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寫 |南都周刊記者 敖瑾 實習生 餘佳欣
編輯| 楊文瑾
3月17日，銀監會等五部委發文禁止小額貸款公司向大學生放款，此消息被很多人解讀為：花呗借呗以後要退出大學校園了。然而，近日，記者緻電了包括支付寶在内的多家小額消費貸平台，得到的回複均是：大學生身份不是平台稽核的必要标準。
事實上，監管部門在此之前已經兩次出手限制“校園貸”，隻是監管過後，“校園貸”總能換個馬甲卷土重來，繼續在大學校園裡開疆拓土。
為何曆經三次疊代的小額貸款總是盯着沒有收入的大學生群體？這次五部門聯手釋出禁令，會對小額貸款公司的校園業務産生多大影響？
最早進入大學校園的“校園貸”是信用卡的形式，但因為壞賬率過高，風行幾年後被銀監會明令禁止。然而，高壞賬率并沒有讓後繼者望而卻步。小貸公司、網際網路金融平台紛紛接替商業銀行，争當大學生群體的“新債主”。
尼爾森市場研究公司去年釋出的《中國年輕人負債狀況報告》顯示，在3000餘名18歲至29歲的被調查者中，信貸産品滲透率為86.6%，使用網際網路分期消費産品的比例達61%。
這其中有不少是在校大學生。在龐大的大學生群體中，對小額消費貸款持開放态度的不在少數。
騰訊科技曾在網際網路消費貸發展初期的2015年做過一項調查。彼時最早提供網絡分期貸款業務的分期樂成立還不到兩年。7932位接受調查的在校大學生中，接近四分之一的人用過網絡分期貸款，近半數被調查者表示有意願嘗試這項新興業務。
201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七成被調查者用過網絡分期貸款，或者願意嘗試。（圖源：騰訊科技）
為了迅速在大學生群體中打開市場，小額貸們都采取了激進的校園推廣方式。
第一代“校園貸”——商業銀行發放的信用卡，采用了辦理即贈禮物的方式進軍校園。2002年招商銀行發行了第一張大學生信用卡，此後，國内其他銀行也紛紛開始向大學生發夾。齊魯晚報的報道記錄了當時的盛景：四五家銀行同時到學校推銷信用卡，學生隻需要提供身份證、學生證的影印件，再填寫一張申請表格就可以順利辦到卡，還能拿到禮物。
由于壞賬率過高，大學生信用卡被銀監局于2009年叫停後，以分期樂、趣分期等為首的網絡分期消費迅速補位。為了搶占市場佔有率，各家平台展開激烈混戰，以高薪聘請校園地推的方式，擴大在大學生群體的知名度。
據品玩在2016年報道，在分期貸發展火熱時期，趣分期給予校園經理的推廣費是50元/人，到學生宿舍挨個上門推廣的校園代理，“多的時候每月能拿10000左右。”
“校園貸”亂象再次引發關注，2016年，監管部門再次出手，禁止不良網絡借貸平台、網絡借貸資訊中介機構向大學生群體提供網貸服務。随後，兩大主要平台趣分期和分期樂先後退出校園市場。
小額消費貸大張旗鼓的地推随之在校園消失，多名在校大學生向南都周刊記者表示，很少再在校園看到消費貸平台公開的宣傳推廣。“有時會在廁所看到一些貸款的小廣告，但學校對這些也很謹慎，這些廣告的關鍵字基本都會被鏟掉。”廣東某高校的大一新生說。
這之後，依托網際網路平台的消費貸産品開始成為“校園貸”的主力。因為依托知名網際網路公司，這些消費貸被普遍認為是網貸“正規軍”，是“校園貸”中更為安全的選擇。這些産品也不再使用地推的方式，而是自然而然地随着手機上的各種APP嵌入到大學生的日常消費中。
如花呗、京東白條、美團月付，都是APP内消費付款時被平台置頂的支付方式。深圳大學一名研究所學生告訴記者，她此前了解到報考雅思可以在支付寶上選擇分期付款。
目前，大型電商平台的主流貸款平台在大學生群體中的知曉率最高。《金融博覽·财富》雜志對1653名一二線城市高校在校生的調查顯示，受訪大學生對螞蟻花呗及京東白條的認知度均超過75%，媒體報道和網絡廣告是最直接的獲知途徑。
2017年，有媒體報道稱，首批試點消費金融公司之一的捷信消費金融有限公司，2016年向湖南省草根消費者提供了12億元貸款，其中，34.45%以上的客戶是 18-24 歲的大學生群體，占比在三分之一以上。
易觀智庫曾在2016年做過一項校園消費金融專項研究。研究報告稱，按照當時2600多萬名高校學生每人每年分期消費5000元估算，分期消費市場規模可達千億元量級。而根據教育部2020年釋出的最新資料，到2019年，全國各類高等教育在校學生總規模已經達到4002萬人。
使用者基數大，正是小額貸款公司瞄上大學生群體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小額貸款公司格外青睐大學生群體的另一個原因是，學生群體的使用粘度高。
大學生網貸使用存在“隻有0次和無數次”的特點。借貸上瘾，在大學生群體中并不少見。因為分期貸款讓人産生消費數額不大的錯覺，且學生群體天然存在自制力不強的特點，這就導緻了借貸口子一開，借錢就停不下來的現象。今年初，南都周刊曾經撰文報道網貸成瘾的大學生（身邊的年輕人都負債消費，他們說這個“上瘾”），他們大多因為好奇或者急用錢“入坑”消費貸，某大學生在不知不覺中一度欠下了近6萬元的債款。
大學校園裡，每到雙十一就會快遞成堆。
與此同時，大學生因為缺乏社會經驗和相關金融知識，往往對借貸可能産生的利息所知甚少。
共青團湖北省委聯合公安、銀監部門在2019年進行的一項調研顯示，在1205名接受調查的大學生中，55.6%的大學生有過校園貸款經曆，26.1%稱是受營銷廣告“低利率”等誘導，僅35.1%的學生認真計算過利率，接近40%的學生不了解月利率、年利率，也不會去計算背後的實際利率。
蘇甯金融研究院院長助理薛洪言曾表示，“校園貸”的盈利模式是高利率覆寫高風險。
《金融博覽·财富》雜志的調查結果顯示，超過25%的校園貸使用者，為消費最終買單的年利率在20%以上。不少“校園貸”實際上是利用了學生的年幼、社會經驗不豐富這個弱點，采取欺騙手段形成了經濟關系。調查還發現，目前使用校園貸的學生群體中，依然有高額利率的存在，受訪者中有25.6%的人表示，他們付出的年利率超過20%。其中，30%-50%的占比為6.9%，50%以上的占比3.3%。
事實上，大學生距離成為有更高償債能力的“社會人”隻有幾年時間，他們轉化為更高淨值的客戶可能性很大，消費貸平台自然不會因為一時高企的壞賬率，而錯過這個培養客戶群的機會。更何況，壞賬産生的可能性大，但催賬的手段也很多。再不濟，大學生背後還有完成了财富積累的第二還款人：家長。
為了更大程度擷取使用者，培養消費習慣，網際網路消費貸平台通常不會設定太高的申請貸款門檻，不會因為大學生缺少收入來源，而進行細緻的貸款金額、利率、還款期限等的區分。
記者在銀監會等五部門釋出監管新政後緻電了幾家小額消費貸平台，得到的回複均是：大學生身份不是平台稽核的必要标準。
支付寶方面的客服在電話中表示，“借呗沒有學生賬戶和成人賬戶的差別，借呗的開通所有客戶遵循一樣的規則，是系統綜合評估為準的，會從賬戶活躍度、信用情況、消費習慣、還款能力和意願進行綜合判斷。”客服還表示，花呗也是一樣的情況。
京東的客服則在電話中表示，目前京東白條針對學生使用者進行了下降額度的處理，但是進行學生認證并非硬性要求。“如果說你開通白條，它彈出來讓你選擇的話，你可以選擇也可以不選擇，看你自己意願。”客服還表示，學生認證一直都有，但是降額是受新通知影響才有的舉措。“隻是針對學生使用者進行一個降額處理，但是并不是說學生使用者不能消費。如果你之前都沒有任何學生認證記錄的話，那就看你自己吧。”
記者又緻電咨詢了網商貸的客服。根據網商貸官網介紹，網商貸是網商銀行貸款産品，“原螞蟻微貸、阿裡小額貸款平台，專注小微企業、個人消費者和農村使用者貸款融資服務，”對于大學生是否能申請網商貸的問題，接線客服稱，“跟大學生沒有關系，隻要你有支付寶賬戶，後續評估給到你都有可能。沒有規定說要是大學生或是社會群體，都是沒有限制的。”
也就是說，目前，大學生身份仍不會影響使用者在這些平台上申請借款。此前，在針對新政的答記者問中，銀保監會等五部門的相關負責人稱，針對已經發放的大學生網際網路消費貸款，“要求小額貸款公司制定整改計劃，已放貸款原則上不進行展期，嚴禁違規新增業務。”
事實上，在前兩次監管重拳整治“校園貸”後，“校園貸”引發的校園悲劇事件仍屢見報端。
2016年3月，河南鄭州某大學生在10多個平台上借款60多萬，最後無力還款，絕望之下跳樓身亡。
2017年4月，廈門某高校大二女生無力歸還“校園貸”借款，在泉州某飯店内燒炭自殺。
校園貸“屢禁不止”的背後存在着市場監管混亂的現實問題。
《經濟研究導刊》在2016年曾刊載一篇題為《高利網貸為何要瞄準大學》的論文。論文指出，目前國内的金融監管實行分業監管、混業經營，這就導緻很多深層次的問題得不到解決。例如，央行管第三方支付，銀監會管網絡借貸平台。但一些網貸平台需要第三方支付完成， 分業監管就導緻步調不一緻，出現很多問題。
此外，針對“校園貸”的監管法律法規大多是原則指導性檔案，這導緻了有關部門在執法過程中缺少處罰認定等實施細則作為參照。
黃蕾（化名）在大學期間曾經沉迷消費貸，欠款花呗、借呗、京東白條、微粒貸等多個平台總額達到6萬元，如今她已經畢業3年，還沒有完全還清大學和研究所學生時期欠下的消費貸。
“單純地禁止大學生借消費貸，可能不會帶來多少改變，畢竟大學生很快就會步入社會。在今天，借貸消費習慣是社會性的，全社會都在借貸，都在提前消費，也許我們應該好好省視下這樣的消費習慣是怎麼形成的。”黃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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