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在班加西，200多位非洲國王，一同将非洲‘萬王之王’的名譽授予了前利比亞最高上司人—卡紮菲，這樣的儀式感頗有中國唐朝李世民的‘天可汗’之稱。
自此以後，利比亞在非洲的政治地位迅速崛起，被稱為‘非洲雄獅’。
熟悉世界革命史的人一定清楚，卡紮菲通過利比亞“九月革命”登上政治舞台，執政四十年後，卡紮菲同樣也面臨了一陣狂風暴雨，而他卻未能幸免。
或許是利比亞國力提升而來的自信，卡紮菲在2011年2月還曾在電話中對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叫嚣，以利比亞崛起，并用恐怖分子攻擊歐洲相要挾。
這一行為成功地激怒了英國，于是在英美等西方列強緊鑼密鼓的轟炸下，利比亞很快就兵敗如山倒。
在節節敗退後，反政府武裝在政府最後的據點蘇爾特，抓捕了卡紮菲，最終将其擊殺示衆。
卡紮菲死後，他的家人也受到了牽連。
在他的7個孩子中，兩個戰死沙場，兩個四處逃竄，流亡國外，一個不知所蹤，剩下的兩個一同被拘捕。其中被拘禁的兩個孩子中隻有賽義夫·伊斯拉姆·卡紮菲經過6年囚禁後被釋放。
而他被釋放的功勞也得益于他多年之前的一段感情，他的救命恩人，則是這6年間為他四處奔走周旋的以色列著名女模特—維納曼。
賽義夫作為卡紮菲和第二任妻子的長子，是衆多孩子中最受到卡紮菲比較重視的一個。因為他确實是衆多兄弟姐妹中最優秀的繼承人。
他畢業于奧地利依馬德大學，倫敦經濟學院，修習國際貿易和行政管理。輾轉西方多個國家留學，精通四國語言，取得倫敦經濟學院的行政管理博士學位。
回國後更是成為國内著名的工程師、政治家。無論從能力還是長相，賽義夫都是出類拔萃的，他對利比亞最高上司人的位置自然是虎視眈眈。
可留學回來的賽義夫受到了西方和平演變等思想的影響，變成了徹底的親西派，一直在強調利比亞西方化。他對父親政治方針的不滿不斷更新。
在父親卡紮菲面前，他不僅經常批判他父親的政治戰略，還在公開場合和父親叫闆。反觀在幾位兄弟中，畢竟在賽義夫出國留學期間，穆塔希姆做了很多實實在在的事情。
他曾擔任部隊上校，國家安全顧問，是卡紮菲的左膀右臂。無論在軍隊威信還是政治經驗上，他都遠勝于賽義夫。
馬裡奧曾經在記者采訪中說：“長子和次子一直勾心鬥角，沖突極深，曾經有幾次，兩人的手下差點動了槍炮”。
卡紮菲三子薩阿迪在接受采訪時也公開指責他：“賽義夫必須為革命的爆發負責到底，他親信觀點，讓群眾的憤怒更加旺盛。“
也正是因為卡紮菲幾個孩子之間的沖突不斷被激化，在卡紮菲倒台後，幾個孩子四散而逃，各自為政。賽義夫後知後覺，逃亡的時候，兄弟之間也沒有人施以援手。
而政治本就是強者的遊戲，利比亞原政府大勢已去，很多政界朋友也不敢招惹是非，賽義夫孤立無援最終在在利比亞南部蔔哈地區落網。
賽義夫留學回國後，一直宣揚西方理論，被國内群眾憎惡。在被捕後，反政府武裝上司者還宣布：“賽義夫的落網對于所有的利比亞人來說的一個曆史性的時刻。”
由于賽義夫并沒有直接落到中央政府手中，而是被關押在了坦津部落，那麼對坦津部落來說，賽義夫是他們和中央政府談判的王牌。賽義夫曾經用20億美金想換取人身自由，都被直接拒絕。
經過長時間的驗證和調查工作，利比亞司法機構得到了賽義夫走私毒品，濫用職權，在革命期間大肆屠殺示威平民等罪行的證據。
因為賽義夫的特殊身份，國際刑事法院不得不參與其中。據當時去探望賽義夫的國際刑事律師描述，在牢獄中的他不僅被完全隔離，生活條件得不到保障，甚至還遭到毆打。
在國際刑事法院和利比亞司法機關對賽義夫處置問題各執己見的時候，賽義夫本人已經失去了希望。
他向律師坦言，利比亞當地的司法系統缺乏公正和透明，在當地受審自己一定是死路一條，留在當地審理無異于謀殺。是以自己不需要辯護，不對聯合國的控訴進行任何反駁，隻希望能夠早點被處決。
不久，在利比亞當地法院的審理結果中，連同賽義夫在内，一共30多名前政府高官被判處死刑。
留學期間，賽義夫曾和以色列著名模特維納曼有過幾年的戀愛關系。可最終因為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宗教沖突，雙方家庭并不支援。
回國後，迫于家族壓力，兩人雖然不得已分手，但實際上他們依舊保持聯絡。
賽義夫被捕後，失去理智的利比亞當局，将對卡紮菲所有的不滿一股腦傾瀉到了兒子身上。
他們在監獄内對賽義夫施暴，将所有卡紮菲的劣迹證據都指向了他，用各種罪名和證據指控他犯下反人類罪，官司已經打到了聯合國的國際刑事法院。
在賽義夫萬念俱灰的時候，他的前女友維納曼卻不離不棄，給了他自由的希望。
她在Facebook上發表動态：“我真的很着急，因為現在正在發生的不公平事件。我願意盡全力拯救一個犧牲在仇恨和偏見中的無辜的人。”
毫無疑問，這段話指的正是她的昔日情人賽義夫。毫無背景的維納曼隻能通過這樣的方式呼籲群衆。但輿論的發酵需要時間，盛怒中的群眾根本沒有理會她的發聲。
情急之下，維納曼找到了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在留學時，賽義夫和布萊爾也是很好的朋友，布萊爾還曾幫助賽義夫完成過博士畢業論文。但令維納曼傷心的是，布萊爾沒有對她的訴求做出任何回應。
在此後的幾年裡，維納曼也依舊沒有放棄。經過深思熟慮，她在媒體面前做出了極為聰明的決定，她曾面對記者言說：“你們可以去采訪布萊爾先生，賽義夫對他有多麼真誠，怎麼能因為他父親的錯誤讓他來受罪呢？”
很快賽義夫和布萊爾之間的密切聯系的證據被媒體曝光。一時間‘以色列女星求布萊爾拯救其昔日戀人賽義夫’的新聞霸占了當時的頭條，出于好奇，賽義夫的案件也開始被群眾重新了解。
在這些事情曝光後，一方面人們開始讨論布萊爾是不是“夠意思“，另一方面很多群眾開始恢複理智，認為不應該将卡紮菲犯下的錯全部推到賽義夫身上。
慢慢地，在拉鋸戰中賽義夫的案子竟然就此擱置，暫時解除了死亡的威脅。
2014年，利比亞再次發生暴動，一支聲稱“利比亞黎明“的武裝起義軍攻占了利比亞首府，政府被迫遷移，雙方展開了長期對峙。
而民兵組織在攻占首都後，也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利比亞出現了兩個政府的混亂局面。
2015年，賽義夫被判處死刑後，利比亞兩個議會代表都互相争奪賽義夫的處決權。
最終在聯合國的周轉下，兩個議會代表簽署了團結協定組建了民族團結政府。但和平并不是一張紙能夠帶來的。一個國家兩個政府，終究是無法生存。
不過幸運的是，關押賽義夫的監獄在民兵組織的管轄區内，而民兵政府聽取了群眾的意願，尋找時機進行了一次大赦，其中被釋放的名單中就出現了賽義夫的名字。
上司人阿布·貝克爾·薩迪克于2017年6月10日在臉書網站發表聲明說，依照利比亞議會國民代表大會頒布的一項大赦令，“我們決定釋放賽義夫·伊斯蘭·卡紮菲。他現已獲自由，并已離開津坦”。
被大赦後，賽義夫一直和親人待在利比亞東部城市貝達。在他被特赦的消息傳出後，利比亞多地群眾都相聚一起歡呼慶祝。而他的律師也表示，賽義夫在促進利比亞民族團結程序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不得不說在這次賽義夫能從死神手中逃出來，他的女友維納曼做了很大的貢獻。一個沒有背景的女性能夠為一個政治死刑犯奔走六年，她也遇到了很多困難。在她對賽義夫輾轉施救的過程中，還曾觸怒國威。
以色列方面曾經有很多議員指責她站在了以色列的對立面，幫助賽義夫，是背叛國家背叛民族信仰的行為。但她依然堅持自己的看法，努力地去挽救賽義夫。
最終用努力換來了公平，将卡紮菲的黑鍋，從賽義夫身上搬走，用她6年的堅持，才換來了賽義夫的自由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