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周後期的戰國時代，至今并無明确的劃分，司馬遷《史記》與劉向《戰國策》，劃定戰國始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司馬光《資治通鑒》采信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正式冊封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鄭樵《通志》援引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冊封田和為諸侯戰國七雄齊聚。
司馬遷《史記》與劉向《戰國策》、司馬光《資治通鑒》、鄭樵《通志》究竟哪個更可信？筆者帶您剖析司馬遷與司馬光等人的時代背景，解讀他們心中戰國時代劃分的意義。
春秋末期
鄭樵所著《通志·氏族略》記載，司馬遷先祖程伯（封地為程）休父，在周宣王時擔任統軍司馬，以官職定姓氏而有司馬氏，後世子孫長期擔任王室史官，史官并非單純記錄曆史事件，更要從曆史中汲取經驗，矯正君王過失，預判天下形勢。
周幽王時太史伯陽父，被後世稱之為“史伯”，明确告知鄭桓公姬友，"王室将卑，戎狄必昌”，闡述"濟、洛、河、颍之間"可以令封國富強，甚至透析東虢國與郐國貪财重利“有驕侈怠慢之心”，鄭桓公依史伯之言，賄賂東虢國與郐國得十城奠定基業，以商業為國策在鄭莊公時“小霸中原”。
司馬遷祖上即滅巴蜀的司馬錯家族，至漢初司馬無澤為巿（集）長，集聚家資為司馬喜捐五大夫之職，潛心培養司馬談"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漢武帝初年司馬談被任命為太史令，曾批評儒、墨、名、法和陰陽五家。
不知是預感到儒家學說興盛之勢，還是因儒家經典《春秋》亦是史家經典，司馬談令幼年的司馬遷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國、大儒董仲舒拜師學習，同時鼓勵司馬遷遊曆數年，實地考證風土人情及傳說，使《史記》很多内容詳實可信。
《
司馬遷
《戰國策》作者劉向是漢室宗親，漢高祖劉邦異母弟楚元王劉交之後，劉向自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被授予谏大夫，至漢元帝公元前48年繼位，因抵制宦官幹政遭到逮捕，削除官爵貶為庶民，源頭要從其“七國之亂”說起。
楚王劉戊在薄太後國喪期間通奸享樂，被削奪楚國重要賦稅來源東海郡，當漢景帝任用晁錯削藩，楚王劉戊受吳王劉濞拉攏而反叛，“七國之亂”楚軍極為強悍，猛攻梁國險象環生，但最終被周亞夫截斷糧道，聯軍動搖被漢軍擊敗，楚王劉戊軍中自殺謝罪。
漢景帝劉啟慘勝，除首惡劉濞吳國被廢除，楚國被授予楚元王劉交之子劉禮，劉富因勸阻之功被封為紅侯，但漢武帝施行中央集權專制，“推恩令”政策使諸侯皆衰弱，朝堂話語權随之喪失，尤其是參與“七國之亂”的宗室，多被授予閑散官職。
漢宣帝提攜祖母史氏、母親王氏、皇後許氏等，更有邴吉在内衆多功勳貴胄，漢元帝時期除外戚王氏與傅氏，還有宦官弘恭與石顯掌權，及世族蕭望之與周堪等崛起，雖彰顯漢宣帝與漢元帝，顧念親情重用臣屬，但排斥劉氏宗親令劉向感到失望。
劉向
五代十國最有作為的皇帝，當屬後周世宗柴榮，在位期間擊北漢、征後蜀、伐南唐，吏治清明國家富強，可惜柴榮英年早逝，其親信将領趙匡胤“黃袍加身”，兵變脅迫後周恭帝柴宗訓禅位，而宋太宗趙光義“燭影斧聲”登基，世間對趙宋皇權充滿質疑。
司馬光生于官宦世家，宋仁宗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司馬光奪得會試甲科步入仕途，司馬光秉持儒家忠君愛國思想，無論擔任地方官吏，還是任職北宋中樞，對北宋内憂外患深感不安，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起，編纂傳世巨著《資治通鑒》。
宋朝與遼國因“燕雲十六州”纏鬥，被黨項李元昊奪取西北諸州，侬智高亦縱橫嶺南地區，加之北宋各地農民起義，令北宋王朝負擔沉重，司馬遷認為北宋總體施政方略穩妥，朝野應倡導忠君再抵禦外敵，頗有“攘外必先安内”之意，反對王安石激進深入的改革。
宋神宗與司馬光雖政見不合，但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宋神宗收到《通鑒》徹夜詳讀，德化治世極為欣慰，以"有鑒于往事，以資于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鑒》，皇太後高氏亦對《資治通鑒》贊譽，宋哲宗登基後，起用司馬光等恢複舊法。
司馬光
北宋靖康年間太平盛世，陡然間被女真部落滅亡，金國不僅渡江剿殺南宋政權，更扶立僞齊政權使江南兵連禍結，無數愛國志士如嶽飛、張浚、辛棄疾、陸遊等期望收複中原，但等來的是《紹興和議》南宋向金國稱臣，割讓西北數州，每年納貢銀25萬兩、絹25萬匹。
鄭樵生于書香門第，自幼勤學苦讀學識淵博，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獻策抗金，展現其赤誠之心，《紹興和議》被鄭樵視為國恥，縱然秦桧掌權阻絕仕途，亦禁止私人修史針砭時政，鄭樵仍從紹興十九年(公元1149年)著述《通志》。
為規避觸犯"擅修國史"罪，《通志》重要組成部分《二十略》，展現先秦至隋唐《氏族略》、《禮略》、《器服略》甚至包含《金石略》與《昆蟲草木略》等，猶如百科全書般，為研究曆史典章制度留下寶貴參考。
若以戰國七雄基礎，秦國赢氏、楚國芈氏、燕國姬氏，從春秋延續至戰國；姜氏齊國公元前481年，田成子發動政變，莊子《南華經》稱為"田成子取齊"；公元前453年，趙魏韓誅滅智氏，奠定戰國七雄的格局；是以公元前453年，未嘗不能當做另一種說法。
東周時代并沒有嚴格界定春秋與戰國，何況西周與東周也隻是友善區分代稱，司馬遷《史記》、劉向《戰國策》、司馬光《資治通鑒》、鄭樵《通志》，都以嚴謹的态度書寫對曆史的了解，即便摻雜作者的想法，甚至向政治進行妥協，仍無愧為史學的經典，後世可以質疑也可以剖析，但更應心存敬畏！
參考文獻：《史記》《資治通鑒》《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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