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豆包飄香領路人帶富一方 記哈爾濱市阿城區亞溝街黨工委書記黃文利

黑龍江日報7月17日訊 這幾天，黃文利正忙着“答辯”，考場在北京，“考官們”則是8名國内頂尖的食品專家。如果“考試”過關，亞溝粘豆包将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地理标志保護産品”的稱号。

一路“過五關、斬六将”，“隻要申報成功，亞溝粘豆包品牌價值不但會提升，更會得到法律保護！這對我們百姓緻富可是一件大事！”黃文利回答得既緊張又興奮：“做夢都想讓亞溝的小粘豆包‘闖進’大市場，香飄全中國呀！”

全力打造

亞溝粘豆包品牌

盛夏時節，記者驅車前往亞溝，在快要進入亞溝街道的路邊，一塊新豎起的“中國粘豆包第一鎮”的牌子格外顯眼，附近的一位百姓說：“這是我們黃書記立的牌子，粘豆包就是我們亞溝的‘臉兒’。”見到黃文利時，他正在和當地粘豆包企業的部分負責人研究“答辯”的具體事宜，他說：“我昨晚上才從北京趕回來，這次去的目的就是研究給專家們的申報材料，希望我們的準備夠充分，能夠經得起專家們的各種‘問題’考驗。”

說起為啥要申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地理标志保護産品”辨別，還得從頭講起。上世紀80年代，亞溝街道當時還被稱為亞溝鎮，鎮内全店村的村民們冬季都會包一些粘豆包自家吃，偶爾多的就會送給親戚，有心的村民便會将剩下的拿到哈市農貿市場進行售賣，久而久之，全店村成了“豆包村”。而随着粘豆包的生産規模不斷擴大，知名度也随之提高，并在上世紀90年代被中國農學會特産經濟專業委員會授予“中國粘豆包第一鎮”榮譽稱号，雖是如此，但其品牌影響力仍舊有限。

“不能讓這麼好的特色品牌荒廢了！”2013年上任之初，黃文利給自己出了一道道難題，如何提高“小粘豆包”的身價？如何打響品牌？如何保護亞溝粘豆包品牌？……區域内一個知名酒類取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地理标志保護産品”，事事留心的他被這個例子“點醒”了。為啥亞溝粘豆包不能申請？這樣既能提高品牌價值與知名度，又能保護品牌不被濫用！申報之路由此開始。

“粘玉米要浸泡15~20天、在15℃~20℃之間進行低溫發酵、内部結構發生變化，支鍊澱粉部分轉化為直鍊澱粉，這樣更容易被人體消化吸收……”為了能拿到辨別，“門外漢”黃文利也是“拼了”！

該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宋國亮說：“真是認真啊！從亞溝粘豆包的曆史、到原料粘玉米的種植、再到工藝生産流程，他一遍遍走訪企業，一遍遍請教業内專家和企業家。”這隻是開始，以往類似申報都是縣市級以上進行，而以鄉鎮街道申報還是首次，黃文利心裡“沒底”。從開始申報、到初審、再到國家質檢總局的審查……黃文利每一次都一絲不苟地進行準備。

去了北京7次，找相關部門溝通，了解申報程式……“每次回來一遍遍修改材料，反複推敲是否能‘立得住’，力求不差分毫。”宋國亮說：“黃書記壓力很大，生怕因為準備不充分而錯失機會，前面已經順利過關，等專家們評審認可後，我們就真離勝利不遠了！”

一位同他一道去的企業負責人說：“人生地不熟，我們不認識路，要一路打聽，黃書記從來不打車，他總說，快走兩步就到了，别浪費那錢！”

采訪中，亞溝衆多粘豆包企業的負責人紛紛表示，如果能夠成功取得辨別，品牌影響力就會有很大的提升，這對企業将來在市場的發展将會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龍頭企業+基地+農戶”模式漸成規模

在塑造品牌影響力的同時，黃文利也注意到，一直以來，亞溝粘豆包大多停留在家庭作坊式的生産加工，規模小、品質标準不統一，擴大再生産難。為此，他開始着手重新調整亞溝粘豆包生産專業技術協會，由粘豆包企業提名選出“龍頭”企業負責人當選會長，并對内部重新“洗牌”。

及時傳達各類資訊、資訊資源共享、集中采購原料……粘豆包協會“活起來”了，入會的企業也多了起來，“以前協會是由政府牽頭，不了解企業訴求，很難讓我們‘抱團’形成合力，黃書記覺得協會應該更好地服務企業，是以開始了以市場為導向的組織再造。”協會會長告訴記者：“正是因為如此，我們現在的成員已經從原來的70多戶，發展到現在的100多戶。我們現在對外形成合力闖市場，對内正在制定出相應的粘豆包生産标準。”

哈爾濱天一生态農副産品有限公司葛紅東說：“黃書記一門心思為企業着想，他希望‘小豆包’能走入更大的市場，能讓我們亞溝粘豆包成為大品牌。哪裡有展會，他總是第一時間溝通協調，幫助企業去參加展會，有不願意去的企業，他總是苦口婆心地勸：‘要為企業發展着想、别看咱豆包小，可是外面市場大啊……’真心實意為企業操心！”

如今，亞溝區域内粘豆包企業得到了快速發展。據了解，先後有36家生産企業獲得産品注冊商标，哈爾濱天一生态農副産品有限公司、吉祥農業科技有限公司、陳金生粘豆包生産有限公司等企業成為了亞溝粘豆包生産的龍頭企業，年加工量在100萬斤以上。其中還有公司的粘豆包獲得了QS認證，天一公司更是獲得了全國唯一的粘豆包綠色産品認證。目前，亞溝粘豆包的銷售網絡已經覆寫全國70%以上的大中城市，在北京、上海、廣州、天津等地具有良好的銷售市場，2013年，更是與香港客商簽訂了100萬元的訂單，并銷往日本、南韓等國家。

粘豆包企業的發展，也直接帶動了當地粘玉米種植規模，并增加了農民收入。一家粘豆包企業的負責人說：“因為銷售量激增，我們已經與多個合作社簽了收購訂單。”“龍頭企業+基地+農戶”的模式，正在亞溝街道漸成規模。

區域經濟與基層黨建齊頭并進

一面發展區域經濟，另一方面基層黨建也齊頭并進！今年亞溝街道成立了面向農村基層的“農民黨校”，這無疑是加強基層黨建的一個重要陣地。

基層黨校都學什麼？“小黨校、大課堂”裡面的課程還不少。從黨的建設基本理論知識、黨章黨規，到黨的十八大及曆次中央全會精神，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再到農村産權制度改革、産業結構調整等内容都涵蓋其中。該街黨工委一位從業人員說：“以前我們這裡農村黨員有300多名，而且大部分年齡偏大，缺少凝聚力，活動缺少吸引力。農民黨校成立後，我們吸收了返鄉創業的大學生、新型農業主體代表，農村黨員的數量已經發展到500名左右，活動有了載體，增強了大家的凝聚力。”

該街道吉祥村崔剛對黨校開學頭天的第一堂課仍記憶猶新。他說：“第一堂課是黃書記講的，主要是講農村産權制度改革和農業産業結構調整。說實在的，就拿農業結構調整來說，開始我們根本不知道怎麼調、如何調？課堂上黃書記從調結構背景講起、又講國家政策、最後又結合我們本地實際講如何調整，聽完我全懂了。這不今年我除了擴大水稻種植面積外，還種植了粘玉米，修建了蔬菜大棚，準備多條腿走路。”

他信服地說：“能把政策講的如此透徹，黃書記肯定沒少下功夫！”

當然在農民黨校學習的“學員”，不僅要學，還要教。這些黨員各有所長，會經營、懂技術……農民黨校恰恰為他們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在學習中将自己的專長傳授給其他學員，以身示範、言傳身教吸引和帶動了一大批農民群衆。

黃文利說：“農村黨校進一步強化了農村黨員幹部和各類人才的教育教育訓練工作，充分發揮黨校在農村黨員幹部隊伍建設中的主陣地作用，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力更突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