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家李賢
常振會
李賢（1409—1467年），字原德。明代鄧州長樂林（今鄧州市林扒鎮小李營村）人。宣德七年（1432年）河南鄉試解元，次年聯捷考中進士，景泰初由文選郎中超拜吏部侍郎。英宗複位，命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進尚書。憲宗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知經筵事。當石亨、曹吉祥用事，賢顧忌不敢盡言，然每從容論對，是以裁抑之者甚至。陳論持大體，尤以惜人才開賢路為急。李賢先後輔佐宣宗、英宗、代宗、英宗、憲宗五朝四位皇帝，是宦海少見的五朝元老，且是英宗天順年間、憲宗成化初年的内閣首輔，卒谥文達。正德年間的武英殿大學士王鏊說“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者，無如李賢，”天啟年間的禮部尚書黃汝良更稱贊他“文達相業，視三楊有過無不及”（明黃汝良《野紀·朦搜》）。《明史》評價他說：“偉哉，宰相才也。”
李賢作為明代中期重要的政治家，被收入《中國帝王宰相辭典》（熊鐵基楊有禮主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第1043—1044頁）、《中國古代宰相傳》（蔡景仙編著，内蒙古出版社，第311頁）、《中國宰相傳》（史海洋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295頁）。同時，李賢還是一位文學家，被上海辭書出版社文學鑒賞辭典編纂中心收入《中國文學家辭典》（上海辭書出版集團、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11月版，第359—360頁）。
一、李賢的著述
李賢在《賜繡麒麟紅袍》詩裡說自己“一寸丹心惟報國，平生精力在揮毫”（欽定四庫全書第1244冊，720頁），把立德、立功、立言當作自己終生的奮鬥目标。即使官居首輔，“所居圖書左右，口誦手錄，雖老不懈，每有得即識之”（程敏政為李賢撰寫的《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谥文達李公行狀》，欽定四庫全書《篁墩文集》卷四十）。一生筆耕不辍，著述甚豐。
李賢作為内閣首輔，曾被任命為《明英宗實錄》和《大明一統志》的總裁官。天順八年（1464年）八月，憲宗任命内閣首輔李賢與吏部左右侍郎兼翰林學士陳文、彭時為總裁，修撰《明英宗實錄》。至成化三年（1467年）八月修成。起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訖天順八年（1464年）正月，首尾30年，共361卷，内附景泰帝事迹87卷。天順二年（1458年），英宗任命李賢為總裁官，組織纂修官，在景泰年間敕修的《寰宇通志》的基礎上，進行增補删并，天順五年（1461年）成書，英宗賜名《大明一統志》。此志共90卷，以兩京、13布政司分區，每府、直隸州分建置沿革、郡名、形勝、風俗以至古迹、人物等十數目，還附有“外夷”各國的情況介紹。此志保留了大量明代資料，至今仍為學者所重。
李賢還代皇帝草拟了大量的诏诰。據太常寺少卿、翰林學士彭時為李賢撰寫的《明故封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公神道碑銘》記載，李賢“所撰诏敕，必以優恤軍民為先。顧其向所及，尤善于開導，将順以成其美，蓋惠刊之及人者，深矣。”意思是說李賢撰寫的诏書和敕诰，都是把寬容救濟軍民放在第一位。他根據皇帝的意向，善于因勢利導，把事情辦成。對人施恩或削除，都考慮得深刻而周到。可惜這些诏诰我們現在已看不到了。
李賢的著作，據有關史料記載有《體驗錄》一卷、《讀詩記》一卷、《讀易記》一卷、《看書錄》若幹卷、《天順日錄》三卷、《古穰雜錄》三卷、《古穰續集》二十卷及《古穰集》《和杜詩》《詠易集》等。《天順日錄》《古穰雜錄》原來各自單獨成書，後來程敏政将其編進《古穰集》。現在除《古穰集》外，其他著述已經亡佚，僅能從史料中知其書名。
二、《古穰集》的命名、版本與内容
《古穰集》，又名《古穰文集》，是一部由李賢的女婿程敏政編次的李賢作品集。明憲宗成化二年十二月李賢病逝于北京後，李賢的長子李璋和次子李玠搜集了李賢生前的詩文，交給李賢女婿程敏政編輯整理而成。因李賢是河南鄧州人，而鄧州在夏商周時為鄧國故地，楚置穰邑，秦置穰縣，故以“古穰”命其集。
《古穰集》最早版本為明成化十年（1476年）李璋刻本，另有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李賢第七代孫李弘勳重修本。清朝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時，将《古穰集》收錄進了“集部·别集類”；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将《天順日錄》作為史料，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雜史類”。另外還有中州文征處抄本、日本靜嘉堂抄本、日本内閣明嘉靖十五年續刻本等版本。
《古穰集》共三十卷：卷一至卷二奏議27篇；卷三書19篇；卷四至卷五記21篇；卷六至卷八序40篇；卷九說、題跋合計23篇；卷十至卷十三神道碑21篇；卷十四墓碑、墓碣合計12篇；卷十五至十六墓表17篇，卷十七至十八墓志，圹志合計17篇；卷十九為行狀、傳合計6篇；卷二十祭文、銘、箴、贊、賦、哀辭合計32篇；卷二十一至二十七為詩，其中五言古詩14首，七言古詩19首，五言律詩25首，七言律詩72首，絕句11首，合計141首；卷二十三至二十四為和陶詩160首，卷二十五至二十七為天順日錄67篇；卷二十八至三十為雜錄85篇，共計688首（篇），其中文387篇，詩301首，不加标點符号時為18.4萬字。
李賢的奏疏《論诰敕狀》《正本十策》《上禦邊事》《上禦邊保國事》《上鑒古錄》《論太學狀》《論輔養君德》等，所奏之事為正統至成化年間關于國家大事的建議和解決辦法，多數被采納。《論诰敕狀》是李賢正統元年所作，時李賢剛踏入仕途，才從山西曆練三年回京，恰逢朝廷欲将官員申請诰敕時間由三年延長為九年。李賢認為那樣做不利于“勸善懲惡、激勵名節”，遂上此狀據理進言，朝廷聽從其言依舊例而行。景泰二年（1451年）他上的《正本十策》是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被代宗作為座右銘。瓦剌事變後，他上的《上禦邊事》《上禦邊保國事》，建議改革軍隊，廣泛采用車戰，運用火器以提高軍隊戰鬥力，力主通過一場戰争來扭轉軍事局面，進而震懾敵軍提高國威和百姓自信心，受到景帝的贊賞，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覆奏建議下發惕曆諸将。正統元年上《論太學狀》，奏請英宗擴建國子監，以利于加強人才的培養。被英宗采納，對國子監大興擴建，到正統九年三月全部建成，其規模與現存建築大緻相同，為明清兩朝國家的高等教育發揮了重要作用。這類奏疏展現了李賢的治國方略、軍事思想、和教育理念，也反映了明王朝當時面臨的較為嚴重的問題。
李賢的《重修武城縣儒學記》《心源亭記》等反映了李賢對地方建設重視以及其教育思想。《記夢》以夢中歐陽修絕不取媚于世以求富貴之語，表明自己不取媚于世的處世态度。《臨深軒記》《浣齋記》《賜遊西苑記》反映了李賢嚴于律己的精神和兢兢業業的從政态度。《賜遊西苑記》作于天順四年的夏天，追述天順二年至四年（1458—1460年）英宗連續三年于初夏日賜李賢等數人遊西苑皇家園林的情況。全文875字，非常生動地描繪了西苑巧奪天工的造園藝術，讀之會産生象閱讀《紅樓夢》“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時所産生的那種審美感受。文末說：“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有弛之意焉。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弛則一日，則又未嘗不緻謹也。”由此可見李賢當時政務之繁忙和自律的精神，一年中，僅輕松一天，依然自警“弛不可多。”
《憫農說》表現了李賢對農人的體恤和對農事的關切。他的《讀活民書》，倡導官員應閱讀諸如《救荒活民書》這樣于百姓有益的書，辦于百姓有益的事。《捕魚者說》中，李賢借貪利蹈害的漁人的故事警示人們莫趨炎附勢，要堅守道義。《狸奴說》闡述了為官之人應該像狸貓一樣盡職盡責的觀念。《送楊公儀知鄧州序》《送南陽楊推官序》更展現了他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
李賢在《送楊公儀知鄧州序》中，說地方官員的職責在于富民教民，并告知具體方法：“莅政之初必謹察之，某事也有以害吾民，民之窮也由此而緻，吾除之。某事也有以利吾民，民之富也由此而得，吾興之。又謹察之，某事有以薄民俗，吾禁之不使複行也；某事可以厚民風，吾勸之不使或墜也。害除利興，民生遂矣，富斯得焉；薄去厚存，民心善矣，教斯行焉。此富之教之道”。以此勉勵楊公儀在鄧州有所作為。在《送南陽楊推官序》中，李賢認為地方官員治理時應注意推行寬松的德政，同時備以刑治，切不可舍本逐末笃于刑罰：“誠以一郡之大，有政焉，有刑焉。政以為治，刑以輔治，治之不專則刑罔而政弛，是故以守出治，同以佐之，通以贊之，而刑則付之于推焉。然委政何備，而待刑何啬，于以見人君之治天下也惟尚德政，民有不一然後刑焉。故曰刑者輔治之具也。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若夫專務黩刑以為治，無乃昧于本末輕重之義乎？”南陽推官楊玉華正是以這樣的方法治理南陽，因而“三載之間大畏民志，而庭閑若無事者，自以考績書最而還”。李賢對其大加贊賞，認為其行在以後仍舊可以大書特書。
《古穰集》收錄了李賢以官員視角撰寫的正統至成化年間的一些政治事件的奏疏和文章，其中甚至有一些事件細節上的記錄，儲存了較為珍貴的政治史料。《古穰集》收錄了李賢家人和朋友的相關資料，提供了研究李賢家世的重要史料，《古穰集》還收錄了李賢撰寫的關于明英宗和景泰帝二人的文章，對于探讨李賢對二人情感和态度的變化提供了重要史料。
《古穰集》收詩301首，可分為普通詩文和特殊題材的“和陶詩”兩類。普通詩141首，有贈别詩、抒情述志詩、寫景詩和懷古詩，這些詩作有的勉勵他人忠心報國，有的表達自己的壯志赤心，有的對某一段曆史和官員的評價以及對時光流逝、昨是今非的感慨。“和陶詩”160首，題材特殊，雖有山林之思，更顯示其忠于職守、報國為民的決心。
除以上收入《古穰集》的詩文外，還有不少詩文散見于史料和碑刻，如《王振之變》《石亨之變》《曹吉祥之變》《楊善北使事》《贈敬軒（薛瑄）先生緻仕》《諸葛武侯祠堂詩》《歐陽修集古錄跋》《邊防事宜》《重修福勝寺碑記》《重修殷太師比幹廟記》等二十餘篇。其中立于新鄉比幹廟的《重修殷太師比幹廟記》是李賢去世前不久所作，也是他“一寸丹心惟報國，平生精力在揮毫”的真實寫照。
曆代評價
《古穰集》收錄的詩文體裁多樣，内容廣泛，質樸娴雅，博大溫宏，很像他的為人，受到了曆代專家學者的重視和高度評價。
成化三年（1467年）五月，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诰兼修國史經筵講官劉定之在為《古穰集》所作的《序言》中評價李賢說：“公始以河南解元舉進士高第，筮仕于吏部。公暇手一編不辍，受知尚書泰和王文端公（王直），自郎中進侍郎，益有文名。浸從于理學，定交學士河東薛文清公（薛瑄），椷書請益，不獲不已，其勤若茲。既入内閣典機務，日不暇給，然分局史草、輪日講義，必親加點竄，朱墨淋漓，日以為常。讀廷試策及校庶吉士卷，雖諸公在列，必一一經手，定其甲乙，其敏若茲。年高位尊，遇講學論事，喜而忘倦。嘗以其《和陶》《和杜》及《詠詩》《詠易》諸稿示予，予何足知公者，其博取又若茲。夫既勤且敏，而博取諸人，此公之學所為有成而斯集所謂可傳者與！噫，天生钜人将使之有為于世，必賦以長人之德，加以華國之文大發之，以格君弘化之功受殊寵享大名，若李公是也，非人力所能為也。”“公詩文皆博大溫宏，類其為人。”
乾隆四十三年（1782年）七月，《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曉岚、陸錫熊、孫士毅将《古穰集》編入《四庫全書》後，上書皇帝，評價李賢說：“要其振饬綱紀，獎勵人才，屬朝野多故之時，能以一身搘拄其間，其事業實多可稱道。至文章，本非所注意，然其時去明初未遠，流風餘韻尚有典型，故詩文亦皆質實娴雅，無矯揉造作之習。”
今人研究李賢及其著作的專家學者甚衆，暴鴻昌、龐乃明、高會霞、馬志超、馬嘉澤、陳靈花、李情等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陳靈花在《李賢〈古穰集〉研究》中說：“李賢在《古穰集》中展現了他的思想主張，包括為政主張、教育與治學思想以及道德倫理觀。李賢的政治主張主要表現在規勸君主、考察選拔官員、撫恤受災百姓并重視百姓生産生活、禦邊防敵等方面。李賢的教育和治學主張表現在對學校教育的關注，對良師教導的重視，在讀書治學上提倡有序用心等方面。李賢的道德倫理觀主要集中表現在忠孝選擇、節義評價和交友傾向三方面，其中前兩個展現出了他不拘泥于小節的務實作風。”李情在《李賢〈古穰雜錄〉研究》中說：“《古穰雜錄》著錄在《明史·藝文志》子部小說家類，是明代小說研究的重要文本。”“主要記錄李賢親曆、聽聞等事，多為與其同時的朝官事迹。亦有雜說類，重點表現李賢對所述人與事的看法。所述人與事，多能在正史及其作史料中找到材料以互證互補，因而其文獻價值毋庸置疑。在寫作上，《古穰雜錄》運用多種叙述視角，糅合叙述與議論，兼具史家筆法和小說家筆法，在明代筆記小說中頗具特色。”
李賢是從古穰鄧州走出去的彪炳青史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作為同樣生長在古穰大地上的鄧州人，我為有這樣的鄉賢感到自豪。
【作者簡介】常振會：河南省範仲淹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憂樂天下》雜志編輯、鄧州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