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跟毛主席，就會有出息。毛主席當年上司的湘贛邊秋收起義隊伍中，走出了一名開國元帥，一名開國大将，5名開國上将。
元帥是羅榮桓，大将是譚政，5名上将是陳士榘、張宗遜、宋任窮、黃永勝、陳伯鈞。
秋收起義隊伍中，黃埔軍校畢業生共有24人。他們分别是：盧德銘、張子清、餘灑度、蘇先俊、陳浩、鐘文璋、陳樹華、伍中豪、徐彥剛、陳毅安、張宗遜、譚希林、陳龍鶴、範樹德、曾士峨、遊雪程、劉型、王良、陳伯鈞、呂赤、徐恕、黃子吉、韓莊劍、黃瓒。
滾滾洪流，大浪淘沙。這24人或犧牲，或叛變，到1955年我軍首次授銜時，隻剩下陳伯鈞、張宗遜、譚希林、劉型4人了。陳伯鈞與張宗遜被授予了上将軍銜，譚希林是中将，劉型則因擔任了北京地質學院院長而未受銜。
其中，呂赤的犧牲最令人唏噓。
呂赤是四川人，黃埔4期畢業，和林彪、劉志丹等人是同學。1927年參加秋收起義後，呂赤任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第1團第3營8連連長。随軍上井岡山後，呂赤又任工農革命軍教導隊的首任大隊長。
工農革命軍教導隊是我軍曆史上第一個軍事教育機構，被譽為我軍軍政院校的搖籃，是紅大、抗大以及後來的國防大學之前身。教導隊下轄4個區小隊，陳伯鈞、陳士榘、張令彬、王良分别擔任區小隊長兼教官。
陳伯鈞與呂赤的關系非常好，他生于1910年，比呂赤小兩歲。他是四川達縣人，和呂赤是四川老鄉。他畢業于黃埔6期，是呂赤的學弟。
1928年春，陳伯鈞在一次戰鬥中，繳獲了一支手槍。這支手槍的表面鏽迹斑斑，槍栓都拉不動了。陳伯鈞的頂頭上司、教導隊大隊長呂赤見狀開玩笑地說，這隻是一塊廢鐵，扔了算了！喜愛槍的陳伯鈞舍不得扔掉，他把手槍拆開，用煤油反複擦拭，終于将鏽迹擦掉，讓手槍恢複如新。
再次見到呂赤時，陳伯鈞便拿着此槍得意地指着呂赤的腦袋，拉動槍栓，向呂赤展示修複成果。可是令他萬萬沒想到的是，就在他拉動槍栓的瞬間，槍膛中居然發射出一粒尚未退淨的子彈。
呂赤倒地身亡，陳伯鈞頓時呆若木雞。随即陳伯鈞跪倒在呂赤身旁呼天搶地痛哭，但呂赤再也醒不過來了。
戰士們紛紛要求陳伯鈞必須為呂赤償命。毛主席出面了，對戰士們說：“如今已死了一個黃埔生，要再殺一個黃埔生，就失去了兩個軍事指揮員。陳伯鈞不是故意傷人，我看還是不殺為好。”毛主席還說：“我們不讓他償命，但是要懲罰他的。呂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陳伯鈞一個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罰他100闆子，大家同意不同意？”
大家的思想都通了。随後，毛主席讓警衛員找來闆子在衆目睽睽下打了陳伯鈞的闆子。結果闆子打到20下的時候，陳伯鈞已經皮開肉綻，餘下80大闆就沒再繼續打了。
就這樣，愛才惜才的毛主席保下了陳伯鈞的一命。
陳伯鈞做事确實有些冒失，此前，他曾被毛主席選派到袁文才的農民自衛軍，去做該部的改造和訓練工作。袁文才曾主張“甯崗不要搞土地革命”，毛主席對此沒有強求，陳伯鈞卻并沒有領會到搞好同袁文才、王佐關系的重要性，在獨立活動時，口稱“練練槍”，自作主張将與袁文才有關系的10個土豪都殺了，還與袁文才的手下謝角銘（也是袁文才的妻兄）沖突，差點将事情鬧大。
毛主席隻好将陳伯鈞調出袁文才的隊伍，改派何長工去做這項工作，結果何長工做得很好。
但陳伯鈞打仗很有一套，誠如毛主席後來所說的——陳伯鈞是“紅軍幹才”。陳伯鈞作戰勇敢，智勇雙全，擢升得很快。1929年5月，年僅19歲的陳伯鈞，便已升任紅6軍第1縱隊參謀長了。
1930年，陳伯鈞升任紅20軍參謀長。這一年，他隻有20歲。
1932年5月，陳伯鈞從左權手中接任了紅15軍軍長。這一年，他隻有22歲。
1933年1月，還不到23歲的陳伯鈞出任紅5軍團參謀長，成為了紅軍中軍團級的上司人。同年8月，陳伯鈞因上書紅軍總部陳述自己的意見，遭到“左”傾路線執行者的批判，10月初被降職為紅5軍團13師師長。
陳伯鈞不計個人榮辱，率領紅13師6000多指戰員連續打了10餘場勝仗，被中革軍委贊為紅軍主力“堅師”。
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後，陳伯鈞指揮的13師為紅一方面軍全軍最後衛，掩護兄弟部隊先後突破了敵人4道封鎖線，戰功卓著。
血戰湘江後，由于部隊嚴重減員，軍委電令撤銷紅8軍團建制，并入紅5軍團，陳伯鈞接替劉伯承再次擔任了紅5軍團的參謀長。
1935年7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後，陳伯鈞調任紅四方面軍第9軍參謀長。9月，因激烈反對張國焘的分裂活動，陳伯鈞被免職，改任紅軍大學教員。
1936年2月，張國焘的錯誤被糾正後，陳伯鈞任紅4軍參謀長。7月，陳伯鈞調任紅二方面軍第6軍團的軍團長。10月，他率部到達陝北蘇區，與紅一方面軍會師了。
開國上将中，在紅軍的三個方面軍都任過職的，隻有兩個人，另一個是彭紹輝。
陳伯鈞喜歡讀書，文化素養很高。從1933年至1950年，他在炮火紛飛，條件艱苦、流動性極大的情況下，堅持寫日記，給我黨我軍留下了寶貴的革命史料。長征2萬5千裡路線圖，就是根據陳伯鈞的日記記載繪制的。
抗戰全面爆發後，年僅27歲的陳伯鈞任八路軍第120師359旅旅長，成為八路軍最初的6位旅長之一，被國民政府授予了少将軍銜。
此間曾發生過這樣一個事情。曾參加過井岡山鬥争的江華在回憶錄這樣寫道：改編後，也有個别同志自認為是“正規國軍”了，而忘了根本。從我目睹的一件小事上，也反映出這一錯誤情緒。一天，八路軍某師的一位旅長到軍委參謀部來，他穿着國民革命軍的将校服，趾高氣揚、神氣十足地要見“澤東同志”。那個樣子，令人好氣又好笑，一位同志“一本正經”地接待他，故意拉長聲調地問他是誰？報了名字。接待的同志裝作驚愕地說，紅軍裡有位xxx旅長，沒聽說有國民黨xxx旅長，并問他有無名片？他很潇灑地拿出名片。接待的同志拿着名片向毛主席報告。毛主席見了他，狠狠地批評了一頓。以後，毛主席還幾次講這件事，以此來教育幹部，統一戰線不能統到國民黨那裡去，八路軍的部隊要官兵一緻，幹部不能學國民黨那個派頭。
江華筆下的這位旅長，說的就是陳伯鈞。
陳伯鈞自己對此卻有另一個說法，據《陳伯鈞日記》記載：“1937年秋，我任359旅旅長，帶領718團駐防洛川。當地是統戰環境，該地國民黨駐軍最高軍階為上校，為了雙方聯絡時我方辦事人員處于有利地位，故團供給處主任劉華春主動給旅、團首長各印名片一盒，我的名片為‘少将旅長’，文年生的名片為“上校團長”。這樣做是出于對工作的考慮，當時毛主席并未批評過我們。”
江華和陳伯鈞是井岡山時期的老戰友，兩人很熟悉。建國後江華曾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等職，他的回憶應該是可信的。根據我們對陳伯鈞性格的了解，這樣的事情他是能幹出來的。
八路軍359旅旅長，陳伯鈞隻幹了很短的時間。1937年10月，359旅駐軍洛川。時天已降霜，部隊寒衣尚未解決，旅長陳伯鈞心急如焚。17日這天，摩托學校一位司機偏偏不願搭載旅部袁會計去延安領公款解決部隊冬衣問題，還蠻橫無理地吵鬧。陳伯鈞勸告無效，氣急之下給了司機一個嘴巴。陳伯鈞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真是魯莽不該！但司機這種既無政治立場，又無組織觀念的态度，亦實可恨！”
旅長打人，在我軍中是很嚴重的事情。10月22日，毛主席将陳伯鈞交到了延安，就打人一事對陳伯鈞作了嚴肅批評。毛主席談話後的第3天，張聞天召見了陳伯鈞，直接點明他有軍閥主義傾向。幾天後，中央決定調陳伯鈞去黨校學習。他所擔任的359旅的旅長一職，後由副旅長王震接任了。
1938年6月，陳伯鈞調任抗日軍政大學總校訓練部部長。
1938年初冬，毛主席與江青要結婚的消息傳出，在延安遭到了不少同志的議論和反對，陳伯鈞也是其中之一。别人隻是議論一下而已，陳伯鈞卻是挑明反對。11月22日，陳伯鈞給毛主席寫了封信，請毛主席慎重考慮此事。
幾天之後，時任抗大副校長的羅瑞卿（後來的開國大将）轉來了毛主席的回信，信的開頭是：“親愛的伯鈞同志：謝謝對我私人生活的關心，天塌不下來……”
陳伯鈞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了此事，說：“……寫信時未免多所直率與莽撞！這種不老當的習慣，以後還應更加注意。”
不得不說，陳伯鈞的書生氣未免太濃了。
1943年1月，陳伯鈞離延安赴甘肅慶陽，擔任了八路軍385旅得副旅長，成為了王維舟旅長的得力助手。
1946年6月，國民黨發動全面内戰後，陳伯鈞奉命到東北。1948年5月，陳伯鈞任東北野戰軍第1兵團副司令員，司令員兼政委是肖勁光，陳伯鈞是兵團的第二把手。當時，東北野戰軍隻有兩個兵團。
1949年4月，東北野戰軍第1兵團改稱12兵團，陳伯鈞任第一副司令員兼45軍軍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伯鈞調任湖南軍區副司令員。1952年2月開始，陳伯鈞受命指揮部隊清剿了湘西國民黨殘餘武裝和土匪。剿匪任務完成後，陳伯鈞協助劉伯承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
此後，陳伯鈞曆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訓練部副部長、副教育長、教育長、副院長、代院長；高等軍事學院副院長、院長等職。
1955年，陳伯鈞被授予上将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按陳伯鈞的資曆，大将也夠格。紅軍時期他當過軍長、軍團參謀長、軍團長，抗戰時期又是八路軍最初的6個旅長之一，解放戰争時期他的地位相對弱了一些，但也是四野主力兵團的第一副司令員，與王樹聲（開國大将）等在解放戰争時期的地位相比毫不遜色。當然。大将的名額是有限的，還得權衡各種因素，陳伯鈞隻是具備了資曆而已，要評上大将是不可能的。比他資曆更強的蕭克，也才是上将。
陳伯鈞擔任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代院長，前任是劉伯承。他擔任的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前任是葉劍英。也就是說，建國後的很長時間，陳伯鈞擔任的都是元帥才能擔任的職務，安排得算很好了。
1974年2月6日，陳伯鈞在北京病逝，享年64歲。（劉繼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