月，許光達、孫志遠奉令組建許、孫縱隊參加綏遠戰役，1946年11月任晉綏野戰軍3縱司令員，後轉戰晉中、晉北地區，1947年8月西渡黃河，歸于彭總帳下，參加高家堡、榆林、沙家店、延清、宜川、澄郃、荔北戰役，立下赫赫戰功，1949年2月任一野3軍軍長，參加一野春季攻勢、陝中戰役，6月任一野第二兵團司令員，參與指揮圍殲胡宗南主力的扶郿戰役，奉令率部迂回切斷胡宗南退路；8月參加蘭州戰役，又率部攻占國軍南山主陣地，搶占黃河大橋，為全殲蘭州國軍立下汗馬功勞。
盧冬生1945年回國後，任松江軍區司令員，12月14日在哈爾濱遇難。1946年1月初，東北人民自衛軍改稱東北民主聯軍，下轄北滿、南滿、東滿、西滿四個二級軍區，松江軍區屬北滿軍區所轄的三級軍區，北滿軍區轄山東7師（楊國夫部）、陝甘甯359旅（劉轉連部）及松江、合江、北安、牡丹江、嫩江5個軍區。松江軍區最高算軍級機關。
再看整編後的東野總部及各兵團主要軍事負責人名單，總部：司令員林總，參謀長劉亞樓；12兵團司令員蕭勁光，副司令員陳伯鈞、韓先楚；13兵團司令員程子華，副司令員李天佑、彭明治；14兵團司令員劉亞樓，副司令員黃永勝、劉震；15兵團司令員鄧華，副司令員洪學智、賀晉年……鑒于四野和115師有着深厚的曆史淵源，鑒于蕭勁光、程子華、劉亞樓、鄧華等均是名将，尤其是蕭勁光、程子華紅軍時代就是軍團級别的主官，盧冬生在東野（後稱四野）擔任兵團司令員的可能性不大。軍事才能要想超過陳伯鈞、韓先楚、李天佑、黃永勝、劉震、洪學智等人，也非易事啊！誰叫林總的四野名将如雲哪！盧冬生很有可能像彭明治一樣擔任兵團副司令員或像段蘇權一樣擔任野司副參謀長，他如從事參謀工作，職務很難超越劉亞樓，劉亞樓是林、羅老部下，才能卓越，從蘇聯一回國由羅向林推薦即任參謀長；另一種可能留守東北後方，以上不管哪種假設變為現實，在解放戰争中，盧冬生一般情況下至少職務會遜于許光達。
四、建國後，許光達擔任裝甲兵司令員兼政委，也是許光達授大将銜的加分項目啊！
主席慧眼識英才，在1950年4月，任命許光達擔任裝甲兵首任司令員兼政委，為1955年許光達作為湘鄂西根據地及紅二軍團授大将銜直接加分啊！
五、當然，如果段德昌活到1955年，他如果不授元帥，必定代表紅二軍團授大将銜。
段德昌和賀龍同為湘鄂西根據地的創始人，其在根據地軍事地位僅次于賀龍；他也提出了源于實踐的遊擊戰的正确政策；他犧牲得很早，但仍是33位軍事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