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珊
《楚辭·漁父》曾借屈原與漁父的一段對話，提出這樣一個靈魂拷問：在一個“世人皆濁”的年代，是見機行事、随波逐流，還是保持正直清白，絕不同流合污？
如果說東漢的楊孚正直勤政，是因為他有幸遇到了明君治世，那麼在大約300年之後分裂動蕩的東晉末年，卻有這樣一個人，面對一口據說飲後必生貪念的“貪泉”，敢于犯險試酌，用一生的克勤克儉、清恪自守，證明貪欲生于人心，而不在于環境，為後世為官者作出了表率。
“古人雲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這就是被《晉書》推為“晉代第一良吏”的吳隐之所作著名的“貪泉詩”。
吳隐之飲“貪泉”的典故，曾被王維、李白、白居易、錢起、蘇轼等人的詩文廣泛引用，更因王勃《滕王閣序》中的名句“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而譽滿天下。這段曆史就發生在距離廣州市區西北約20公裡處的石井鎮石門村，“貪泉”原址立有石碑以示紀念。
其實，吳隐之身處的東晉官場，對人性的考驗遠甚于“貪泉”。戰亂頻繁，生靈塗炭，權貴當道，貪腐成風……誠如宗白華在《美學散步》中所言，漢末魏晉六朝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也是“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當同時期的許多讀書人對現實深感失望，轉而談玄論虛的時候，吳隐之的故事愈發令人深思。
身居高位 清儉如舊
一介布衣，生于貧寒之家，既無祖蔭，又無資産，卻得名流舉薦，又獲權臣賞識，在公卿乃至皇室的連番提拔之下，一路平步青雲，直至官居大位……
觀其一生，吳隐之的仕途順暢到不可思議。特别是在晉代，門第觀念根深蒂固，選官制度成為世家子弟晉升的“快速通道”，以緻“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晉書•劉毅傳》），吳隐之的際遇堪稱是一出平民逆襲的傳奇。
吳隐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生年不詳。祖上曾是與司馬懿、陳群、朱铄并稱曹丕“四友”之一的吳質，因輔佐曹丕稱帝有功，得以封侯，子孫也都做過官。
到了吳隐之這一代，家道中落。《晉書•吳隐之傳》說他“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标名”，弱冠之年就品行出衆，就算窮到每日以豆粥果腹，也不取不義之财。
吳隐之在成為清官之前，首先是一個孝子。他早年喪父，侍奉母親很是用心。母親去世時，隐之和胞兄坦之悲痛欲絕。傳說兩人恸哭之聲感動了天地，引得雙鶴鳴叫，盤旋不去。
《晉書》對吳隐之出仕經過的記載，很有幾分戲劇色彩：玄學家韓伯母子與隐之為鄰。韓母聞其哭聲，難過到食不下咽，便對兒子說，如果你将來做了掌管人事任用權的大官，就該舉薦像吳隐之這樣的人。不料竟一語成真，韓伯果然累遷至吏部尚書，在他的力薦之下，吳隐之從一個地方基層文員——功曹開始，踏上了從政之路。
東晉自南渡以來，王室孱弱大權旁落，觊觎帝位的各股勢力蠢蠢欲動，叛亂四起。以前秦為首的北方諸國虎視眈眈，後期又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内憂外患使得朝中形勢複雜難測，時常“城頭變幻大王旗”。
然而，吳隐之在東晉晚期數十年的為官生涯中，卻仿佛超然于外，屢受褒賞，曆任奉朝請、尚書郎、禦史中丞、左衛将軍、中書侍郎等要職。
不僅如此，晉孝武帝司馬曜，大司馬桓溫，淝水之戰晉軍大都督謝石，以及北府軍将領劉裕等人都對他頗為器重。這些皆是當時處于權力鬥争巅峰的關鍵角色，谯國桓氏與陳郡謝氏兩大家族互為死敵，而劉裕曾率兵讨伐桓溫之子桓玄謀反篡位，自己卻又成了終結東晉江山的“南朝第一帝”。
吳隐之能夾在各派朋黨的利益攘奪之中免受沖擊，受到多方禮遇，原因還是在于他令名遠播。任晉陵太守時，他仍和顯達之前一樣布衣蔬食，負柴之類家務仍由妻子操持，把俸祿賞賜都分給親族，使得家無餘财，冬月無被，洗衣時沒有多餘的衣物替換，隻得披棉絮取暖，“勤苦同于貧庶”。
隆安年間（397-401），吳隐之出任廣州刺史，“清操逾厲”，常食不過蔬菜及幹魚，官方配備的帷帳、器具、衣服一律棄而不用、交到庫房。
随後，他還升任度支尚書、太常等職。從掌管一郡（市）、一州（省）到一國财政稅收，他始終厲行儉樸，每月饷銀仍舊隻留基本用度，其餘用來救濟他人。家人紡織度日，妻子兒女不沾寸祿，遇到困難時期，甚至吃不上飽飯，身上穿的衣衫破舊不堪。
吳隐之的立身處世，與曆史上那些來自底層、一旦大權在握便極盡搜刮的貪官形成了鮮明對比。例如《長安十二時辰》中庶民出身、依靠攀附鑽營上位的反派官員元載，曆史上就确有其人。
嶺南垂範 革除舊弊
吳隐之砥砺清節的作風，也曾惹來“做作”的非議。因其所處時代的社會風氣，從中央到地方都與“清廉”二字格格不入。
曆代史書以及《世說新語》《抱樸子》等文學作品中關于晉代王公貴族昏聩、荒淫、殘暴、奢靡的種種記載不勝枚舉，例如晉武帝為了選妃禁止天下婚嫁，晉惠帝的“何不食肉糜”，石崇與王恺炫奇比富等。西晉第二位皇帝即位時，已是“盤剝百姓，政出群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晉書•惠帝紀》）
到了東晉，門閥世族氣焰熏天，大肆兼并土地，A錢受賄，以窮奢極欲為榮。吳隐之昔日的上司謝石就是一例。謝石出身名門，戰功彪炳，卻又“聚斂無餍，取譏當世”。太學博士範弘之曾批評他貪掠财物，大興土木，生活奢靡，不惜财力，實為“人臣之大害”。（《晉書•儒林列傳》）
有意思的是，謝石曾主動請吳隐之任其主簿。身為将軍的秘書，吳隐之嫁女的時候，竟然為了籌措嫁資，要臨時遣仆人上街賣狗，“此外蕭然無辦”。謝石對他多有照拂，知其清貧，還專門派人替他置辦婚宴。兩人一為巨貪，一為良吏，這段關系頗為耐人回味。
像謝石這樣的晉代官僚階層之是以敬重廉吏，是因為他們深知吏治廉明的重要。曹魏時期出現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監察法規《六條察吏》。在此基礎上，西晉又出台了《察長吏八條》和《五條律察郡》，分别明确了對進階官員（長吏）和郡縣政績民生的監察範疇。
在有成法可參照的情況下，東晉朝廷忌憚大規模的反腐整治會動搖統治根基，失去豪門望族的支援，故而一方面采取“鎮之以靜，不為察察之政”的暧昧态度，姑息放任，甚至沆瀣一氣；另一方面，又把期望寄托在吳隐之這樣的賢能身上，派他南下廣州，“革除舊弊”。
那時，嶺南路途遙遠，瘴疫流行，卻是自漢代以來的水陸貨運樞紐，山海珍異輻辏，是世人豔羨的“金山珠海，天子南庫”（屈大均《廣東新語》），加上天高皇帝遠，疏于監管，極易滋生腐敗。《南齊書•王琨傳》有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緻巨富，世雲‘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而石門處于廣州西北水路要沖，為履新必經之地，“一飲貪泉、廉士必貪”的說法便由此而來。
為避免重蹈前任官員覆轍，吳隐之特意在上任途中拜訪“貪泉”，當衆飲水賦詩破除流言。就任後他不辱使命，大力懲治貪财納賄行為。有部下為了示好，給他送魚時去除魚刺，吳隐之非常厭惡，将之喝斥趕出帳外。
經過他的努力，嶺南風紀大為改觀。晉安帝司馬德宗下诏表彰他：“夫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革奢務啬，南域改觀。”（《晉書•吳隐之傳》）
廉慎傳家 影響深遠
離任之前，孫恩盧循上司的農民起義戰火波及廣州，吳隐之及家眷一度被盧循俘虜。危急關頭，幸得劉裕出面調停，才得以獲救。
歸舟之日，吳隐之行李單薄，“裝無餘資”。今天，廣州市石井鎮“貪泉”附近、流溪河下遊有一個小島。傳說吳隐之在船上清點随行物品，發現妻子帶了一斤沉香，因懷疑來路不明，遂丢到水裡。沉香一入河中，頓時化為沙洲，故而得名“沉香沙”，又名“沉香浦”。
返鄉後，吳家僅數畝小宅，茅屋六間，以竹籬為院牆，都很簡陋。劉裕賜給吳隐之車子、牲畜，為他起宅，都被他謝絕了。
義熙八年（412年），吳隐之正式退休，被授予光祿大夫，次年辭世。他多次獲得朝廷的優賜嘉獎，天下廉士以之為榮。
當初，吳隐之的先祖吳質同樣出身寒微，才學通博，卻因為仗着曹丕恩寵“怙威肆行”，卒後被谥為“醜侯”，還是靠着兒子堅持不懈上書二十餘載才獲得平反。吳隐之是否受此影響不得而知，或許對他來說，隻有“廉慎”二字，才是茫茫宦海唯一的安身立命之道。在他去世以後，這兩個字成為吳氏後人的家規，他的子孫在為人“孝悌潔敬”方面代代相傳。
吳隐之的事迹對嶺南官場影響深遠。宋代淳熙初年，福建泉州人李維、李綸兄弟同赴廣東為官，曾在石門江邊舉杯起誓：“倘負軍民，有如此水！”說完将杯子投入江流，竟然不沉。兩人亦兌現承諾，廣施廉政，受到百姓擁戴。有人編了這樣一首民歌以示贊頌：“石門之水清且清，晉吏一歃千古榮。争如李公投杯盟，水流洶洶杯停停。”（參見《四庫全書•廣東通志卷三十九》）
事實上，在吳隐之之前，東漢末年至魏晉時期，中國曆史上也曾湧現出毛玠、崔琰、胡質、胡威、傅玄、陶侃等一幹以忠廉直亮著稱的名士。特别是陶侃在任廣州刺史期間，整肅秩序，執法廉明，還留下了一段“搬磚自勵”的佳話，可見并非人人皆會“越嶺喪清”。
另據宋方信孺《南海百詠》所載，五代十國時割據廣州地區的南漢統治者因不喜“貪泉”之名，派人運石填埋，“貪泉”從此不存。而到了清初，到廣東做官仍被視為一樁“油水豐厚”的美差，大小官員一旦接到赴粵調令，“靡不歡欣過望”，“以為十郡膻境，可以屬餍脂膏”。（屈大均《廣東新語》）
“貪泉”的存沒與嶺南古代官場的關系足以證明，吳隐之對“廉”的見解是十分精辟的——一個人是否廉潔，歸根到底在于内心信念是否堅定。他曾告誡身邊人“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保持心境澄明，故而處濁流亦能自清；反之，若因貪念動搖了心志，進而利用職權徇私漁利，卻歸咎于外部因素的誘惑和誤導，不過是推卸責任、自欺欺人罷了。吳隐之在1000多年前尚且明白這個道理，今人更應引以為戒。
評說吳隐之
文/潮白
吳隐之飲貪泉水而言志的故事，大抵世人皆知。他也許是最早對貪泉“功能”證否的官員，是以房玄齡等撰寫的《晉書》贊曰：“吳隐之酌水以厲精，晉代良能，此焉為最。”
位于廣州石門的貪泉，不僅名字不那麼好聽，而且“相傳飲此水者，即廉士亦貪”，還有能夠使好人變壞的“實用功能”。泉水能使人“易心為墨”，十足令人驚詫莫名。然廣州刺史吳隐之上任之際，專門去貪泉“酌而飲之”。結果呢？為官卻是“清操逾厲”，踐行了自己“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的承諾。用晉安帝的話說，叫做“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而當初派他前來，正是“欲革嶺南之弊”。之後，唐朝廣州都督馮立也是這樣。面對貪泉，他說：“飲一杯水，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為食，豈止一杯耶，安能易吾性乎！”說罷“畢飲而去”。在職數年，馮立也是“甚有惠政”。
清代學者屈大均是廣東人，他對家鄉的泉水負“貪”之惡名十分不服。他指出，如果貪泉“飲之辄使人貪”，東莞還有廉泉，“未聞有飲之而廉者也”，怎麼就沒有喝了變得廉潔的呢？為什麼同樣是泉水，“廉者不能使人廉，貪者乃獨使人貪？其人累泉乎？泉累人乎？”
屈大均之問，何其振聾發聩！“泉之見罪，非有吳刺史不能釋”。的确，從吳隐之為貪泉平反開始，後之仍持“易心為墨”論調者，暴露的隻是其流氓性的一面。
【作者】 郭珊
【來源】 廉潤南粵南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