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本庶佑（Tasuku Honjo）身着和服，從瑞典國王卡爾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過諾貝爾獎的獎牌和證書。他因在癌症免疫治療領域開創性的發現，獲得2018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
（圖源：itiban.tur.br）
整理·撰文 | 定一
編輯 | 耿爽
本庶佑從小就被譽為“神童”，在讀研究所學生的第一年就有了重要的發現，更是被視為“天才”。從1978年獲日本生物化學獎勵獎起，他一路上光環無數，平均每兩年獲一項大獎，近年來更是幾乎每年獲兩到三個大獎。
他在獲得諾獎後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不要相信教科書上寫的東西。在《自然》、《科學》雜志上發表的論文，過十年二十年再回過頭來看，有九成都是不正确的。”這充分展現了他獨立思考、敢于質疑常識、隻認真理不認權威的自信、勇氣和科學精神。
但在另一方面，本庶佑又謙虛地稱自己是個平凡的人，在多次演講中将自己取得的成就歸因于幸運。在他身上，自信和謙卑共存。
獨創性對于平凡的人來說，并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像我這樣平凡的人也能做出獨創性的工作，是因為我找到了捷徑。這條捷徑，就是不盲目追求第一，而追求唯一。
那麼，在長達近五十多年的研究所學生涯中，他是怎樣一路走來，又是如何找到自己的捷徑呢？他在每個重要節點都遇到過哪些困難，又是如何思考、判斷和解決的呢？所有追求真理的道路都是相通的。本庶佑走過的探索之路對于所有有志于學問的學人而言，無論是自然科學領域還是社會科學領域，應該都有不少值得借鑒的地方。
少年時代的天文學之夢
本庶佑在1942年出生于日本京都。他的父親、祖父和外祖父都是醫生。用他自己的話說，自己繼承了醫生家族的基因。因為父親的工作關系，本庶佑從國小到高中都在日本本州最西端的山口縣度過。
少年時代的本庶佑是個聰明調皮、不太安分的學生。他對新鮮的事物總是充滿着好奇，把家裡的鐘表和收音機拆了又裝，裝了又拆。為了能夠在放學後盡興地去玩，他總是在課堂上就把作業做完了。
他在課堂上還經常提一些刁鑽的問題，讓老師難堪。有一次因為指出了一位年輕女老師的錯誤，他居然當場把這位老師氣哭了！此後，他學乖了一些，在課堂上安靜地看書，但不限于學校的教科書。
少年時代的本庶佑
有一年暑假，本庶佑在理科老師的指導下用望遠鏡觀測到了土星環，這使年少的他對神秘的宇宙産生了極大的興趣。在國小畢業文集上，他寫下了自己未來的夢想：成為一名天文學家。
但是，少年本庶佑的天文學之夢并沒有持續很久。學習成績優異的他在高中時曾經考慮過三種選擇：外交官、律師和醫生。因為曾經讀過母親給他的一本野口英世的傳記，受到這位日本近代著名醫學家為科學獻身的偉大精神的感召，再加上父親的影響，本庶佑最終選擇了能夠造福于更多人的醫學。
1960年，本庶佑突破了日本大學入學考試“難關中的難關” ，順利地考進了京都大學醫學部。順提一下，同一年考入京大醫學部的還有中西重忠（Shigetada Nakanishi，G蛋白偶聯受體研究的世界權威），他們兩人入學不久就結為好友，後來又都成為京大醫學部教授。兩個人的友情一直保持到今天。
京大的修行
剛上大學一年級的本庶佑讀到了生物學家柴谷笃弘于1960年寫的《生物學的革命》一書，如遭電擊。在這本書中，柴谷寫道，癌症是由于基因變異而産生的。書中指出：首先，必須開發出能夠對DNA的堿基序列進行自動分析的裝置；其次，在發現堿基序列出現錯誤後，必須能夠象做分子外科手術那樣進行替換。
這個想法，在當時無疑是非常有遠見的。實際上，一直要到半個世紀後的今天，這一想法才具有現實的意味。
就是從那時起，本庶佑在腦海中隐隐約約浮現了将分子生物學與醫療相結合的念頭。因為父親與柴谷曾經是大學裡的同僚，本庶佑就在暑假期間拜訪了柴谷笃弘。柴谷遞給他一本厚厚的《分子遺傳學論文選集》，勉勵他好好學習。但此時的本庶佑剛上大學一年級，雖然硬着頭皮把這本專業論文集啃了下來，卻并沒能夠真正了解多少。
所幸分子生物學這門新學問此時已經傳入京都大學，校園裡經常舉辦相關的講座和研讨會，本庶佑的身影也就頻頻出現在這些場所。慢慢地，本庶佑的興趣從醫學轉向分子生物科學。
當時，京大醫學部的早石修（Osamu Hayaishi）教授剛從美國回來不久，其研究受到國内外的關注。在柴谷和父親的推薦下，本庶佑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就出入早石修的實驗室，開始跟着早石修學做研究。（後來早石修因兼任東大教授而暫時離開了京大，實驗室由其弟子西塚泰美即Yasutomi Nishizuka繼承）
在這裡，早石修給了本庶佑三個重要的指點：第一，不要盲目相信論文；第二，如果不能在國際水準上做研究，那樣的研究就毫無意義；第三，真正的獨創性，追求的不是第一，而是唯一。
早石修自己就是一個大師級的人物，他是日本首位沃爾夫醫學獎獲得者（西塚泰美是日本第二位該獎獲得者），也曾多次獲得諾貝爾獎提名。但早石修于2015年去世，已經無緣諾獎。不過，在他培養的學生中，除了本庶佑之外，如果再出一兩個諾獎得主，大家也不會覺得特别奇怪。
大師之言，不同凡響。本庶佑此後的研究所學生涯，可以說都是在不折不扣地踐行導師的這三個教誨。
除了學習成績頂尖之外，本庶佑的大學生活也豐富多彩。他在少年時代就表現出多方面的興趣和才華，希望自己成為個性和才華都得到全面發展的“文藝複興人”。他在高中校刊裡就曾寫道：“我是以成為全人（全面發展的人）為目标。”而京都大學自1897年建校以來，就以“學風自由”著稱，給予教師和學生以充分的自由發展的空間。這對本庶佑來說求之不得。大學期間，他參加了大學的劃艇部和英語口語社團，還在樂隊裡擔任長笛手。他文理兼備，英語流利，雖然不是一個愛出風頭的人，但也從不怯場。
本庶佑與早石修
峥嵘初露
大學畢業後，本庶佑幾乎毫不猶豫地升入研究所學生院繼續深造。在上研究所學生院的第一年，他就有了重要的發現。這一年，他成功地揭示了白喉毒素是怎樣阻礙蛋白質的生物合成，也就是白喉毒素的作用機制。
在這之前，人們普遍認為，白喉毒素是附在某種物質上而阻礙了蛋白質的生物合成的。但本庶佑發現，白喉毒素是通過核糖基化反應的酶活性，對蛋白質合成所需要的其他的酶進行修飾，進而使蛋白合成活性喪失。這才是白喉毒素阻礙蛋白質生物合成的真正的作用機制。
這一工作的意義有兩點：其一，它揭示了毒素是通過酶活性來實施打擊的；其二，它揭示了核糖基化最初的生物體反應控制模式的機制。十多年後，宇井理生（Michio Ui）使用百日咳毒素也發現了同樣的反應，并在此基礎上，對荷爾蒙作用機制的揭示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它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本庶佑在1967年的工作。
由此，本庶佑初露峥嵘，順利出道。
1970年，日本左翼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位于日本學術金字塔頂端的東大、京大首當其沖。京都大學的教學樓被造反派學生占據封鎖，教授不得進入，校園裡的教學研究被迫中止。
本庶佑作為研究所學生代表，白天參與談判，晚上就回到實驗室裡埋頭繼續自己的研究。當時研究所學生還是可以自由出入教學樓的，而造反派學生對本庶佑似乎也另眼相看，從來沒有人進來幹擾他的研究。但是一方面大學的科研環境遭到破壞，另一方面本庶佑此時極感興趣的基因表達控制問題與早石、西塚實驗室的研究方向并不一緻，是以他考慮到美國繼續做研究。
當時的本庶佑已經修完了博士課程，但還沒有拿到學位。不過幸運的是，他已經發表了有分量的論文，是以得以順利地來到美國華盛頓的卡内基研究所唐納爾·布朗（Donald Brown）實驗室繼續深造。
本庶佑到美國之後的經曆如何？他後來為何選擇回到日本發展？回國後遇到過哪些困難，又是如何思考、判斷和解決的？歡迎關注“賽先生”明日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