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峰
一直關注孫海波的各種著作及版本情況，因為孫海波是我們的鄉賢，是家鄉的驕傲。孫海波在1937年出版的《魏三字石經集錄》，是我一直尋而不得的一本著作，或許是緣分不到吧。最近看了一些資料，先收錄在此以為今後查詢。
“魏三字石經”，亦稱為“正始三體石經”。魏廢帝曹芳（232—274年）正始二年（241年），應學者們讀經之需求，按古文、篆文、隸書三種字型刊刻儒家經典于石碑上（故稱為三體石經或三字石經），與東漢熹平四年（175年）至光和六年（183年）所刻的“熹平石經”，并立于魏都洛陽南郊太學講堂西側。其中完整刊立的有《尚書》《春秋》，未刊全的有《左傳》。
自311年永嘉之亂始，王彌、劉聰陷洛陽，焚毀二學（《晉書·王彌傳》），石經應已有損毀。從《魏書·馮熙傳》所記“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至頹落。”知北魏石經已被嚴重損毀，七零八落地分散了。東魏孝靜帝四年（537年）八月，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邺。北周大象元年（579年）二月，又自邺還涉洛陽。隋開皇六年（586年），又自邺京載入長安，置于秘書内省。後唐代魏征予以收聚，已十不存一。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洛陽白馬寺村南龍虎灘發現《尚書·君奭》篇殘石110字，古文占36字，初歸丁樹祯，後歸周進。1922年12月間，洛陽城東南三十裡朱圪塔村發現《尚書·君奭·無逸》和《春秋·僖公·文公》殘石，而《君奭》篇正好與龍虎灘所出相銜接，原石大，估人從中折為兩段，共1771字，古文約580字，歸河南圖書館，後又出有《尚書·多士》和《春秋·僖公九年》殘石，共229字，古文占76字。此外還有一百多塊碎石，小者1、2字，大者40餘字，散落在各收藏家手中，字數無法統計。
1945年，西安市許土廟街（為唐時中書内省舊址）首次發現三體石經《尚書·康诰》殘石一片，僅表刻，無背刻，共35字，其中古文占11字。解放後，在西安市距離上述出土地附近又發現石經殘石一片，表刻《尚書·梓材》篇，存10行33字，古文8字，背刻《春秋·文公元年二年》經文，殘存10行50字，古文15字。
魏三字石經，以古、篆、隸三種不同的字型寫刻，在古文字學和校勘學上有很大價值，在中國書法史和漢字的演進發展史上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特别是古文一體曆來為人們所尊崇，北宋郭忠恕著《汗簡》，引用魏三字石經，古文有122字，夏竦著《古文四聲韻》，引用石經古文亦達114字。
目前故宮博物院（所藏三體石經殘石，存文古篆36字，小篆39字，隸書35字，計11行110字）、洛陽博物館（所藏《春秋》殘石，存字最多，計345字）、河南博物院、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東京書道博物館等地均有收藏。
孫海波《魏三字石經集錄》，1937年出版，8開線裝本，全1冊，據版權頁可知，當時僅印了150冊。此書在舊書網上所售多為台灣70年代的翻印本。收藏家、大學者容庚，在其1925—1946年記于北平（今北京）的《北平日記》中記錄了與該書相關的資訊：“1937年11月12日，八時進城。訪孫海波，以新鄭銅器、《魏三字石經》印本見贻。”“1939年12月18日，早授課。校《魏三字石經集錄》，發見君奭一石大可疑。”“1943年8月10日，校孫海波《三體石經記錄》。”
在上世紀20年代，國運多舛，當時近百方三體石經殘石先後在洛陽附近出土，多數殘石出土後并沒有得到妥善儲存，有的甚至流落海外，至今下落不明。是以孫海波《魏三字石經集錄》一書中所收部分拓本的真實性一度亦受到質疑。如商承祚先生曾撰文指稱《君奭》《多方》殘石為僞刻。實際上。被商承祚先生斥為僞刻的《君奭》《多方》殘石與其他殘石所刻的《尚書》文字相比。結構、用筆、字型風格并無二緻。許多字甚至是出于同一人的手筆。是以，被商承祚先生斥為僞刻的《君奭》《多方》殘石其實不僞（2010年1期《平頂山學院學報 》趙立偉《孫海波<魏三字石經集錄>所收<君奭>、<多方>殘石真僞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