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緊接上期）要對諸葛亮做一個總體評價，是件很困難的事情，頭緒太多，隻能擇其要而言之。一次聊不完，還得分幾期聊。隻是都不講故事了，可能有些枯燥，但願各位有耐心看下去。
先聊聊諸葛亮集權專權之謎。
前面陸陸續續說過，無論是對照“隆中對”或者“出師表”，都可以發現諸葛亮的北伐并不具備他自己提出的那些條件，也分析了諸葛亮為什麼仍然要接二連三地發動北伐的原因，其中一條就是諸葛亮要通過北伐來實作集權進而專權的目的。
那麼，諸葛亮為什麼要專權？
劉禅繼位時才十七歲，本身智力平平，在軍民中也無威望，僅僅因為是劉備的兒子而已。劉備深知其能力不足以統國，才托孤于諸葛亮，并告誡兒子們像尊敬父親一樣尊敬諸葛亮。
至于讓諸葛亮取代劉禅的遺言，更多的是帝王心術，不是肺腑之言，不然怎麼會将軍權交給李嚴來制衡諸葛亮呢？
諸葛亮早期與劉備有魚水之情，但後來事情起了變化，劉備以龐統、法正來平衡與諸葛亮的關系。幸運的是劉備去世前，關羽、張飛等心腹大将和法正、龐統等後來居上者都死了，諸葛亮成為荊襄集團裡劉備唯一可以托孤的人。
諸葛亮是依靠劉備的托孤才得到權力，驟然執政，面臨三個薄弱環節：
一、個人威望不足。
入蜀後劉備對法正的信任，諸葛亮并沒處在權力核心圈子内，法正飛揚跋扈時和劉備發動夷陵之戰時都看不到諸葛亮的影子，聽不到諸葛亮的聲音是最好的證明。法正是劉備最信任的人，法正死後，劉備追谥其為翼侯，是劉備時代唯一一位有谥号的大臣，關羽、張飛、黃忠等死于劉備時代的人的谥号都是劉禅後來追認的。
二、權力基礎不牢。
軍權在李嚴手裡。朝中還有像董和那樣與諸葛亮一樣資曆的重臣。董和在劉備入蜀後一直為掌軍中郎将，與諸葛亮共同署理左将軍、大司馬府事，此時是否心甘情願屈居諸葛亮之後也是個未知數。
三、益州集團不服。
劉備有忘恩負義強奪益州，益州原有官吏對劉備建立的（蜀）漢政權并非口服心服，一直有抵觸情緒。如谯周、杜微、李邈等人。
谯周居然敢嘲笑劉備、劉禅的名字，後來又力主投降。杜微裝聾作啞，不接受諸葛亮任其為益州主簿的任命。諸葛亮隻好自己找台階下，任命杜微為谏議大夫，美其名為順從他的志向。李邈在劉備生前就公然當劉備的面反對劉備奪取益州。
劉備病重時，漢嘉太守黃元起兵謀反；去世後，南中四郡叛亂，都表示出對（蜀）漢政權的不滿。
諸葛亮要想實作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負，必備條件就是專權。身為丞相，隻是有了集權的條件和理由，還不具備專權的能力，那就先集權再專權。
諸葛亮通過北伐将（蜀）漢軍政大權完全徹底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達到了集權專權的目的。
從諸葛亮北伐的過程也能看出諸葛亮是把北伐當作手段，而不是目的。
第一，絕不冒險。針對魏延提出的冒險行動，諸葛亮說的理由是最好的說明，就是以此為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軍事行動要做到十全必克是十分困難的，但諸葛亮就是這麼要求的，目的是儲存實力，（蜀）漢就這麼多兵力，一旦有失，萬劫不複。
第二，見事不對，立馬撤退。隻要發現有可能失敗，無論是戰鬥失利，還是軍中缺糧，諸葛亮都會立即撤退，絕不戀戰。五次北伐，諸葛亮損失的兵力都不多，除了自己斬殺了馬谡等幾員将領外，重要将領幾乎沒有什麼損失。
因為實力沒受較大損失，每次撤退都是主動提前撤退，有充裕的時間設計布置撤退方略和斷後計劃，在撤退時打勝仗，殺王雙，殺張郃。這也是一個奇迹。《三國演義》就是利用了這個奇迹，回避進攻失利，渲染誇大撤退時的勝利來神化諸葛亮，寫作手法十分高超。
說諸葛亮集權專權，沒有任何貶斥諸葛亮的意思，就事論事而已。以（蜀）漢國當時的情形，諸葛亮必須集權和專權。
需要說明的是，在皇權體制下隻能是以皇權為絕對權威，以君主為至尊，不允許臣下集權專權樹立個人絕對權威。臣下有此行為不是欺君就是僭越，是非人臣之所為。
但諸葛亮時期則不同，劉備托孤于諸葛亮并許其自立，責成後主劉禅及其兄弟父事諸葛亮，給了諸葛亮集權的理由和條件。劉禅也自知能力有限，願意将權力交予諸葛亮，除了祭祀天地、祖先這些不能讓人替換的活動外，都由諸葛亮決定，形成政事無大小，全部取決于諸葛亮的執政局面。
皇權體制的特點是以個人權威來統治社會，要求思想統一；以個人權威來凝聚社會，要求絕對服從。失去個人權威的皇權社會是一盤散沙，很容易分崩離析，漢末情形是如此。古代分裂時期，小朝廷疊出，軍閥割據，也是如此。
在劉禅無力樹立皇權，國内沖突四伏的危急情況下，由諸葛亮在皇帝允許的條件下來集權專權，樹立個人絕對權威是當時（蜀）漢國凝聚人心鞏固政局的唯一出路。
從現象上看，諸葛亮專權和曹操專權幾乎是一樣的，有些地方甚至超過了曹操，比如要求“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這樣的大逆不道，為什麼諸葛亮沒有像曹操那樣受到各種各樣的抨擊，反而赢得了各種各樣的贊美呢？其原因就在這裡。諸葛亮有先皇托孤，有在位皇帝許可，名正言順。曹操則沒有，是強取豪奪。
五次北伐失敗，是不是白白耗費大量資源而一事無成呢？也不是，還是對（蜀）漢政權的穩固和延續起了一定的作用。
陳壽在《三國志》裡把諸葛亮北伐失敗的原因歸結為三點，一是諸葛亮的個人軍事能力有限，有管理軍隊的長處，但有不能出奇制勝的短處；二是對手強大，魏國将領的綜合素質普遍高于（蜀）漢将領；三是衆寡懸殊。
這些因素确實存在，但都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還是（蜀）漢國小力弱，無法與強大的魏國相抗衡。從這個意義上說，諸葛亮的北伐和孔子的傳教一樣，有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劇情結。
諸葛亮北伐時有許多豪言壯語，什麼“據道讨淫，不在衆寡”，什麼“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幹拟者哉”等等，這些是虛無的，是宣傳上的需要，伸張正義必須以實力為基礎，喊口号是不能戰勝敵人的。何況大争之世，正義究竟在誰之手還說不清楚。
諸葛亮的北伐客觀上幹擾和延緩了魏國的發展，為（蜀）漢政權赢得了有限的生存空間和時間，穩固和延長了（蜀）漢政權。
《出師表》裡那個“北定中原，庶竭驽鈍，攘除奸兇，興複漢室，還于舊都”的宏偉目标，隻是一個凝聚人心，樹立權威，轉移沖突，清除異己的口号和旗幟，諸葛亮深知這個目标是達不到的。
是以，諸葛亮的北伐從來沒有以長安以東的魏國腹地為進攻方向，始終是以平定隴右為目标，瞄着雍州、涼州而去。主要的戰略意圖有二點，一是把戰場擺在魏國境内去。二是取得雍州、涼州，聯合當地氐人、羌人等族群共同抗曹，逐漸向關中蠶食而無後顧之憂。
北伐開始後，魏國西部邊境不得安甯，時刻準備着防禦。涼州、雍州兵不解甲，國内馬不釋鞍。再加上吳國也不時出兵騷擾，使得魏國不能安心進行國内經濟發展。
諸葛亮死後，（蜀）漢政權還延續了三十年，是以不光是不能把（蜀）漢滅亡的結果歸罪于諸葛亮，恰恰相反，應該把（蜀）漢政權能夠延續這麼長時間的功勞歸功于諸葛亮，正因為諸葛亮外接孫吳，北伐曹魏的戰略，才為（蜀）漢政權的穩固和延續赢得了時間和空間。
再來聊聊諸葛亮的文治武功。
由于《三國演義》的原因和執政者的統治需要，諸葛亮在民間和官方都是神一般的存在，目前教科書給其的評價基本上是：中國古代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散文家、書法家、發明家，可謂推崇備至。其實都有誇大其詞之嫌。
傳統對曆史政治人物的評價存在一個怪異的現象，二進制論，非好即壞，非神即鬼，并且走到極緻，好人無缺點，壞人無優點，這已經不叫人了。
先看文治。
第一，公正執法，這是諸葛亮執政的最大特點。
諸葛亮治國和曹操治國有一個最大的共同之處，就是重法。聲明一點，這裡的“法”是指法家學說中的法、術、勢，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法治。
諸葛亮治國理政确實是一把好手，陳壽的總結很到位：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即法度）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隻要是對國家盡忠有益的人，即使是仇人也賞識重用；犯法違紀的人，即使是親戚親信也照常懲罰；認罪悔改的人，即使是重罪也寬大處理；巧言令色投機取巧的人，即使很輕微也要加重處罰。做再小的善事也給予獎賞；做再小的惡事也給予貶斥。處事精練，凡事從根本治理，循名責實，虛僞不齒。（蜀）漢國人全都對諸葛亮敬畏敬愛，用刑即使嚴峻也沒有人怨恨，因為諸葛亮處事公平公正公開。
這其中提得最多稱道得最多的也是諸葛亮的執法。
劉備在時就很注重建立、健全和完善（蜀）漢法律法規，取得益州後就開始着手制定法律，諸葛亮與法正、劉巴、李嚴、伊籍共同參與了（蜀）漢法律《蜀科》的起草制定，可惜該書已失傳，具體内容不得而知。
諸葛亮對治國執法的認識是：“賞罰之政，謂賞善罰惡也。賞以興功，罰以禁奸。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賞不可以虛施，罰不可以妄加”“使心習刑罰之嚴，爵賞之利”“令不可犯，犯令者斬”等。
諸葛亮執法确實很嚴格，認為“惡不可順，美不可逆。順惡逆美，其國必亡”，是以始終堅持法治，絕少法外施恩。如從不赦免天下，理由是“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但并不濫施刑法妄作威福，而是一再強調“教化在先”。“為君之道，以教令為先，誅罰為後，不教而戰，是謂棄之。”“教令為先，誅罰為後”“人君先募而後賞，先令而後誅”，這些都充分展現出諸葛亮“用心平而勸戒明”的執法思想。
諸葛亮雖然執法嚴格但并不嚴苛，除了斬馬谡等街亭失誤守将外，很少看到諸葛亮誅殺與自己政見不合或有違法亂紀的人，比如對李嚴、廖立、來敏等人，都是給予貶為庶人、徙遷偏遠之地、免職等處罰。
在具體執法行為中，諸葛亮十分謹慎，不枉殺無辜，也不錯賞無功，要做到“賞罰不曲，則人死服”。首先是謹慎選擇執法官員，“忠直可使理獄，廉平可使賞罰”；其次是謹慎施刑。這也是罰二十軍棍以上，諸葛亮也要親自臨刑的原因。
諸葛亮既重視法的制定和實施，也注意對後主劉禅的法治思想培養和教育。劉備遺诏中說：“聞丞相為（劉禅）寫申、韓、管子、六韬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這些都是古代法家的書籍，可見劉備也知道并支援諸葛亮對劉禅進行法家思想培養與教育。
（蜀）漢法治起于劉備，完善于諸葛亮。劉備雖然責令諸葛亮等五人制定《蜀科》，使其成為法治的基礎，但在具體執法過程中并不象後來諸葛亮那樣嚴格和公平，典型的例子就是前面講過的法正跋扈事件。法正擅殺數人但沒有人去制止，也沒有受到法律的懲罰，說明法正是超然于法律之外的特權人物。這件事應該給諸葛亮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他執政後就再沒出現過這種超然于法律之外的特權人物和現象了。
公正執法，是諸葛亮重法的核心，是對儒家“德主刑輔”思想的突破和反對。儒家“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的特權在這裡被颠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執法理念使諸葛亮法治思想在中國法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進步意義。
也展現出曹操、諸葛亮這些寒門出身的政治人物對東漢儒家豪門世族的一緻反對。諸葛亮公正執法也得到後人的高度評價。陳壽說他：“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諸葛亮還有哪些文治武功，其個性特點、家庭情況、子女教育、藝術修養等如何，下期再聊。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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