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吹雪
曆史上有些細思極恐的事情。
古代中國雖然早早确立了儒家意識形态，世世代代講忠孝，可短則十數年，長則二三百年就要把嘴裡奉若神明的“帝王”換一換，這和日本天皇萬世一系的現象迥然不同。
被日本侵略軍奉為精神圭臬的“武士道”更是神奇，“武士道”極為重視儒家的“仁孝忠義”，孔老夫子怎麼也想不到，儒家的思想怎麼就成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的”神助攻"。
以鐮倉幕府的建立為标志，日本的武士階級成為統治階級，掌握了國家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曆經鐮倉、北朝、室町、戰國後，武士階級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厚的行為道德準則。
到了江戶時代，武士道的理論終于以書面的理論化體系呈現而出，成為幕府用以教導、限制武士行為的“禦法度”。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儒家思想對武士道的形成和發展所産生的影響比任何一種宗教哲學都要大。
日本武士道是在學習吸收了中國儒家文化的基礎上，統治階級有選擇性地吸收内化了所需要的部分所形成的。那麼吸收了儒家文化的武士道為何在明治維新之後成為了侵略工具？其過程到底是個什麼樣的轉變？
日本的儒學雖然是出自中國儒學，但是日本人因其所背負的“恥感文化”和對儒家思想的解讀差異，進而與中國的儒學有所不同。具體就表現在中國儒學以“仁”為其核心，而“忠”則為日本儒學的核心。具體來說就是，中日儒學都重視“忠”、“孝”，但是“忠”、“孝”這兩個概念在日本人看來是無條件的，但對中國人來說這絕對是有條件的，而這個條件就是“仁”。
中國的儒學把仁、義、禮、智、信作為最重要的美德，而“仁”被認為是淩駕于一切道德之上的德。但是在日本儒學中處于核心地位的則是“忠”。
中國的儒學中的“仁”展現為當統治者不“仁”時，老百姓就可以揭竿而起推翻朝廷。但是這種情況在日本，這是絕不可能被接受的。也正是由于追求無條件的“忠”、“孝”，是以在日本從未有過改朝換代，而直到現在，商業社會中常見的跳槽在日本也是罕見而難以被人接收。
“忠”作為武士道的核心貫穿了武士道發展過程的始終。
同時在神道的影響下，平安時代，武士力量剛剛興起，莊園領主為了加強對武士的統治，極端強調武士的“忠誠”這種絕對的忠誠日漸成為武士堅守的準則，最終演化為武士道精神的核心部分。
武士剛剛興起的時候，各武士都效忠于不同的君主（比如平安貴族、幕府藩主、戰國大名），為了各自的君主舍生忘死。
因為武士本是一群以武為生的群體，尚武是他們的基本特征。這樣一群具有強大軍事作戰能力的群體，如何才能将其有效地控制和駕馭，使之成為至死效忠自己的臣子，用何種思想道德觀念作為這個群體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範，是武士階級的上層統治者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日本武士
中國儒家思想中的“忠”和“孝”恰好給武家政權提供了最佳的道德規範，用來駕馭武士階級。從儒家思想中搬來的“忠＂和“孝”進入日本後，結合武家政權的需要，又對其進行了必要的改造。
在幕府時代，武士的忠是要完全忠于自己的領主，以報答君主的恩賞，武士為主君奉獻自己的一切，能為主君犧牲生命是最高的榮譽，也是武士忠誠的最高展現。“孝”除了孝順親人，也要孝順領主，武士要為領主為自己家系家名而奮鬥。
由此，武士的孝和儒家的孝有了不同的地位，武士的孝是從屬于武士的忠，忠是日本封建思想的核心，武士道的全部精神所在。
▲幕府統治時期的日本武士
當忠和孝發生沖突的時候，中國有“忠孝難全”的問題，其實是”孝“對于”忠“的制衡。曆代君主雖然都希望臣子把”忠君愛國“放到第一位，推崇無條件忠誠，可儒家倫理中偏偏有一套”孝“的理念，強調人對于家庭、對于父母、對于私人領域的責任，限制了國家對于個體的”吞噬“。
日本武士就沒有“忠孝難全”的為難，忠是無可争議擺在第一位的，這是一個共識。武士可以為了對領主盡忠，犧牲自己的父母、孩子，但是反過來就違反了武士的道德，也違反了整個封建時期的價值觀。
除了“忠”以外，最重要的就是“義”。義是武士道準則中僅次于“忠”的存在，它在道德上是第二位的力量。它要求武士堅持正義的道理，并将其看成自己的義務，為之付出努力， 而武士義理行為的動機可以是恥辱、名聲和體面。
名譽意識包含着人格的尊嚴及對價值明确的自覺，它要求武士為了名譽付出一切。在《平家物語》和《源平盛衰記》等戰争故事中，出現了“有恥者”、“有恥武士”、“有恥門客”之類的詞彙，而在傳統的概念裡，武士對于自己的名聲是極其看重的。
武士對于名譽是極端敏感的，當名譽受到損害時，會不惜一切為自己洗刷，采取極端的殺人或者自殺的方式也在所不惜。
武士道的訓導要求武士追求名譽， 同時又要求武士是非分明堅忍。在德川家康的遺訓中有如下的話——“人之一生如負重擔走遠道，勿急……忍耐為安全長久之基……責己而勿責于人”。
▲日本武士切腹與介錯人
在武家社會， 武士執着于名譽的現實意義在于，名譽的高低和他們能夠得到的實際利益密切相關。從商品經濟學來說，武士的使用價值在于他們的武力，他們出賣自己的武力以此來換得價值。
武士隻有在戰勝敵人的時候才能向自己的君主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從君主手上獲得與此相當的物資獎賞。武士獲得生存的方法有兩個，一是君主封賞，二是世襲繼承。
這也就意味着，一個武士獲得的封賞不僅可以讓自己礙到利益，而且将惠及後代子孫，這是武士追求名譽的現實動力。
而伴随着曆史的發展，在戰争和政治中的不斷實踐下，武士的意識形态和行為方式逐漸形成武士道，對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産生重要影響。
到了幕府的建立和戰國時期“朱子學”、“陽明學”的湧入影響，武士道的發展日趨成熟，戰國時期，武田家臣高坂昌信于曆史上第一次将“武士道”開始正式提出，源自《甲陽軍鑒》，然後随之進入和平穩定的江戶時期，武士們諸多放下手中的刀，拿起了筆，開始整理武士道學說，首位将武士道論體系化的是山鹿素行，之後武士學者山本朝常和其弟子進一步體系化彙編成書用以指導幕府和各藩武士的行為道德，即《葉隐聞書》。
而在江戶時期，武士之世達到頂峰，武士的“忠”“義”在此時在展現的淋漓盡緻。此時間段的代表人物應該就是“忠臣藏四十七志士”的事迹，後來還被NHK大河劇多次翻拍成《赤穗浪士》、《元祿太平記》、《山頂的群像》、《元祿缭亂》等多部作品。四十七名浪人為自己的主公報仇，但他們最後又集體選擇切腹，完美诠釋了武士道的“忠”。
這樣的文化一直到江戶幕府末期，武士道都還在不斷地完善。
▲江戶城
到了幕府滅亡，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建立了地主資産階級的政權，确立了近代天皇制。日本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武士階層逐漸消失，但武士道精神卻保留下來。
▲明治維新前的日本武士
同年明治天皇上台，面對本國的落後，他下令改革即明治維新：經濟上，開放港口、引進技術、發展工商業，文化上，引進西學。軍事上，加強軍備，建立皇軍。政治上，組建地主資産階級的聯合專政（天皇制）。經過改革，日本國力大大加強，經濟水準迅速提高。
到19世紀末，日本己成長為一個具有擴張力的大國，西方學者如此評價：日本，一個後起之秀，它僅用半個世紀便走過了歐美國家花二個世紀去經曆的路程——自由資本主時期。其速度之快，令人驚異，走上強國之路的日本并末滿足于此。
新政府為了鞏固政權，尊神道教為國教，是為國家神道。統治階級用神道“忠君”的思想教導國民，并将效忠對象多元轉為僅效忠天皇一人，效忠天皇的思想不僅成為全體日本人的共識。而且天皇制和神道教的結合更使軍國主義思想在日本國内得到廣泛傳播，并使日本一般群眾認為日本的侵略擴張行為理所當然。而後其軍國主義教育逐漸剝去了僞裝。
▲明治維新
當局的統治者如此循序漸進的把武士道與軍人教育相結合，并把原有的忠誠改變為對外侵略的說辭，從此，古典武士道演變成了近代“軍人道”。
1890年，天皇釋出《教育敕語》，《教育敕語》中要求國民在國為“忠臣”，與此同時，“軍人道”和“神道”也達到了高度的統一。“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等“神道”信條甚至寫入了《明治憲法》的條文之中。
是以，“武士道”已經完全融入到“神道”之中。“神”借“武”力，“武”助“神”威，猶如濃烈的興奮劑，使日軍在對外侵略戰争中陷入了一種非理性的狂熱精神狀态之中。
而為了讓侵略之戰變成合理的戰争，日本于是不惜自我否定，開始了不切實際的“脫亞入歐”了。從字面上講，“脫亞入歐”意思是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已經脫胎換骨，是以不應該看作是亞洲國家，而應該視為“西洋文明之國”。
尤其是在後來日俄戰争中，日本竟然擊敗了“北極熊”俄羅斯。這一事實所顯示的軍事實力讓西方列強感到震驚、擔心和不可思議，更瘋狂的是在1934年10月出版的《國防之本義及其強化》一書宣揚國家與國民一起從屬于戰争”。
此時開始日本國民完全被武士道所奴化。這種欺騙性忠孝勇武的武士道宣傳把無數日本國民變成了對外侵略的炮灰。
▲二戰時期日軍
但是從1944年開始，日本逐漸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敗局已十分明顯，日本國民對戰争的不滿情緒日益強烈，日軍中開小差、投降和自動投誠現象開始增多，太平洋戰場上隻能靠神風特工隊來苦撐戰局，武士道逐漸失去了昔日的影響力。
甚至在中國戰場上居然有向新四軍投降後成為在華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戰士的案列。
到了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在蘇軍攻勢下，關東軍在短時間内被迅速擊潰，絕大部分繳械投降。
在蘇聯紅軍的鋼槍鐵炮轟擊之下，用武士道精神武裝的日本軍隊不堪一擊。
裕仁天皇發表“終戰诏書”，向盟軍宣布無條件投降。
1946年元旦，天皇又釋出了《國運振興之诏書》（即《人的宣言》），申明自己是人而不是神，否定了天皇的神格化和絕對性，這在動搖了武士道的存在依據和理論基礎的同時，也徹底宣告了近代武士道的結束。
隻是儒學與武士道的“孽緣”，就此了斷了嗎？