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元帝劉奭（shì ）生于昭帝元平六年（前75年），是劉詢與嫡妻許平君生的兒子。劉奭“好儒”，做太子時，所習儒家經典十分廣泛，包括《春秋》《詩》《尚書》《禮》《論語》等。元帝的經學功底，不僅遠過乃父，就是在西漢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謂首屈一指。然而他太過拘謹，優柔寡斷，信用宦官弘恭、石顯等，統治期間，自然災害不斷，社會危機日深，土地兼并之風盛行，于是昭、宣二帝的中興之業“衰焉”。
漢元帝的“柔仁”僅舉一例便可知。劉奭的60多歲的師傅、“當世名儒”蕭望之，因宦官石顯進讒言而被逼自殺。其時劉奭正在用午膳，聽到這個噩耗後淚流滿面，飯也吃不下去了。他立即找石顯責問，石顯吓得摘掉帽子，磕頭不止。從那以後直到自己病死，漢元帝劉奭每年都要派使者到蕭望之的墳墓上去祭奠。然而，對害死師傅的石顯，漢元帝卻沒有任何處罰，沒有任何懲治。
漢元帝做太子時，見父親漢宣帝用法嚴酷，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恽、寬饒等隻是說了點風涼話就獲罪而誅，便委婉地勸谏父皇說：“陛下持刑大深，宜用儒生”，而其父親漢宣帝卻說他要敗家呢？就是因為他的柔弱！
漢高祖劉邦
西漢的曆史，一般以宣、元之間為一界線，分為兩個時期。宣帝是“中興之主”，維持了西漢平穩發展的局面，但從元帝開始，西漢開始衰落，所謂“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漢元帝為何摒棄主張嚴刑峻法的“霸術”，而改用“以柔治國”、強調“教化”的儒術呢？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儒學修養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
漢元帝即位後土地兼并日趨加劇，農民紛紛破産，有的投入田莊淪為佃客和奴隸，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為假田農民（國家佃農），有的成為流民，而這些人原來所承擔的租稅賦役，又都轉嫁到“編戶齊民”即自耕農身上。再加上政治腐敗，官吏貪殘，天災頻繁，各地不斷爆發反抗西漢統治的鬥争。
漢武帝劉徹
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統治者隻好放棄“霸術”，純任德教，以期緩和社會沖突。這種方略的改變，是由漢元帝提出并加以實施的。漢元帝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尊崇儒學：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十三世孫孔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這是以皇帝名義奉祀孔子的重大舉措，孔霸被封為關内侯，賜食邑八百戶，号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府第一所。尊崇儒師的社會效應，必然導緻人心向儒，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地位。
二是以儒家标準選官用人，劉奭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學博士弟子數量，由宣帝時的二百人，激增至千人。對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試，考試合格者，即可授以相應的官職。當時人多以讀書求取功名，以軍功求取功名的反倒稍遜一籌，一反“宰相起于州部，猛将發于卒伍”的正常。
三是以經義為本，治國施政。元帝即位後，摒棄了宣帝“霸王”之道相雜的政治，釋出的各項政令以及诏書，多引經據。
王昭君出塞
以經取士固然為漢王朝選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決定了許多人讀經即為了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後，往往不是盡忠守職，而隻圖保持祿位、屍位素餐而已。漢元帝強調以經取士，使一些隻知書本而不省吏事的“書呆子”也被選進了各級政府機構，能為治者不能為官，為官者不能為治，士與吏截然兩途。
漢元帝也做出過一些積極的曆史貢獻。為結束百餘年來西漢同匈奴之間的戰争局面，他以宮人王昭君和親匈奴呼韓邪單于。初元元年（前48年），漢元帝在車師地區（今新疆吐魯番東南）設立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務。建昭三年（前36年），漢打通西域道路，促進了中原與西域的經濟、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