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論」鐘嵘的詩歌理論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評價道：“《詩品》之于論詩，猶《文心雕龍》之于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為專書之初祖也”。《詩品》中所論内容皆為詩歌，是中國詩話的開山鼻祖。

關于《詩品》的創作動機，鐘嵘與劉勰基本一緻：給予不滿意當時的創作與批評。對于創作的不滿意是用典用事，宮商聲病，及繁密巧似。對于批評的不滿意，一是批評專書的“不顯優劣”、“曾無品第”。一是口頭批評的毫無标準。是以“感而作焉”。

鐘嵘評詩，特重詩之情感，認為詩的本質就在于“吟詠性情”。從思想淵源上來說，鐘嵘這一主張與《禮記·樂記》、《毛詩序》有明顯的繼承關系，但兩者之間的差别顯而易見。後者出發點在于政教，而鐘嵘則是在揭示詩歌的本質，即詩是人的生命力的流露，詩的本質亦即生命的本質。正因為鐘嵘把詩作為人的精神活動的一種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生命現象，是以它能夠“照燭三才，晖麗萬有”，藉此不僅讓人與自然對話，而且得以實作人與超自然的生命的溝通，這是兩者不同的地方。

鐘嵘的“吟詠性情”論一方面與傳統儒家詩論相銜接，同時又反映了創作實踐和文學理論的最新發展。鐘嵘認為，詩人情感的激發，有賴于客觀外物的感召；而關于客觀外物的含義，鐘嵘認為一是指自然物色，一指社會人事。傳統儒家詩論主言志，把文學納入政教的軌道，寫詩要求“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鐘嵘則承陸機“緣情”之說，以個人的生活遭際與詩歌創作相聯系，這就沖破了儒家思想的藩籬，大大地拓展了詩歌表現社會生活的領城，豐富和發展了詩歌創作的怨刺傳統。

鐘嵘以“滋味”立說，從根本上把“滋味”與詩美聯系起來，進而為詩歌創作和理論發展作出了貢獻。《詩品序》中以五言與四言相較，得到的結論是非常明确的：“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雲會于流俗。”而五言詩之是以有滋味，鐘嵘指出：“豈不指事造型，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耶！”這三句話實際上是對五言詩的審美特征做出的理論概括。按照鐘嵘的觀點，五言詩的這一審美特征，乃是五言詩之是以能産生美感的基本條件；或者說，從内容與形式和諧結合的意義上創造出來的具體生動而有深刻意蘊的藝術形象，是五言詩欣賞中滋味所産生的源泉。從藝術表現的角度角度，鐘嵘還認為詩歌滋味之有無與濃淡，與興、比、賦手法的運用，有密切的關系。他主張将“賦比興”作為藝術方法而非修辭手法，強調了詩歌的形象思維特征；在“比興”中，鐘嵘更看重“興”，以“文已盡而意有餘”解釋“興”，更重視“興”的感發義；“弘斯三義，酌而用之”，主張三法結合使用，以期在更大的思維空間中運用三法，達到“指事造型、窮情寫物”的目的。

在長期封建社會裡，受壓抑被損害的人們的痛苦生活，是滋生文學的土壤，鐘嵘注意到這一事實，并且主張按照抒情詩歌的特征來反映這一事實，使具有相同或相近遭遇的讀者從中受到情結上的感染，達緻心理上的平衡，是以鐘嵘特别重視“詩可以怨”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