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給後世留下的印象有兩個：
一是晚清的棟梁之臣；
二是殺人如麻的“曾剃頭”。
根據文獻的記載，曾國藩的湘軍殺入天京後，曾國藩便下達了屠城的指令，逢人便殺，雞犬不留。“金陵之役，伏屍百萬，秦淮盡赤；号哭之聲，震動四野。”
這裡的“伏屍百萬”雖然是虛數，但曾國藩起碼屠殺了五十萬“長毛”及南京百姓，這是毋庸置疑的。在太平天國最強盛的時期，南京城的總人口超過一百萬。然而，在光緒登基那一年的“人口普查”期間，在籍的南京人口卻僅剩下四十萬人。
《曾國藩奏折》中更有：
“生擒老賊二百二十一名。每生擒一賊，辄剖腸，剝皮挂樹，磔石，見者無不凜凜。” “各營生擒逆匪一百三十四名，僅予枭首不足恨，概令剜目淩遲。” “殺之以祭壕頭堡陣亡将士，諸勇猶痛憾切齒，争啖其肉。” “克城奕以多殺為妥，不可假仁慈而誤大事。” “既謀誅滅，斷無以多殺為悔之理！” ......
據說，在曾國藩火燒天京城後，整個南京連一棵完整的樹都找不到了，而李鴻章在接管兩江之後，更是給出了南京需要百年時間休養才可恢複如初的預言。
以至于，曾國藩這個名字，一度成為南京城百姓的夢魇。據說，在太平天國運動過後，南京城的小孩但凡在晚上夜啼，父母總會用“曾剃頭來了”之類的話吓唬孩子，小孩一聽曾國藩的惡名，便會立即止住啼哭，百試百靈。
然而，令人詫異的是，在西洋“蠻夷”的眼裡，曾國藩非但不是令人聞風喪膽的惡魔，反倒是和藹可親的“溫良東亞人”。在“天津教案”這起曆史事件中，曾國藩所展現出的“窩裡橫”嘴臉，着實耐人尋味。
１８７０年，因為法國天主教堂涉嫌拐賣人口殘害嬰兒，是以有許多天津群衆進攻教堂，向洋人讨個說法。在當時，包括神父、秀女、僑民、信徒在内的五十餘人遭到殺害，法國領事館被憤怒的群衆付之一炬。
這起事件過後，英國、美國、法國在國際上提出聯合抗議，并再次使用海軍脅迫清廷。清廷委派處理這起事件的大臣，正是曾國藩。天津城的老百姓本以為，曾大人會像是平定太平天國時一樣展現出鐵腕，揚中國人的風頭。
沒想到，曾國藩剛剛來到天津，便在第一場交涉中決定賠償給洋人四十六萬兩白銀，并派出使團向法國道歉。更令人寒心的是，曾國藩下達了“但冀和局之速成，不問情罪之一當否”的指令，不論情節是否嚴重，參與這場暴亂的天津“刁民”一律被官兵逮捕并處以極刑。
通過這起事件，天津衛的老百姓徹底看透了曾國藩的嘴臉，對其大失所望。在許多後世學者眼中，這起曆史事件僅是曾國藩的一次外交失誤。然而，在筆者看來，這就是曾國藩“窩裡橫”的必然表現。
不過，為什麼曾國藩能夠在後世飽受贊譽呢？這便是曾國藩所施展的孔孟王道與法家霸道的功效了。
曾國藩所施展的一切手段，從本質上來說還是荀子的理論，也就是将儒家、法家有機結合。對于内部，尤其是“羊群”揭竿而起時，曾國藩所展現的手段就是大開殺戒，甚至不惜“伏屍百萬”。之是以曾國藩如此行事，就是參考了法家“亂世用重典”的思維。
然而，在對外關系中，曾國藩反倒開始施展“仁義”的一面，處處以“孔孟之道”為基準。“夷務本難措置，然其根本則不外乎孔子忠信笃敬四字”，這便是曾國藩對外的核心思想。當然，這種狹隘的觀念，并不是曾國藩的首創，而是“懷柔遠人”的老套路。
實際上，曾國藩就是一名徹頭徹尾的守舊派，包括他在内的許多晚清大臣都無法跳脫儒法并行的圈子，是以他們根本不可能為舊中國帶來質變。就像恩格斯對晚清的預言一樣，有許多有識之士已經看出晚清已然行将就木，無可救藥。
《世界國盡》這部日本文獻中，對中國“仁義五常”無法“再造輝煌”的原因進行了深入剖析，其觀點相當犀利：
清國的曆史自陶虞時期開始，持續到今日已有四十個世紀。曾經的中國之是以聲名遠播，是因為中國人重視仁義與五常。然而，由于清國無法及時接受現代文明，是以德智漸頹。即便如此，清國人仍像是井底之蛙一樣，做着“天朝上國”的春秋大夢，認為清國的一切都比外國強大，這是清國最悲哀的一點。
顯而易見的是，日本學者以“旁觀者清”的角度，将清國無法複興的内因分析得淋漓盡緻。當滿清無法将儒法兩學結合現實，必将“仁道不人，王道不王”，唯有覆滅一途。
那麼，為什麼今人卻認為曾國藩有近代聖人之稱，推崇他的人比比皆是？
先下結論，曾國藩不是聖人，連聖人的邊兒都沾不上，甚至，也算不得英雄。曾國藩之是以被稱為“聖人”，是因為古代有所謂“三不朽”，也就是所謂的“立功立德立言”。站在清政府的立場上看，曾國藩這三點都做到了罷了。
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傳》的結尾，一個叫郭靖的傻小子說過這樣的話：“自來英雄而為當世欽仰、後人追慕，必是為民造福、愛護百姓之人。以我之見，殺得人多卻未必算是英雄。”
參考資料：
【《曾國藩奏折》、《世界國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