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過鄭州的都知道，鄭州有個區叫二七區，在鄭州二七區和武漢江岸區還都有一條路叫二七路，在這兩條路上都設有二七紀念塔。
鄭州二七紀念塔
這個“二七”指的都是同一個曆史事件——1923年2月7日爆發的“京漢鐵路勞工大罷工”和由此引發的“二七慘案”。鄭州的二七區也是國家唯一因紀念重大革命曆史事件而命名的城區。
這次罷工是為了改良鐵路勞工的生活和争取自由的政治鬥争，罷工遭到了反動軍閥的野蠻鎮壓，先後造成52人犧牲，300多人受傷，40多人被捕入獄，1000多名勞工被開除流亡。反動軍閥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共産黨員林祥謙和法律顧問施洋被捕後，被敵人殘酷殺害。
而制造這一慘案的元兇就是直系軍閥吳佩孚和其爪牙京漢鐵路管理局局長趙繼賢。
1926年10月，吳佩孚倒台後，趙繼賢帶着多年來搜刮的錢财逃亡到江南一帶，藏匿了起來。他自知自己罪孽深重，滿以為自己隐姓埋名可以躲得過曆史的審判。
但，終究是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終在25後于曆史名城蘇州被捕歸案。
那麼趙繼賢到底幹了哪些壞事，他是如何逃亡，又怎麼被抓到的呢？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說的。
趙繼賢，1885年出生于山東省曆城縣（現濟南市曆城區），北京京師政法大學畢業。他畢業那會兒正趕上軍閥割據時期，因善于溜須拍馬，阿谀逢迎，得到直系軍閥吳佩孚的賞識，先是被任命為直隸督軍署軍法課課長，後一路升遷到京漢鐵路管理局局長。
趙繼賢為了讨好主子，給吳佩孚籌集更多軍費用于軍閥混戰。他對勞工進行殘酷的壓榨，規定勞工每天工作10小時，遲到就開除，動不動就不讓勞工休息，不讓勞工吃飽，甚至克扣勞工工資，僅發原來的四分之三，鐵路勞工生活異常困難。
為反對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壓迫，鐵路勞工在共産黨的上司下，于1923年1月5日在鄭州召開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會議，決定2月1日正是舉行總工會成立大會。
京漢鐵路總工會在鄭州召開成立大會時代表合影
狡猾的趙繼賢在聽了總工會籌委會的報告後，假裝同意，還特意将1月28日的星期例假調到2月1日來休，讓工友們可以有時間參加大會，還答應鄭州以北參加會議的工友給予免票。
但私下裡他卻将情況報告吳佩孚，并慫恿吳對勞工的活動進行鎮壓。吳佩孚于是電令駐鄭州、信陽的直系軍隊44師師長靳雲鹗派兵前往鄭州。
2月1日上午，兩百多名勞工代表整隊前往會場普樂園（今鄭州二七紀念堂所在地），途中遭到荷槍實彈軍警的阻攔。勞工沖破攔阻，進入會場，并立即宣布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
當天下午，軍警沖到勞工代表住處，搜查檔案、搶劫财物，逮捕并毆打勞工，搗毀工會設施，并強占工會會所。總工會決定把辦公位址轉移到漢口江岸，并于2月4日舉行大罷工以抗議軍閥的卑劣行徑。4日，京漢鐵路全線罷工，1200公裡的鐵路頓時癱瘓。
2月7日，吳佩孚調集大批軍警對勞工進行血腥鎮壓，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慘案發生後，勞工要求撤換趙繼賢，賠償損失。
趙繼賢一面派漢口鐵路警備司令張厚生與總工會周旋，一面強令勞工複工，并交出工會負責人楊德甫、林祥謙等負責人，對總工會施壓。反動派的行為激怒了勞工，他們開始在漢口租界遊行示威。
2月7日下午，張厚生帶領兩個營的兵力，包圍了漢口江岸總工會，并向勞工開槍射擊，當場打死30多人，打傷27人。将逮捕的70多人綁在電線杆上嚴刑毒打。
江岸分會長林祥謙被捕後，被綁在電線杆上，張厚生指令劊子手割一刀問一句：“複不複工？”林祥謙斷然拒絕，最終被砍數刀，壯烈犧牲。随後共産黨員、總工會法律顧問施洋也被敵人逮捕，于2月15日慷慨就義。
林祥謙就義場景畫
而在長辛店，趙繼賢釋出布告，限勞工24小時複工。并從保定和北平調來14混成旅，強迫勞工複工。随後，又宣布勞工如不複工将押解出境，并追回以前發的工資。但是，遭到勞工拒絕。趙繼賢下令軍警搜查勞工宿舍，并逮捕史文彬等11人。
第二天，3000多勞工，齊聚長辛店14混成旅營門口，要求釋放被捕人員。趙繼賢先是指令反動軍警開槍掃射勞工，後又用馬隊踐踏。當場打死4人，重傷30餘人，輕傷無數。
京漢鐵路大罷工油畫
打死打傷勞工之後，再次強迫勞工複工，并不允許受傷勞工就醫。而後，又将逮捕的26名工會委員押解保定，親自刑訊逼供，緻吳珍等5人慘死獄中。
“二七慘案”，趙繼賢就是主兇，雙手沾滿勞工的鮮血，最大惡極，不可饒恕。
吳佩孚倒台後，趙繼賢也被迫卸任，他用搜刮的錢跑到北京、江蘇、上海一帶買了大量田地和房産，僅在蘇州就購買土地577畝，房屋6幢，還娶了幾房姨太太。過起了“逍遙”的日子。
但是，他自知自己罪孽深重，于是化名趙博生，在蘇州隐匿了起來。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過大江，蘇州即将解放。趙繼賢開始惶惶不可終日，于是打算變賣田地、房屋後逃往香港。但是，由于兵荒馬亂的無人接手，沒有走成。
4月27日，蘇州解放。
1950年初，公安部向蘇州市警察局發出協查通報，列出趙繼賢履歷及其罪狀，并指出趙繼賢就在蘇州一帶，要求蘇州公安機關盡快偵破緝拿。
蘇南行政公署公安處處長兼蘇州市警察局長丁兆甲親自辦理這一重要案件，他調來了熟悉當地情況的中區分局調查股長高其智，開始發動群衆，提供線索。
丁兆甲
畢竟趙繼賢已經來到蘇州24年，不可能不露出一點蛛絲馬迹，在當年那個人民戰争的汪洋大海中，他是很難藏匿的。
很快，就有群衆拿着一份報紙來到公安機關，公安機關通過這張報紙，順藤摸瓜查到了他的大兒子趙世清。
這張報紙，就是趙繼賢自導自演的一出“掩耳盜鈴”的滑稽鬧劇。蘇州解放前，他為掩人耳目，由大兒子出面在上海《新聞報》上刊登“脫離父子關系的聲明”。盡管他自己把名字改了，但是他的兒子沒有改啊，他們已經“脫離”但又沒脫離的父子關系清清楚楚地登在這張報紙上。
警方正是通過這張報紙知道他有一個兒子叫趙世清。
可巧不巧，趙世清前期因為賭博正在被公安機關羁押，高其智很快就找到了他，并立即展開審訊。起初，趙世清拒不配合，畢竟趙繼賢是他的爹啊，兒子把父親出賣了心理上一時還是很難過得去的。
僵持了一段時間之後，公安機關展開了強大的心理攻勢，要他交待父親去向，否則就是罪上加罪。趙世清最終沒能扛住壓力，交待了父親的化名及住址：蘇州阊門西街34号或36号，還描繪了他父親的長相特征。
有了趙世清提供的線索，後面的事情就簡單多了。
蘇州阊門西街34号一帶有一處帶院子的樓上，确實住着一個老頭子，鄰居反映這個老頭帶着一個年輕漂亮的老婆，整日在家誦經念佛，平時出去辦事都是年輕女人出去，很少看見老頭出來。
丁兆甲和高其智聽了這樣的情況，心裡有底了，決定正面和這個老頭子接觸一下。1951年5月的一天，他們來到阊門西街34号最裡面的一處院子，找到了這個老頭。
老頭似乎早有心理準備。
“姓名？”丁兆甲問。
“趙博學，”老頭子不緊不慢地回答。
“以前是幹什麼的？”丁兆甲繼續問道。
“做一些木材生意，”老頭子繼續避實就虛。
……
不管丁兆甲他們如何追問，他都避開那段曆史，企圖蒙混過關。
最後，丁兆甲和高其智幹脆單刀直入，問他1923年身在何處？當時在幹什麼？經此一問，老頭頓時神色慌張，手足無措，這才吭吭唧唧說了當年在京漢鐵路幹過的事。
但他拒不承認自己就是當年京漢鐵路大罷工的主要兇手，極力推說那是吳佩孚和他的親信蕭耀南軍隊幹的。
丁兆甲冷冷地說：“你誦經念佛，修行太晚了，還是跟我們回去說清楚吧！”
趙繼賢被押解到看守所，經過大量的調查驗證，證明他就是“二七慘案”的主兇之一。
由于京漢鐵路大罷工起初發生地在鄭州，于是趙繼賢被押解到當時河南的省會開封。
1951年7月8日，先在鄭州華美醫院廣場召開公審大會，旋即又押解到武漢。16日，又到漢口江岸車站舉行公訴控訴大會，大會後将趙繼賢執行了死刑。
趙繼賢被處以死刑
這個最大惡極的兇手，終于為他自己的罪惡付出了應有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