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中國好聲音》開播當晚，劉卓轉發了那英的微網誌，後者用一篇長文懷念 10 年前第一季的萬人空巷，也感歎 10 年來這檔節目對樂壇的巨大影響。
劉卓的轉發來得很快，他寫道，“把自己 30 到 40 歲最有鬥志的 10 年獻給這個節目，此生無憾”。
2012 年的夏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體育館裡搭起用黑布層層罩起的臨時錄影棚——第一季《中國好聲音》正在這裡錄制盲選，也就是觀衆熟悉的“導師轉身”環節。
在這檔現象級節目裡，那英從歌手轉型擔任導師，剛過 30 歲的劉卓則與節目樂隊一起，為每位登台學員伴奏，常常一錄就要錄到淩晨 3、4 點——劉卓粗略估算了一下，到今年為止，他與團隊已經在這個節目裡演奏了超過 3000 首歌曲。
2016 年，《中國好聲音》再次在鳥巢舉辦決賽
（上排左 7 為劉卓）
10 年裡，華語樂壇發生的很多變化，在劉卓看來，“就是從《好聲音》開始的”。他回憶在那之前大衆接收音樂的方式，“我們經曆了差不多有 6 年左右的彩鈴音樂。從有節目開始，大家對新的、有國際性的歌，就開始認可了。”
“在一瞬間，四線城市好多地方都在放《Rolling in the Deep》，那四線城市都開始聽 Adele 了，就說明大家整體的聽歌的标準提高了好多。”劉卓的觀察同樣得到資料的佐證，2012 年“十一”假期的前一晚，也是《好聲音》決賽直播的夜晚，根據央視索福瑞統計，總決賽的收視份額達到了驚人的 29.47%，這意味着當晚全國正在看電視的觀衆中，有将近三分之一都在看《好聲音》。
節目結束之後，當年導師之一的庾澄慶說，“不管誰走到最後已不重要，真正的赢家是音樂。”他的這番發言在如今看來，确是精準的預言。
1981 年出生的劉卓，今年剛好踏入 40 歲。入行以來，由他擔任制作人、作曲、編曲或演唱會總監的歌手，從早前出道的孫楠、李健、羽泉，到 2000 年後走紅的李宇春、尚雯婕，再到近年來新生代的單一純等年輕歌手皆有之，加上音樂節目“黃金十年”以來，那些經由他之手出現在流行音樂節目中的作品，劉卓成為了最走入大衆視野的一批幕後音樂人之一。
2016 年，《中國好聲音》更名為《中國新歌聲》，半年後的 2017 年初，同樣來到第 5 年的《我是歌手》更名為《歌手》。與此同時，以同年 6 月播出的《中國有嘻哈》為代表的類型音樂節目持續推陳出新，進入 5 年之癢的兩檔節目不再是大衆唯一聚焦的關注核心。如此變化，身處其中的劉卓自然也意識到了。
“但你也不能說主流的流行音樂就變得不好了，”劉卓強調，“在幾年時間内過度地消耗，就一定會向下走，但當它向下走的時候，意味着它下一次還會再向上走。”
當年，《我是歌手》中陶醉彈琴的劉卓，
一度成了網際網路上的熱梗
2020 年初，突如其來的疫情讓大量音樂節目暫停了錄制。由劉卓擔任音樂總監的《經典詠流傳》在短暫停播後，持續在央視播出，這檔将詩詞用現代流行音樂演唱出來的音樂節目，豆瓣評分沖上了 9 分，成為觀衆口中的“高分良心國綜”。
随後的 2021 年，《乘風破浪的姐姐》第二季裡，劉卓來到台前擔任制作團成員，一舉一動都被網友放大、讨論。《姐姐》結束後，他又馬不停蹄地開始了新一年《好聲音》的錄制，也開始為終于恢複的大型演唱會投入精力。
今年是劉卓參與《好聲音》的第 10 年，錄制期間，他用手機對着酒店房間的視窗，錄下窗外風景的延時攝影，記錄這間自己“住了 10 年的酒店”。采訪中他再次感歎，“人的一輩子，很難有這麼一件事，讓你做 10 年了。”
在第 10 年的當口，劉卓給自己接下了新的挑戰。采訪這天，他正在為首次擔當音樂總監及編曲的音樂劇《羅密歐與朱麗葉》中文版進行開演前的最後調整。這部自轟動推出以來，已經在法國上演了 2 個 10 年的音樂劇，是他從未嘗試過的領域。我們來到排練現場，與劉卓進行了交談。
今年的大量時間，劉卓都将其投入到了
這部經典音樂劇的中文版改編當中，
他身邊是導演及總編舞卡爾·波塔爾
《出色WSJ.》：你受到大衆熟知的音樂節目音樂總監、編曲的經曆，和你最新的這個身份——為上演了 20 年的法語音樂劇《羅密歐與朱麗葉》擔任中文版的音樂總監及編曲——相比，兩者有着怎樣的不同？
劉卓：完全不同。其實中國這 10 年的發展特别快，音樂節目讓“音樂”從一個日常的、百姓身邊的事物，變成了一個會讓百姓聚焦的事物。這 10 年，中國老百姓也養了自己的耳朵 10 年，不停地在聽各種好的東西，是以大家對音樂的訴求變得越來越高，可能需要更多的刺激，和更多的新意。
在這個時候，從《羅密歐與朱麗葉》這個劇來說，它畢竟是一個 20 年的劇了，有很多音樂其實是 20 年以前的，還有一些是 10 年以前的。我更多希望的是，《羅朱》建立在保證音樂劇風格統一的基礎上，做出一些偏現代人聽感的編曲。
《出色WSJ.》：你說的 10 年，差不多就是從《中國好聲音》開始的？
劉卓：對，就是從《中國好聲音》開始的。因為在它開始之前，大家聽歌的習慣，當時應該是百度，還有 TOM 網，大家主要擷取歌曲的來源是從網絡，而不會從主流的平台，是以當《好聲音》有了以後，大家在一瞬間，四線城市好多地方都在放《Rolling in the Deep》，那四線城市都開始聽 Adele 了，就說明大家整體的聽歌的标準提高了好多。
《出色WSJ.》：這個“提高”是“更好了”，還是“不同了”？
劉卓：當整體大環境變得更好的時候，大家聽音樂的環境一定會更好。我記得在那之前，我們經曆了差不多有 6 年左右的彩鈴音樂，當時聽到了一個新的詞彙叫“口水歌”，還有一種叫“網絡歌曲”。可能當時這兩個概念，指的是那些制作比較粗糙的，詞和旋律聽起來很落俗套的那些作品。
當然，大家對那種歌也是喜歡的，因為高雅的和所謂的俗，其實也是成正比的，有俗也有雅嘛。
總之那個時代大量的都是那樣的歌曲，而大家對新的、有國際性的歌，從有節目開始，就開始認可了，大家覺得我聽歌的面變得更廣了，我獲得歌曲的來源已經不局限于網絡，我可以從電視上獲得，而且我能聽到跟原版不一樣的歌曲。其實這 10 年一直都是這樣。是以回到前面的問題，從一個 20 年的音樂劇來說，我的訴求其實就是讓它變得更适合現在 2021 年的中國。
《出色WSJ.》：這似乎也是人們常提到的一個關鍵點。無論是你在《姐姐》《歌手》等節目裡做的音樂改編，還是這次對法語音樂劇的改編，人們的褒獎或質疑聲中都會出現這個概念。那麼到底什麼才适合 2021 年的當下中國觀衆？
劉卓：大家現在對一首歌曲的層次會有更多的訴求，其實很多音色不是那麼明顯的，比如，原來劇裡的銅管樂器，我一定要給它換成失真吉他，不是這樣的，你會打破原有整個音樂的氛圍。我會疊加好多編曲的元素，是因為很多音色其實是提升原有音樂的。
比如我們現在對低頻的感受會訴求比較多，那你不能加太多樂器去破壞原來的編曲。很多低頻的樂器是人耳聽不清但能感受到的，因為低頻可以帶來很強的共振。
還有一些，比如超高頻的頻率，它也是大家不會聽得特别明顯，但也會對音樂的空間感，以及我們一直在講的“音樂的均衡”起到作用的。20 年前現場用的擴聲器材可能沒達到現代這麼高端，是以我要配合現在的高端的器材，做出編曲上的動作，同時不去破壞原有的編曲。
《出色WSJ.》：網上很多人的評價，其實說得挺難聽的，比如說“這不是時代的特色，是時代的垃圾”，你會看這些評論嗎？
劉卓：我不太會看。很多人隻是單純地在聽，是以他們的判斷就是很自我的。你如果從事這個工作，你會知道，現在在音樂制作的領域，你所涉及到的工作内容有多繁瑣，它不亞于計算機的程式設計，不亞于寫代碼。
我一直覺得，别人喜歡、認可你的音樂的時候，一定是因為你的音樂審美帶給他了共鳴點——它建立的一定是這個基礎，而不是說我去總結網上的評論，總結完了以後，去做我自己的音樂，我覺得這樣的話就不再是劉卓了，又變成另一個樂評人了。
《出色WSJ.》：行業裡确實有一些人，按照總結出來的規律，也有做出了成果的？
劉卓：對，其實這樣是沒錯的。随波逐流，我覺得有的時候是對的，當波浪太大的時候你隻能随大局。
《出色WSJ.》：比如有人會按照适合抖音的規律去做音樂。
劉卓：這個啊，這個是非常好的。當你如果對自己的生活——我是說收入，有更高的訴求的時候，想辦法去迎合大衆，做一些能很快變現的音樂内容。
對我來說呢，其實我每年做的工作特别累，很繁瑣，但收入其實不高，不是像很多文章寫的，一首歌賺 2000 萬，甚至更高的價格。我一直覺得，我如果追着去做那種音樂的話，我可能追不上人家，因為我畢竟在我這個領域裡做了十幾年，是以我還是好好做我自己該做的事就好了，也不太羨慕收入特别高的人。
《出色WSJ.》：你前面提到當今觀衆對聽感的追求，能否舉個例子？
劉卓：《歌手》裡很多歌都有這樣的代表性，因為到了那個舞台上，每首歌的張力需要動态特别大，從特别弱到特别強、特别誇張、嘶吼、呐喊。
我現在想一想，在《好聲音》裡面，當年周深和李維唱的《貝加爾湖》，大家早就知道李健這個版本，但是他們倆翻唱完又是另一種味道，其實這個就是大衆對原有的一首作品重新呈現出來的心理訴求。
這個期待值是挺高的。是以你要想方設法地給他一些能讓他打破原來的習慣的一些設計。《貝加爾湖》原來就是一首獨唱的歌曲，裡面隻有李健老師一個人的唱，改編這首歌的時候，我們在棚裡面拉着兩個人，包括那姐，我們幾個試了 3、4 個小時——不是編曲，而是對唱的設計。
唱的設計其實就是，原有的旋律需要去做變奏，去做二重唱，去做一些轉調的設計，這在一首歌裡算是一些驚喜，它是走到一定的情緒點，去解決這個情緒爆發的一種手段。是以《貝加爾湖》這種從一首獨唱變成兩個人唱的歌曲，這兩個人的唱在設計上又水乳交融，互相之間都把長處、自己最閃光的一面交給了對方，這就是 1+1>2 的比較有代表的一個作品。
《出色WSJ.》：這 10 年裡，聽衆的需求也有轉折，一些前 5 年裡的聽歌需求，到了後 5 年又不那麼流行了，是這樣嗎？
劉卓：前 5 年裡，《好聲音》先出，然後是《我是歌手》，兩個節目當時橫空出世，大街小巷都在看，但是這兩個節目都是在做到第 5 年的時候，出現了《中國有嘻哈》。
嘻哈走到差不多今年，其實市場依然很大，但你也不能說主流的流行音樂就變得不好了，其實兩者都非常好。但是走到嘻哈的第 5 年的時候，它也變得沒有第 1 年橫空出世那麼有影響力了。我覺得這是風格類音樂必然的，在幾年時間内過度地消耗，就一定會向下走，但當它向下走的時候，意味着它下一次還會再向上走。
《出色WSJ.》：你為音樂節目組建了一支樂隊，名叫 V Band，它跟你在更早年裡和兄弟組建的樂隊，感受有什麼不一樣？
劉卓：最早的時候組建樂隊是為了夢想，那個夢想其實就是，幾個人湊在一起，在北京，希望自己能成為未來的五月天也好，蘇打綠也好，一個知名樂隊。北漂的生活是從你的夢想開始的。
後期組的這個樂隊是為了生活，你在北京所有的吃、住、行這些成本，你必須要想方設法地能維持下去，你才能維持你的夢想。但當看到在節目當中所獲得的那些成就感，自己其實也很珍惜第二個樂隊。是以後來慢慢變成，把自己的夢想丢在一邊了，因為發現實作夢想太難了，還不如安心地把自己眼前這個實實在在的事情做好。
劉卓與 V Band
《出色WSJ.》：在組當年的樂隊之前，你還在黑龍江省平劇院工作過，那段經曆對你有什麼影響？這次《羅密歐與朱麗葉》，你又與國有劇院合作了，時代的變化是否也展現在它們身上？
劉卓：當時算是一個經曆吧，我本身不是學平劇專業的，我是以創作者的身份進的團裡的創作室。後期把我調到了樂隊，耳邊除了鑼就是镲，我晚上還在酒吧打工，睡覺都是後半夜 2、3 點，睡 4 個小時爬起來去機關，我就很崩潰。是以去北京這件事就更堅定了，在機關上了 1 年的班就去北京了。
劉卓帶領《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樂隊排練
我感到，大家對文化的訴求其實挺大的，起碼百姓對業餘生活要求挺高，他能接受各種各樣的話劇、喜劇、音樂劇，這絕對是一個變化。這次《羅密歐與朱麗葉》這個劇，是九維文化和上汽·上海文化廣場一起制作的，我在平劇院的時候，那是差不多 20 年前了，那時候還沒有聽到這麼熱的一個音樂劇巡演，或者小型演唱會在劇院巡演。當時的劇種就是各大地方的地方戲，加上一些相聲啊，尤其我在黑龍江，不像上海那麼好的文化氛圍。而現在變得，音樂劇、話劇遍地開花，這就是時代的進步。
《出色WSJ.》：你在另一個采訪裡說，你給自己定了一個标準，什麼作品都得愛上它，這是你的原話嗎？
劉卓：我的原話是，你接到任何一首歌的制作，因為很多詞曲不是我自己去寫的，是以我沒對詞曲傾注感情。然後我說這句話的前提是，他們問我，為什麼我彈鋼琴的時候，跟每個藝人都配合得那麼好。我說首先第一點，你要愛上這首歌，你才能把自己所有的情感投入到你的演奏裡面——完整的這句話是這樣的。
在節目裡，确實有很多人選出來的歌是我不太喜歡的歌，但是你也要強迫自己去愛上它，否則你演奏出來的就是無色無味的一段演奏而已，沒有情感的融入，你跟歌手之間是沒有默契的。
我一直覺得演奏鋼琴這件事，它不是一個技巧，排在第一的是情感，第二是經驗——就是你演奏足夠量的作品，第三才是你的技巧。
劉卓在排練現場
《出色WSJ.》：當今的一個現實是，看音樂節目或是進劇場看音樂劇的觀衆，可能在他這一天的生活中除了這兩三個小時，其他時間都處在現在所謂的“内卷”、“996”當中，你怎麼看待這些音樂文化産品，對當今都市人的意義？
劉卓：不單單是音樂，我也有我讓自己放空的習慣，我如果累了我一定會去翻看各種各樣的電影，宅在家裡面。都市人壓力的發洩，現在有很多種方式，現在也有發洩俱樂部啊，有密室逃脫啊，會選擇通過音樂，也是對文藝性的一種敬畏和親身的感受。
《出色WSJ.》：現在受歡迎的音樂，無論是劇場裡的，還是音樂節目裡的，都呈現出這樣的趨勢：放松、逃避壓力的需求上升了，而大家對愛情元素的需求則相應下降了，你是否也有這種感受？
劉卓：我覺得這就是時代進步了，再年輕的人，對愛情的渴望感都好像沒有我們年輕的時代強了。當時我連上課都在想着對方，這一天 24 個小時除了睡覺，恨不得 15 個小時都在想着對方，但現在大家有各種各樣的娛樂，有手機。
但這還是很沖突，太多人不把愛情當回事的同時，自己又特怕孤獨，又不願意去找一個伴侶，這是現在年輕人的沖突。
《出色WSJ.》：很多時候，觀衆對音樂節目的讨論會集中在，一首經過改編的經典歌曲不如它的原版。你認為一首流行歌曲，如果一定要選的話，應當是較為永恒的還是非常當下的？
劉卓：一定要選的話，我覺得音樂更多要注重當下，因為流行音樂要講的話，一定是當下要講的。
包括現代人對感情的了解，和 10 年、20 年前的人，或是歌曲作者對感情的了解、表達方式，都發生變化了。現代人對當下生活的了解，肯定也會發生變化。是以現在的流行音樂，如果寫得好的話，一定會用現在的整個的感官，用文字去表達出來。
《出色WSJ.》：這種變化，是不是就是改編經典歌曲最難的地方？也會讓年輕歌手唱起來特别困難？
劉卓：年輕歌手唱，非常難。我不說是誰啊，經常會聽到有一些年輕歌手翻唱 15、20 年以前的歌，但現在大部分的流行音樂歌手，跟那個年代的歌手其實是沒法比的。現在科技太發達了，你唱得不好，在棚裡也不會過度要求，完全靠後期修。我爸是個警察，連他都知道有修音這件事，他身邊的朋友、戰友，可能有做酒的，有自己家裡賣菜的，都知道唱完可以修音。
這就是科技帶給現在這些歌手的，沒有那麼高的要求。但 15、20 年前是沒有修音這件事的，是以那個年代的歌手，一首歌可能會在棚裡錄上 8 個小時，錄一天，現在我看很少有歌手做到這個。
《出色WSJ.》：他們會難以了解當時的情感嗎？
劉卓：情感是一樣的，隻是表達方式不一樣，它所用的文字不一樣。比如王靖雯，其實我特别喜歡她的歌詞，原來知道她寫歌還挺好的，今年也是《好聲音》裡看到的，但你看她的歌詞，有好多措辭都是我發現我原來從來沒有看到過的，是她自己的措辭，哪怕是看似是成語的一個四個字的詞語，也是我覺得她自己設計過，這個就是當下。
無論從音樂，還是從文字，中國流行音樂到現在可能三四十年了，這兩者就是一直在變的。
王靖雯是今年《好聲音》裡
劉卓特别喜歡的一位學員
《出色WSJ.》：科技也在不斷進步，當技術應用在歌曲的制作上，大衆是否常常後知後覺？
劉卓：我覺得觀衆是一定可以意識到的，音樂新或不新。比如你用手機播放音樂，音樂的格式變得越來越大，你用的耳機變得越來越好，它的還原度越來越好......大家在用各種各樣好的裝置的時候，一定也會去追求這個聲音的來源。這個來源，就是我們現在需要做的，從技術層面上去提高，這個提高也是通過各種各樣的裝置在提高，是以科技在進步，音樂也是一樣在進步，聽衆是可以直覺地感受到的。
《出色WSJ.》：你和李健的合作關系一直為大家所熟知，尤其《我是歌手》中的幾次令人印象特别深刻，比如決賽時的《唐僧在女兒國抒懷并看着女兒國王的眼睛》，這樣具有恰到好處的幽默感的表演，似乎是隻有現場演出才能展現的？
劉卓：這個我比較同意，它其實就是 live 的魅力。那個表演的幽默感，我覺得你也是受了畫面的影響，因為他們倆在一起本身就是個幽默，包括小嶽嶽那些表情上的表演。
我覺得首先健哥敢選嶽雲鵬，已經是深思熟慮過的一件事，也是效果最好的一個選擇。對健哥來說，選任何歌手都是平淡無奇地唱完了一首合唱，隻有選嶽雲鵬，這首歌才活了。
《出色WSJ.》：當音樂節目把現場版再放到音樂平台上，你認為會折損它的效果嗎？最近，網易雲音樂就重新上線了《歌手》全部季度的歌曲，點選量非常高。
劉卓：其實所謂的這個被折損掉的魅力，一定是随着電視這個手段，和音樂手段，兩者結合在一起的。
那個我們所謂的音視訊合在一起的檔案，其實才是最精彩的，當沒有視訊了之後，音樂的張力就變得沒那麼大了，因為沒有視訊去推動它，因為好多情緒宣洩的點，包括斯坦尼康，包括那些搖臂，把畫面拉得縱深感又強，推來推去，那個其實就是畫面對音樂的幫助。當很多歌需要那些視覺，但你又沒有的時候，你就會覺得歌的張力遠遠沒有你在看電視的時候大，這是一定的。
但還有一些歌，不需要太多視覺張力，你可以反複去聽，健哥是個代表，他在《我是歌手》後期的《十點半的地鐵》《父親的散文詩》，在節目裡也是那種在視覺上沒有太大張力去包裝的，就是平平淡淡地在唱，但是你到今天可能偶爾還是會去聽它。
《出色WSJ.》：你在做音樂的時候，會同時考慮從電視節目裡聽的聽衆，和直接聽音頻的聽衆嗎？
劉卓：我不太會去考慮，我覺得我的出發點就是這個音樂好聽，就可以了，其他事交給導演，所有的視覺部分都是導演來操作。當你自己很負責任地覺得這首歌是好聽的，就夠了。後面的一切其實跟我就沒有什麼關系了。
聽衆一定會有一天，脫離了這個視覺，單純聽音樂，他也覺得好聽。但你前期如果把過多的注意力放在我要怎麼表演，怎麼視覺呈現，當這件事大于音樂本身，這個音樂一定是不好聽的，一定不會被大家翻來覆去地循環播放。
《出色WSJ.》：其實過去 10 年裡所發生的這些劇烈變化，有時候從業者是尚未做好準備的，變化對從業者而言，常常帶着破壞性，身處行業中的你是否有這樣的感受？
劉卓：我身邊确實有不少在 15 年前比較頭部的人，慢慢從這個舞台退下去了，一方面是因為年齡的原因，因為不再有足夠的精力和體力去維持每年那麼繁瑣的工作，那麼疲勞的熬夜、錄音，還有一些原因呢，就是他們可能在那個時代，已經成為了頭部的制作人，是以他們對很多新生的音樂類别，不會很快地去接受，就是那種“我比較安于自己現在的工作模式，包括我自己的音樂喜好”。
音樂其實就是這樣的，比如說，我喜不喜歡嘻哈呢？我不知道。我聽到某一些嘻哈我特别興奮，聽到某一些我就覺得“這什麼玩意，完全聽不進去”，但這樣你說我喜不喜歡這個音樂類型呢？我可能說，我不會花大量時間去聽。那個年代的某些人也是這個情況，确實我知道有好多人離開了這個行業。
《出色WSJ.》：你會覺得可惜嗎？
劉卓：新陳代謝吧。
《出色WSJ.》：你最新的作品就是《羅密歐與朱麗葉》的中文版了，接下來到正式公開演出還有一周，這時候你對歌曲還會做些什麼？
劉卓：後面這些天就是聯排了，在現場對音樂做些微調，其實就是一些平衡和一些音色上的調整。最後進場，進行對音響系統的設定，對現場整個聽覺的設定。
錄節目要比這個複雜得多，包括演唱會也是，因為這個面對的是 1000 人左右，而演唱會，比如我們剛做完薛之謙的，是 30000 人。你在這個房間大小的地方彩排好了，上台後所有的音色等等還是會變化，是以還要根據那個大場地再重新調整一次，所有的樂器音色，包括電腦播放的很多音色。
《出色WSJ.》：說了那麼多“過去 10 年”，我們已經在新的 10 年開跑了。你是否觀察到一些迹象，預示着下一個 10 年可能發生的變化？或是說，流行音樂會怎樣更新？
劉卓：首先未來 10 年的科技進步有可能是前 50 年的總和，因為現在已經進步到這個程度了，我現在比較關注的，就是科技帶給人的、從音樂上獲得的，可能不再是你面前兩隻音箱的聽感，它會變成用音樂把你帶到了一個環境當中，帶到一個世界當中，可能是一個虛拟世界當中。
所有的這些操作手段也是随着科技的進步在進步，是以未來的音樂，功能性我覺得會豐富很多，會像我剛才說的，可能超過前 50 年的功能性。
《出色WSJ.》：這樣的變化會導緻歌曲本身有什麼變化？
劉卓：未來 10 年，我覺得音樂的風格會變得更具象，可能現在有 20 種音樂風格，到那個時候有通過人不斷地實驗，通過科技的幫助，可能會有 200 種音樂風格。有 200 種音樂風格就意味着它的群體變得更多，會細化。現在已經開始細化了，喜歡嘻哈的，喜歡朋克的，喜歡電子的，喜歡國風的，已經會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